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收运费用与支付意愿研究——基于全国五省的调查

为探讨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收费制度是否可以成为解决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资金不足的一种方式,利用2014年全国5个省份典型调查数据,在分析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资金使用现状的同时,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缴费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地区生活垃圾收运的实际费用大约为23.21元/(月·人),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收运费的支付意愿约为6.50元/(月·户)。两者之间的差距说明,参照农村居民支付意愿收取垃圾费,难以解决生活垃圾收运资金短缺的问题。然而,农村居民对垃圾收运服务的支付意愿是存在的,居民的年龄、文化程度、干部身份和对自身健康程度评价是影响支付意愿的显著因素。目前,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开始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这种资金筹集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处理资金缺口,但仍需政府的支持和社会资金的引入。     

城乡居民对耕地非市场价值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

研究影响城乡居民对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支付意愿的因素对于完善耕地保护政策,切实维护耕地保护微观主体利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根据在辽宁葫芦岛市调研的155个有效样本数据,结合CVM理论,运用Pearson相关系数和多元回归模型从城乡居民支付意愿视角对影响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城镇居民支付意愿的因素主要有年龄、家庭年收入、文化程度和对耕地利用外部性的认可程度;影响农村居民的支付意愿的因素主要有家庭收入水平、家庭人口数、文化程度、是否为村干部和家庭年农业收入;城乡居民的共同影响因素主要有年龄、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数和文化程度.     

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为例

"垃圾围村"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与环境质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巨大阻力。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设计调查问卷,以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农村居民为调查对象,运用Logistic回归与主成分分析法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40.35%的农户有主动支付意愿,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年平均70.47元/户的费用;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因素依次为年龄、健康状况、环保理念宣传、政策监督、文化程度和工作类别,且均与支付意愿正相关,其中年龄和健康状况影响最大,环保理念宣传和政策监督次之,文化程度和工作类别最小。     

农村居民城镇化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皖南X区的调查

基于对安徽省宣城市X区的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居民城镇化的意愿,进而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农村居民城镇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居民迁居城镇、城镇就业、流转承包地的意愿都比较高,但宅基地流转的意愿较低。农村居民的城镇化意愿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家庭子女数量和对城镇的认知对城镇化的各项意愿均有影响,此外,年龄、家庭年收入、对农村社区的认同感对农村居民的城镇迁居意愿有显著影响,性别、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耕地面积对农村居民的土地流转意愿有显著影响。文化程度、职业、非农经历、与城镇亲戚关系对农村居民城镇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的耕地非市场价值:以河南省偃师县为例

为耕地非市场价值纳入资源配置决策提供实证支持,在河南省偃师县共发放问卷250份,其中县城居民问卷100份,农村居民问卷150份,利用条件价值法研究耕地的非市场价值及城乡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偃师县耕地非市场价值为53 988.73万元,单价为1.03万元/hm2;有71.87%的县城居民和75.35%的农村居民愿意为耕地非市场价值付费,支付意愿分别为238.83元/(户.年)和115.08元/(户.年);家庭年收入水平、对耕地的感情、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是影响城乡居民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     

农村水污染治理长效参与机制——以南京市郊区为例

农村水环境治理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治理主体主要为国家和当地政府,农村居民作为末端治理主体,缺乏对水污染治理全过程的参与和管理.通过调查南京市郊区农村居民参与水污染治理情况,以水污染治理认知为中介变量,农业总收入为调节变量,构建中介调节效应模型,聚焦政策宣传对农村水污染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机制,得出以下结论:政策宣传、水污染治理认知与农村水污染治理支付意愿彼此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水污染治理认知在农村政策宣传对水污染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政府宣传水污染治理政策的过程中,农户的水污染治理认知程度越高,越愿意为水污染治理付费;农业总收入在政策宣传对水污染治理支付意愿的作用机制中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研究丰富及完善了农村水污染治理支付意愿的作用路径,有助于农村水污染治理长效参与机制的形成.     

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电子支付平台使用意愿的影响研究

随着电子支付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互联网在农村的渗透,农村逐渐成为电子支付的"新蓝海",基于户籍制度所造成的传统"熟人社会"特征,邻里效应将会对农村居民电子支付平台使用意愿产生影响。从邻里效应的作用机制出发,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总结出对农村居民电子支付平台使用意愿发生影响的主要有社会互动机制、环境机制,并从发挥邻里效应积极作用的角度提出建议,从而进一步完善农村电子支付平台建设,优化农村消费环境。     

个人特征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河南省464位农村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河南省464名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意愿调查数据,选取最高学历、性别、年龄、外出务工经历、家庭人均收入、上网频次、参保状况作为自变量,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意愿作为因变量,构建逐步回归模型,分析个人特征对农村居民旅游意愿的影响及作用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最高学历、外出务工经历、家庭人均收入、上网频次、参保状况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性别、年龄无明显影响,据此提出提高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意愿的建议。     

基于条件价值法的耕地非市场价值评估——以安徽省合肥市为例

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耕地资源征收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造成耕地资源数量的无效损失以及农民基本生活保障问题,重要原因是对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忽视。因此,文章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以及Totit和Double Hurder计量模型,深入研究了安徽省合肥市耕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分析影响城乡居民耕地非市场价值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出,安徽省合肥市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耕地非市场价值的平均支付意愿分别为590.57元/(人·年)和386.91元/(人·年),耕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为8364534.98万元,单位耕地面积的非市场价值为14.97万元·hm^-2。研究发现,影响城市居民付费意愿的主要因素是年龄,影响农村居民付费意愿的主要因素是耕地面积、家庭年收入、对耕地的感情,同时,影响城市居民支付金额的主要因素是年龄、最高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影响农村居民支付金额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家庭年收入。通过研究,期待为耕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完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内容。本文以福建省九地市的458户微观数据为例,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受访农户中有92.36%愿意支付生活垃圾治理的相关费用;环保认知和生活垃圾清理频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受教育程度和到垃圾囤放点的距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年龄、家庭人口数和对村委会的评价负向影响支付意愿。鉴于此,可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和健全监督制度来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     

