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中的国家遭遇:一个文化的视角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讨论,不能从想象中的国家概念出发进行一系列理论的推演,而首先应当进入到国家与民间社会碰撞的具体场域中去真正地理解“国家”。事实上,在乡土社会中,国家权力并非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而是弥散在乡村文化之中。一方面,乡村社会的文化规则建构了权力运行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在实践状态中又在不断地从地方文化规则中寻求价值援引和意义象征。而这种权力实践又因为权力客体的能动作用则进一步凸显出地方文化和国家权力运行之间互动、交融的复杂格局。也正是在这一对国家和民间社会本体论的重新认识为我们理解民族国家在现实乡村社会中的真实存在提供了可能。     

梁漱溟的乡村权力监督方案及其启示

在近代中国国家政权建设进程中，如何有效地监督乡村权力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梁漱溟指出，国民政府依西方"箝制与均衡原理"，试图增设监察委员会以监督乡村权力的路只会"越走越窄"，而邹平实验则是本民族精神通过"中西具体事实之沟通调和"，完成重建新社会组织构造的乡村建设任务。借助于村学和乡学这一独特的组织体系，梁漱溟主张，以学长直接发挥监督教训作用，确立乡村民众作为乡村权力监督主体，并循"义"、遵"礼"实施监督教训，最终由新型乡村组织的构造与运转，实现对乡村权力的有效监督。当前，在国家资源的大量下乡同时伴随着监督下乡，然监督下乡常使上下级政府陷入"互相卸责"的怪圈，梁漱溟的方案至少能够在审思监督目的、发挥民众及"新乡贤"监督和盘活乡村组织等方面继续予我们以启示。     

乡村治理体系视域下村规民约的困境及路径探析

村规民约厚植于中华优秀农耕文化,是村民用来约束自身言行的自治性规范,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发挥着维护乡村社会秩序、提高村民思想道德水平及法治意识的积极作用,有利于提高村民文化自信,健全完善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当前乡村治理体系视域下的村规民约面临一系列挑战和难题,如村规民约产生的社会基础不断消解、内容和规范性不足、道德引领作用减弱、村规民约落地情况监督力度不足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推动村规民约的建设,应当使其不断地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保障村民自治权利,弥补法律的不足,使村规民约与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相契合,发挥村规民约道德教化的作用,提高村民的道德水平、增强法治观念,使村规民约实现新时代转型,推动乡村有效治理。     

现代转型视域下村规民约发展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村规民约是深化村民自治的重要载体,对于践行基层民主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意义重大。但传统的村规民约在与现代社会融合的过程中暴露出诸多弊端,需要完成现代转型才能成为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一环。在转型过程中,村规民约的功能逐渐式微,主要体现在村规民约的制定主体缺失、作用机制搁浅以及监督机制不健全,导致村规民约的体制机制在一些地方基本处于瘫痪状态。究其原因,发现现代转型中村规民约的实施基础、制定依据和价值目标与传统村规民约相比发生了改变。鉴于此,结合村规民约现实困境产生的原因,认为应当增强村民主体意识,促进村规民约制定程序的合法化;塑造乡村社会法治文明,推动村规民约本质属性回归;推动全方位监管,强化村规民约内外监督机制,以此推动村规民约实现现代转型。     

国家与社会中的乡村治理论析

本文尝试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分析乡村社会的治理.文章认为,1949年以前,传统乡村社会是国家“无为而治“;1949年解放后,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步步逼近,乡村社会处处渗透着国家的权力.虽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复杂多元的,但在互动过程中,国家始终是主体,社会只是在国家“有为而治“的权力渗透中不断被动应对.     

乡村善治:内涵、演进及特征——对乡村善治逻辑的中国特色刍议

走乡村善治之路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善治体现的是以治成善或善之治,是基于人的好生活而对治理秩序的美好愿景及其实践活动,因而它成为乡村社会秩序的目标与价值基础。随着国家意识的确立进而有了国家对乡村的整合,乡村善治实现了乡土善治到国家善政,再到现代社会的善治过渡,并在国家及现代化意义上不断获得新的诠释、演进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国家及现代化、公共利益及其多主体参与等方面的善治特征。国家现代化由此成为乡村善治的逻辑起点。     

社会变迁进程中的乡土文化转型与调适——以陕西袁家村为例

在快速的社会变迁中,传统农村社会为改变自身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劣势地位,试图通过乡土文化转型重建社会共识。乡土文化转型中的自我否定、自我创生、自我发展与现代农村社会变迁之间的调适过程,同时也是农村社会在传统与现代的耦合中快速解构与再建构的过程。在"场域—惯习"理论指导下,建立乡村场域—社会关系—资本—惯习—实践的分析框架,讨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袁家村乡土文化转型的具体机制及具有历时性特征的主体实践, 展现了在以新乡土文化为基础的村庄变迁中,乡土文化通过"学习服从—学习团结—学习自主—学习多样—包容多样"的内生发展实现了与乡村社会的双向互构,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的过程。     

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村规民约建设的困境与策略研究

村规民约建设作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手段,却陷入功能显著、问题显然的困境。研究结果表明,当下村规民约建设具有整合国家意志与乡土意志、优化基层民主与村民行为、承替优秀传统理念与现代理念、完善治理工具与治理体系等4个功能,但是在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村规民约建设面临“上墙标语”下的虚置化,“显隐条纹”下的新旧之争,“独角戏文”下的“孤立化”困境。对此,在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村规民约建设应重视执行、重视协商、重视衔接,以此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浅析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现实与未来

传统中国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皆依靠自治。乡土社会孕育的村规民约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依据。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村规民约处于被废置的状态。改革开放之后,村规民约逐渐被恢复。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传统的村规民约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必须"因村制宜",制定适合本村实际的村规民约并监督执行,引导村规民约健康良性发展,使村规民约成为推进村民自治的重要载体,助力乡村治理,建设美丽乡村。     

