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耕地“非粮化”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耕地"非粮化"现象日益普遍,主要表现为:经济作物用地增加、粮食生产用地减少;产业融合发展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土地撂荒闲置或用于"非农"建设。耕地"非粮化"原因多样,生产者层面包括粮食作物收益较低、土地流转租金逐步提高、农民从事"非农"行业机会增多;消费者层面包括饮食结构变化、休闲需求增强;政府层面包括执行政策的认知偏差、法律制度不够健全、补贴政策有待优化。建议采取以下对策防止耕地"非粮化":优化补贴政策,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严格耕地管理,优化粮食生产条件;完善产业链条,提高粮食种植收益;树立科学理念,增强耕地保护意识;压实主体责任,加大违规处罚力度。     

耕地流转“非粮化”的形成原因与化解对策 ——基于国家粮食安全视角

随着土地流转范围的不断扩大,耕地流转"非粮化"现象将对国家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从浙江、河北和河南3省的耕地流转"非粮化"现状出发,系统梳理耕地流转"非粮化"现象形成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该现象的化解方法。结果表明,耕地流转"非粮化"的形成有经济诱因、认识诱因两大内部诱因以及政策因素、法律因素和监管因素三大外部因素,提出提高收益、强化认识、完善政策、细化立法和加强监督等耕地流转"非粮化"化解对策。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

近年来,我国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区域布局趋于合理,粮食生产连年丰收,有力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坚实支撑.与此同时,部分地区也出现耕地“非粮化”倾向,一些地方把农业结构调整简单理解为压减粮食生产,一些经营主体违规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树挖塘,一些工商资本大规模流转耕地改种非粮作物等,这些问题如果任其发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瓶颈问题及盈利模式分析 ——基于湖南乡村经济长期定位观察点(村)的调研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文章通过实地入户调研,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业发展特征、规模经营情况、经营主体科技文化素质和盈利水平等角度入手,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中存在土地流转不畅、生产成本过高、基础设施老化、生产技术欠缺、经营风险过大、产业集中度低等问题,并总结出了5种盈利模式,如节本增效盈利模式、品牌溢价盈利模式、精品增值盈利模式等,提出了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技术供给和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等促进湖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相关建议。     

基于4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差异分析——基于陕西省7县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调查

通过对陕西省7县1 200名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职业技能培训现状需求及原因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农业经营主体的受教育程度、产业发展需求定位、年龄因素以及以往参加培训经历对其参加农业职业技能培训有显著影响。从改善教育培训供给侧的角度来看,从培训目标定位、课程内容选取、师资遴选、组织形式等方面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以期进一步提高4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指向性,激发内生动力,助推高质量发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模式的选择与优化 ——基于粮食安全和吸纳劳动力视角的经济学分析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逐渐显现出无法同时兼顾粮食安全与农民就业的困境,克服该困境能有效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基于粮食安全和吸纳劳动力视角,通过经济学分析构建了对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分类的方法,分析不同类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行为选择特征,探讨在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同时兼顾粮食安全与农民就业目标的策略。研究表明,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只有大中型家庭农场和种粮大户具有稳定的粮食种植倾向,新型农业主体在与农产品要素相结合时对农村劳动力具有显著的吸纳作用,建设销售型合作社可有效提高粮食种植的经营稳定性。合理对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区分管理,是摆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困境的关键,也是有效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同时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因此,提出扶持适度规模家庭农场与种粮大户,严格限制下乡工商资本的经营范围,鼓励农户成立农产品销售型合作社。     

基于县域尺度的耕地“非粮化”时空分异及驱动机制研究 ——以湖南省为例

湖南省耕地“非粮化”现象日趋凸显,揭示其时空分异特征及驱动机制、提出“非粮化”缓释策略,对当地农业经济发展及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3—2020年湖南省地理空间属性数据,运用综合评价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以及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从县域尺度探析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格局及驱动机理,并提出缓释策略。结果表明：1）湖南省耕地“非粮化”水平整体波动上升,粮食安全情势不容乐观。2007—2017年耕地“非粮化”水平较前一阶段小幅度下降,2018—2020年耕地“非粮化”水平增幅明显;2）县域耕地“非粮化”水平空间差异特征明显,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分布格局,并在年际间表现出由四周向中部聚集的态势,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效应,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于凤凰县、泸溪县、麻阳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等地;3）粮食单产为耕地“非粮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地势起伏度的驱动程度最低,二者交互驱动力对“非粮化”的解释度达93.2%。基于此,未来湖南省应开展差异化的区域“非粮化”管控对策、提高粮食产出水平、增加农民经济收益,以针对性地缓解耕地“非粮化”趋势。     

“趋粮化”还是“非粮化”：基于县域单元的江苏省农业种植结构时空分析

以1990—2019年的农业统计数据为数据源,采用空间数据分析法与数理统计分析法,探讨30年来江苏省农作物种植结构的时空分布及“非粮化”状况。结果表明,江苏省农作物种植面积近30年内不断下降,全省经济作物总播种面积在农作物总面积中的比重呈快速缩减趋势;苏北地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保持逐渐增长态势,苏南地区“非粮化”趋势明显;小麦逐渐代替水稻成为江苏省播种面积最广的粮食作物,苏南地区水稻种植近10年来向苏中、苏北地区转移,玉米在南通市种植最广,大豆全省播种水平持续较低。江苏省种植类型逐渐多元化,已形成多类作物组合种植;粮食安全状况向好转变。     

比较收益、财政支农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

在种粮经济收益和粮食战略功能矛盾冲突下,分析种粮比较收益和财政支农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对提出“非粮化”治理策略、稳定国内粮食供给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9—2021年全国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发现：1)2009—2021年我国耕地“非粮化”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呈现“高-高、低-低”聚集区两极分布;2)种粮比较收益能够抑制耕地“非粮化”,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3)财政支农对耕地“非粮化”的抑制作用具有双重门槛特征,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对此,建议建立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在“生产端”保障种粮主体利益;结合区域种粮比较收益,合理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监管制度,促进种粮利益补偿机制建设。     

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生命线——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解读《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

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日前,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就《意见》出台的背景、有关要求、如何贯彻落实等问题,接受记者专访. 问:请您介绍一下《意见》出台的背景和重要意义. 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近年我国农业结构不断优化...     

中部地区农业经营主体收入的差异分析 ——基于SPSS聚类、主成分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

为更好地为提升中部地区农业经营主体收入提供参考依据,采用SPSS聚类、主成分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农业经营主体收入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地区聚类分为3类,湖北省为农业经营主体高收入类型,安徽、湖南、江西、河南4省份农业经营主体聚在中收入类群,山西农业经营主体收入最低.3个代表省份的主成分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结果有较大差异,主成分特征向量和指标影响力排序是制定农业经营主体增收政策的重要参考和依据.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息需求及付费意愿实证分析——基于全国8省(市、区)的调查

基于河北省等全国8省(市、区)805份调查问卷,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当前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息需求、获取与支付意愿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8省(市、区)新型经营主体信息需求与获取数据进行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等方法对新型经营主体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息需求与获取均呈多元化特征,需求与获取相对一致,对农业政策、农业技术、产品价格类信息需求与获取较多,信息获取意识不强,不同类型、不同产业规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取意识不同,信息获取途径较多,以现代化获取工具为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信息的支付意愿受产业规模、信息获取意识、是否有过农业信息付费行为等因素影响,最后从信息获取能力、信息有效供给渠道、信息平台内容与信任提升等角度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