消费者对农产品电子商务支付意愿的研究

为研究消费者对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支付意愿,基于问卷调查的方式,构建7个变量和消费者个人特征因素,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各因素对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产品质量、信息安全、售后服务、便利高效4个变量与消费者支付意愿有正向显著关系,支付风险与消费者支付意愿有负向显著关系,网站设计和低价享受对消费者支付意愿并没有很强的影响;个人特征因素中受教育程度与月收入对支付意愿有影响,性别与年龄对支付意愿没有明显影响。     

山东省农村居民借贷意愿Logit模型分析

本文利用山东省潍坊市、临沂市、济宁市农村居民的327份调查问卷,通过构建Logit模型,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对借贷政策的认知三个方面对影响农村居民借贷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等因素对其借贷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农村居民家庭人口数、全家日常生活消费支出以及农村居民对现行农村信贷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借贷意愿有显著性正向影响。     

农村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湖南省112户农村居民的调查,运用Probit模型对农村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我国有超半数以上的农村居民不愿意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在农村地区还未充分发挥其保障作用。农村居民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纯收入、对商业养老保险的了解程度、对养儿防老的态度、政府宣传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程度等对农村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意愿有显著影响。     

洱海流域上游农户环保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洱海是云南滇西母亲湖,是周围百姓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洱海流域源头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行为对洱海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实地调研数据,运用条件价值法探讨了洱海流域源头3个镇农户对洱海环境保护的支付意愿,并通过EViews软件建立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当地农户环境保护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洱海流域源头农户对环境保护的支付意愿介于106.69~131.72元/(年·户),而是否愿意为改善环境减少农药化肥使用和对于当地环境污染状况及危害的认知程度是影响其环境保护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为科学制定合理、有效、可操作的洱海流域环境保护经济政策提供了决策支持。     

无人电动施药直升机支付意愿研究

基于4次全国和地方性展会调研数据,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对无人驾驶电动施药直升机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范围内的农户人均支付意愿为3.65万元;农户性别、年龄、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耕地规模、政府是否将无人电动施药直升机纳入农机购置补贴目录、保险公司是否对无人电动施药直升机外实施意外保险等因素对农户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耕地规模对农户支付意愿的影响程度比家庭收入和年龄要大,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边际效应大于初中文化程度。     

农户分化对农村居民集中居住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浙江、江西、安徽三省的调研数据

为破解因农户分化引发的农村居民集中居住意愿的影响,以长江中下游部分省份农村地区的222份实地调查样本为例,采用社会分化理论、行为决策理论以及认知行为理论构建了农户分化对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影响的研究框架,并开展了相关的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具有一定的集中居住意愿基础,且集中居住意愿与其分化程度存在明显的相关性。（2）农户的收入结构分化对其集中居住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收入水平分化对其影响不显著。（3）农户认知变量在农户分化对农村居民集中居住意愿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基于此结论,提出应从尊重农民权益、提升政策合理性与透明性、促进农民增收以及增加农民非农收入等角度制定相关政策建议。     

农村居民个体特征对其就地城镇化意愿的影响——基于安徽省的调查

对农村居民就地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有利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顺利推进。以安徽省内乡镇为研究对象,选取相关人口个体特征变量,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村居民就地城镇化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女性、受教育程度为小学或初中、年轻人或老年人、收入水平中等、非务农的农村居民具有较强的就地城镇化意愿,而婚姻状况对就地城镇化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加速推进农村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对策建议。     

公众参与生态功能区建设的支付意愿评价模型构建——以东北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例

以公众对东北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的支付意愿作为研究对象,应用多层线性模型原理,构建了支付意愿的评价模型,分析不同因素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行政区划内的公众支付意愿差异极其显著(P<0.01);公众支付意愿的95.43%取决于公众的主观意愿、10.75%取决于月均收入、7.30%取决于受教育程度、7.28%取决于居住地、2.72%取决于年龄;公众支付意愿中,还有32.25%来源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公众对生态功能区建设的主观意愿交互作用、8.43%来源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年龄的交互作用。说明,公众对生态功能区建设的支付意愿,受其主观意愿及其自身社会经济特征影响的同时,还受其所在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相关支付意愿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所在行政区划的经济环境指标纳入其中。     

广东省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标识的认知及支付意愿

农产品标识是传播农产品信息的有效途径,能够消除农产品信息不对称现象。广东省于2009年率先在我国颁布实施了农产品标识市场准入制度,因而其消费者具有较好的认知基础。通过对广州、湛江、东莞和惠州4市消费者进行实地调研,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重点研究消费者对农产品标识的认识水平以及影响其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加贴标识农产品的认知水平和支付意愿具有正相关性,即认识水平低,支付意愿也低;另外,年龄、收入、文化程度、支付能力和农产品价格也是影响消费者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其中,农产品价格与支付意愿负相关,其他影响因素与支付意愿正相关。     

新乡市民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认知与支付意愿特征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在研究新乡市民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认知特征的基础上,对市民购买安全食品的支付意愿概况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大部分消费者都认为食品安全问题很严峻,对身体健康有重要影响,并且也表现出一定的支付意愿,愿意为安全的食品支付更多的费用,但是支付意愿的程度因教育、收入等因素的影响有较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