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等置问题探微

不纯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在构造上有很大不同。不作为被认为意味着“无”，而“无不能生有”，为何还要对不纯正不作为犯进行处罚呢？欲对不纯正不作为犯进行处罚。就必须解决不纯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的等置问题，即等价性问题。有些学者从因果关系角度进行论证，有些则否认这种可行性。     

不真正不作为犯与罪刑法定原则之冲突及解决

不作为犯尤其是不真正不作为犯历来是刑法理论中量刑争议的焦点,本文以义务违反标准来区分作为和不作为,并分析了不作为的行为性问题。在面对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问题时,以“保证人说”和“构成要件等值性判断标准”解决与罪刑法定中禁止类推解释原则的矛盾,阐述其可罚性问题,提倡用开放性构成要件理论解决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矛盾。     

事后不作为能否单独成立犯罪研究

从交通肇事中故意杀人切入,对基本犯罪可以引起作为义务予以证成,并对该类犯罪如何处理等价性问题进行了说明。在具体判断上,应将视野置于整个犯罪事实并加以通盘考虑,惟此才能既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又不使行为人获得刑法处断上之不当利益。     

对体育本质的思考

体育的本质是体育理论中最基本的问题，目前国内对体育本质的认识主要存在两种不同观点，即：体育本质的教育观和体育本质的社会化观。本试图从新的视角，分析体育的本质，认为体育的本质是一种“人体活动”，本质属性是“强化体能”和“非生产性”。     

创业赚钱要培养致富思维

思维方法决定行为方式，不同的行为方式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生产经营也不例外。现实中，一些人被穷困所扰，并不是其天分不济，或者是知识不够，而往往是受困于不科学的思维方法。比如在致富问题上有些人总想一蹴而就，一劳永逸；有些认为命里没财，安于现状，为懒惰开脱；有些入想致富但不愿冒风险，总是跟在别人后面走；     

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衔接之浅议

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法者所实施的行政制裁 ;刑罚处罚是人民法院对违反刑法者所实施的刑事制裁 ,这说明了违法犯罪行为和因此承受的法律责任是相一致的。但现实生活中 ,一个违法行为同时违反了行政法规范和刑法规范 ,因而构成了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的竞合。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涉及到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在方法上的衔接问题。一、合并适用原则当同一违法行为既违反了行政法规范 ,又触犯了刑律而发生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竞合时 ,应该予以合并适用。即对构成行政犯罪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司法机关除追究其刑事责任外 ,有关行政机关还可…     

英汉差异与英语写作教学

通过分析英汉语句法的差异，即英语是形合语言，汉语是意合语言；英语是主语语言，汉语是主题语言；据此归纳了学生英语习作中在句法上所犯的错误类型，从文化差异角度探讨了英汉语篇章组织上不同特点，即英语是逻辑分段，汉语是情感分段，并选取学生习作分析了英语写作中在段落划分及段落内容设置上存在的问题，强调要提高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不能只单纯纠正语法错误，还蓝须加强其对英汉文化差异敏感度的认识。     

劫持他人索债如何定性

问:张某欠李某运费2万元,李某多次向张某索要,张均以无钱为由拒不偿还。李某便将张劫持至某宾馆客房,威逼张必须偿还3万元,在张家送来3万元后才将其放回。对李某行为应如何定性?答:李某同时涉嫌非法拘禁和绑架两项罪名,择一重罪处罚,应定为绑架罪。张某与李某之间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李某使用绑架、拘禁手段索要财物超过其实际享有的债权数额的行为,不能简单地界定为绑架罪或非法拘禁罪。虽然行为人之间有合法债权的存在,犯罪人有索要合法债权的目的,如果行为人索取财物的数额明显超过其实际债权,足以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非法占有他…     

牵连犯刍议

关于牵连犯,我国刑法没有规定,但在刑法理论上承认牵连犯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它是客观存在的犯罪现象在法律上的反映。然而,刑法理论界对此并未取得共识,不同的措辞,不同的表述,反映了各派学者对牵连犯本质的不同认识。　　一、牵连犯成立的条件　　牵连犯是指行为人为实施某种犯罪,而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形态。牵连犯必须具备的条件如下：首先,牵连犯必须基于一个犯罪目的,这是构成牵连犯的主观要件。行为人为了达到某一犯罪的目的而实施犯罪行为,在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中,他们采取的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     

农村土地私有化引发的问题及管理模式浅析

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制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学者们目前有两种相仿的论断，有些学者认为解救“三农问题”就要使农村土地私有化；有些学者对此持坚决反对态度。通过从社会实践和中国国情角度出发反驳了土地私有化的观点，认为：首先是土地私有化将弱化农民集体力量加速土地的流失；其次是土地私有制带来的土地兼并会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再次是农民社会保障无处可寻，并且提出了：农村土地国有化＋管理学权变管理思想。     