乡村自媒体对乡村想象的建构——以李子柒自媒体为例

近年来，乡村自媒体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其中李子柒自媒体建构的山水田园引发社会强烈关注。李子柒自媒体以乡村想象的叙事结构重建了乡村话语空间，不仅挖掘出想象的主体为"新农人"和现代化用户，以用户内在需求和新农人的"乡村印象"再造了具有乡土性、古朴性和现代性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图景，还巧借多维矩阵式渠道、粉丝社群协同运营以及大众传播的情感共鸣三重场域，重新焕发了乡村活力，推动了乡村文化振兴。     

论村规民约的监督

村规民约是一种存在于乡村社会中的行为规范,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村规民约进行监督具有保障村规民约的合法性、预防、纠错以及增效的作用。目前村规民约监督还存在监督意识淡薄,缺乏监督依据、监督主体不明确和监督措施不力的问题。针对村规民约的监督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应通过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多种途径,采取严格备案审查、消除不合法的村规民约和加强判决审查等方式监督村规民约,做到既有效监督,又不至于干涉村民自治。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内生型乡村治理逻辑——基于安徽省S村合作社的个案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乡村治理建设模式的探索经历了多个阶段，虽然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政策侧重点存在差异，但从政策内容的演变过程来看，存在“多方参与共治”的发展趋势。S村在历史契机和各方因素的推动下，形成了乡村精英、农村合作社、村民主体多方参与的治理格局，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治理逻辑是乡村精英通过合作社来激发和凝聚乡村的内生动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社会资本的积累。这些社会资本一经产生便直接再投入到整个治理过程中去，促进村庄治理，形成循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合作社也可以形成良好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     

农民和政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特征及作用研究

阐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体的内涵、农民和政府的双重主体特征,指出社会主体应该是持有公共权力的国家,自然主体或实践主体则是在农村生产生活即支撑农村社会存在的农民。论述了新农村建设中双主体地位,其中政府是新农村建设中公共权力领域行使公权的主体,农民是新农村非公共权利领域行使私权的主体。概括和梳理了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和政府双重主体的作用,剖析了政府和农民双重主体作用的关系：政府主导农村发展,在农村公共权力领域、社会大环境建设中,政府起主导和主体作用,农民是主要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农村非公共权力领域的建设中,农民发挥主体作用,政府起引导和服务作用,政府和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协调一致,共同发挥作用,是建设好新农村的重要前提和保障。针对政府在履行新农村建设职责过程中存在着行政观念落后和农民在执行和推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着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提出了转变观念、转变工作作风和发挥组织优势三大对策。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研究

在分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含义的基础上,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一定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包括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5个方面。建设良好的农村人居环境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前提,发展乡村经济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加强文化建设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精神动力。     

乡村振兴视野下村规民约的落实机制研究

《乡村振兴促进法》充分肯定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并对其具体内涵作出明确。由于村庄治权弱化、自觉发展动力不足、村规民约在实践中缺少有效的激励与惩处措施等原因,致使村规民约实效减损。基于法治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村规民约价值的有效发挥必须赋予制定主体合法、有效的治权,其核心在于基层自治与法治规范的平衡与协调,并在此基础上调动乡村的自主性、主动性发展能力。在乡村振兴视野下检视村规民约的发展,必须坚守法治底线,推动德治体系融入法治建设之中,探索建立合法有效的落实执行机制,以促进村规民约效用的有效发挥。     

村庄权力结构与乡村政治精英的形成——陕西关中2村调查

主要考察了村庄权力结构与乡村精英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分别从"模化"的权力结构、乡镇政府的权力介入以及普通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3方面分析了其对乡村政治精英形成的影响。     

电子商务与农村权力结构嬗变下的农村社会发展

权力具有引领社会变革与发展、整合社会资源的力量。新兴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掌握新兴技术手段的社会精英也必然掌握新的权力。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电子商务的兴起,掌握新兴技术的社会精英回乡创业日渐增多,形成了新的权威主体。由此,新的权威参与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建设中来,分享了传统农村社会权力,改变了传统权力结构,也为农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广东农村民间花文化特点与启示

通过对广东农村民间花文化的调查分析,花卉除了与广东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息息相关外,更为重要的是花卉在现代农村社会交流中已经融入民间的精神世界而成为表情达意的沟通媒介.建议在广东文化强省战略实施中进一步提升农村消费者群体的文化素养,宣传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节假日,挖掘民间质朴的良俗与信仰,从而为广东花卉产业的新发展增添不可替代的文化动力.     

论传统乡村秩序和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系的冲突与融合

转型中的农村社会,乡村秩序发生变化,传统亲缘关系与现代社会关系并存,传统礼俗与理性并存。但是以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乡规民约为规范的乡村秩序,在农村社会仍然发挥重要作用。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系作为一种制度建构,对于变迁的农村社会具有一种“嵌入性”特征。传统乡村秩序与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系,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建构现代农村管理体系,必须以农村社会的现有乡村秩序为基础,才能实现有效的农村社会管理。     

山地丘陵区空心村整治工程实践

空心村是快速城镇化和人口非农化导致的农村地域系统退化现象,造成了农村土地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利用,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推动解决空心村土地利用率低的问题,以蔡袋村空心村整治示范工程为例,在详细调查该区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状况、土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上,建立空心村整治示范点,经过废旧房屋拆除及材料处理、土地平整、农田水利、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等过程,土地有效利用面积增加了14.34 hm2,初步形成了由上述过程有机构成的山地丘陵区空心村整治工程技术,以期为进一步研究山地丘陵区空心村整治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