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系

虽然处分行为是区分盗窃与诈骗的关键性要素，但只需认识到财物外形上的占有转移即可，因而“处分意思不要说”相对合理；三角诈骗与盗窃罪间接正犯的根本区别在于，受骗者是否具有处分他人财产的权限和地位，此应以阵营说为基础，结合社会的一般观念进行判断；盗窃罪与诈骗罪不仅可能形成想象竞合，还可能存在法条竞合，同时符合两罪构成要件时，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承认二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有助于认识错误和共犯问题的处理。     

中澳反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立法比较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反垄断法三大支柱之一，在反垄断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澳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立法不尽相同。澳大利亚与中国不同未设立市场支配地位推定制度。澳大利亚反垄断立法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采取过错责任原则，而中国适应严格责任原则。澳大利亚反垄断法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处罚幅度大于中国立法。中国反垄断法应坚持市场支配地位推定制度及严格责任原则、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加大处罚力度并规定刑事责任。     

艺术:为科学研究插上想象的翅膀──论艺术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艺术和科学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艺术给科学研究插上想象的翅膀，从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科学对美的追求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创造性源泉；艺术思维对科学思维具有启迪作用：它有助于扩展科学思维的领域、营造自由和谐的创造性思维情境、促进科学思维中的形象重组形成概念、进行类比和联想建立科学理论模型等。     

对意识本质的传统观点的异议

传统观点认为,意识的本质在于它是人脑的机能或属性,它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反映。但我认为,这样的表述混淆了意识和意识活动这两个概念,同时也必然造成意识的其他有关问题上的混乱,因而关于意识本质的传统观点是不科学、不准确的。本文旨在分析关于意识本质的传统观点的错误,准确地阐明意识的本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科学、更加严密。     

从发展目标来谈“协调发展”理论，

国内外研究协调发展的学者和专家非常多，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来研究协调发展的问题，但研究结果却非常不同，有些学者对同一经济现象的研究结果甚至是相悖的。例如，有些学者认为我国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问题，已达到了让社会经济无法忍受的地步，必须加以调节；     

河西地区地膜洋葱不同收获期、收获方式对产量影响初探

地膜洋葱在不同的收获期，采取不同的收获方式对产量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针对目前生产上存在的这一问题开展了试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收获期、同一收获方式情况下，以洋葱全部倒秧、叶片匍匐、枯黄为适宜的收获期，洋葱产量较高；同一收获期、不同收获方式情况下，以当地的习惯收获方式（剪叶后直接装网袋）为佳，产量较高。     

林业技术推广供需双重不足的原因探析

运用商品供需关系分析的方法，研究林业技术在研发、推广和应用3个不同环节上主体分离情况下的工作状况。认为客观上存在着技术的供需关系及供需连接应遵循商品交换的原则，强调由于不重视林业技术供需交换原则，引起①研发环节的盲目开发和有效技术供给的不足；②在应用环节中推广资金循环中断，技术推动产业化低下，反过来又制约了技术需求的增长；③推广环节激励错位，技术中介效率低下。因此林业技术的商品属性不明确是引起技术供给不足和需求不足并存的真正原因。参10     

江西省农民增收问题研究

江西省农民增收问题是全国农民增收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了解江西省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的现状，给全国农民增收问题研究提供一个个案参考，本文对江西省农民增收问题研究最新动态进行了综合总结，得出了五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一是对农民增收问题本质内含的认识；二是计量农民增收指标的分析，主要针对指标分类和其局限性；三是农民增收的阶段划分，包括江西省农民增收阶段和全国农民增收阶段两个层次；四是阐述有关政府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提出的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五是综述了有关政府部门和理论界对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江西政府各部门和理论界对农民增收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笔者期望这些研究成果能够为有关决策部门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理论联系实际是实践“三个代表”思想的关键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关键在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实践“三个代表”的思想，必须研究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必须坚持发展、创新观点，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自觉改造主观世界，提高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     

论不能犯与未遂犯的界限

不能犯理论在刑法学界存在很大争议,在学术上形成了众家观点,尤其以德日纯粹主观说、具体危险说、抽象危险说、客观危险说为代表,他们所谓的不能犯不是未遂犯的一种,不具有可罚性。但是我国所谓的不能犯和德日不能犯是两个概念,确切地说,应定义为不能未遂犯。我国是以实行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性"为依据来认定未遂犯,又以实行行为是否具有实现犯罪的"现实可能性"为标准把未遂犯分为能犯未遂和不能犯未遂(不能未遂犯)。本文中把实行行为既没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性",又没有实现犯罪的"现实可能性"认定为不可罚的不能犯,和德日两国的不能犯是不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