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自治州水资源利用效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

基于2003~2016年湘西自治州的相关统计数据,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全面分析经济与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交互作用,并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定性地分析了其水资源利用效率与经济的关联状况以及耦合协调状况,结果表明:(1)湘西自治州水资源利用效率与经济整体关联度系数均在0.5以上,这14年间湘西自治州水资源利用效率与经济的关联性较强;(2)在耦合协调度方面,时间呈波动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3~2005年)耦合协调度波动起伏大,第二阶段(2006~2009年)总体趋势平稳,第三阶段(2010~2016年)呈上升趋势;(3)湘西自治州空间差异明显,古丈县、保靖县处于低水平阶段,泸溪县、花垣县、永顺县、龙山县、凤凰县、吉首市处于拮抗阶段。     

长沙城市化与水资源环境交互耦合关系与时序变化研究

通过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探索了长沙城市化水平与水资源环境的耦合关系。通过创建城市化系统和水资源环境系统的综合指标体系,对长沙市2000~2014年间的城市化与水资源环境水平进行了量化评估,探究了其时序变化规律和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2014年长沙市水资源环境和城市化综合水平均呈增长趋势,长沙城市化和水资源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在0.70757~0.949998之间,达到优质协调发展水平。     

济南市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发展研究

利用2005～2016年济南市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采用功效函数法对选取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利用变异系数法确定了指标权重,计算了土地利用的各个子效益及综合效益,构建了土地利用协调度模型分析土地利用效益的协调发展度。研究结果表明:济南市土地利用三大效益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经济效益增长的速度与幅度高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增长速度,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达到较高水平,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度也呈逐年上升趋势,济南市土地利用越来越合理,土地利用效益不断提高。该结果对于研究济南市土地利用结构合理调整、实现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与持续利用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性分析——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为例

为了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通过重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应用TOPISIS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2009～2018年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时空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1)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在波动中上升,市际差异显著;(2)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水平不断提升,各市从勉强与初级协调优化为中级与良好协调(各占50%),其类型呈分散布局演变为集中排列的地理特征;(3)多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同步于生态文明建设,部分城市在两者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因此,提出推动城市低效用地二次开发、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开展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是促进两者高质量协调发展的必要选择。     

湖南长江经济带产业水资源利用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机制研究

通过灰色关联度和耦合协调模型,分析探讨了湖南长江经济带产业水资源利用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机制,得出以下结论:①岳阳沿江地区产业水资源利用与城镇化两系统各指标间的关联度均在0.6以上,属于中等及以上关联。②岳阳沿江地区产业水资源利用综合水平在波动中下降,城镇化综合水平总体呈现线性上升趋势,两者呈现反向发展态势。③岳阳沿江地区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曲线呈现倒“U”型,由勉强协调发展类城镇化滞后型发展为中级协调发展类产业水资源利用滞后型。④2017年岳阳沿江地区各县市区呈现中级协调产业水资源利用滞后型、良好协调产业水资源利用滞后型两种类型。     

“3S”技术支持下的成都市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LUCC）研究

以LUCC理论为出发点,应用＂3S＂技术,建立土地利用变化数据库,并运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了成都市2000-2005年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建设用地动态度最大,土地利用转移方向表现为大面积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政策、人口和经济为城市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其中,城市化水平对GDP贡献较大,而经济非农化率贡献较小。     

湖南长江经济带人水关系协调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机制研究

指出了中国已经步入了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时代,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位于长江沿岸的湖南长江经济带,其人文和水环境的协调度与新型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以湖南长江经济带的岳阳沿江地区为研究区域,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建立了评价人水关系协调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指标体系,再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了2008～2017岳阳沿江地区人水关系协调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机制。     

在RS、GIS支持下对城市化土地资源利用与环境变化动态进行监测与评价

应用RS和GIS等资料获取的信息,对福州市区35年来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与环境变化进行动态监测。通过建立动态分析数学模型,进行动态分析与评价。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段内福州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明显,土地利用空间变化较大,交通建设用地增幅最大,而农业用地面积、未利用土地面积减幅最大;福州市区环境质量总体状况良好,但城市污水处理率、环境噪声达标率离标准值都有一定的差距。     

基于TM影像的昆明市区土地利用遥感动态监测

以云南省昆明市区为例,基于1992年、2000年和2013年3期LANDSAT卫星遥感数据。首先利用NDVI分出植被区和非植被区,然后在此基础上利用最大释然法分类,得出3个时期的土地利用分类图。根据3个土地利用分类图,对1992—2013年土地动态变化进行分析,得到昆明市区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结果表明,1992—2013年昆明市区土地利用变化最大的是人工用地和未利用土地,增加的人工用地主要是由未利用土地转化而成的,这主要是城市化的结果。     

南昌市城市化进程与城市林业发展协调性分析

构建了南昌市城市化与城市林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计算两者的综合发展指数,并运用模糊数学的隶属度模型计算了南昌市城市化与城市林业发展的协调度。结果表明:1)2002—2012年,南昌市城市化呈快速发展趋势,城市林业的发展可以分为较快发展(2002—2007年)、平缓稳定发展(2007—2009年)、快速发展(2009—2012年)三个阶段;2)城市化与城市林业的发展状态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城市化略滞后于城市林业阶段(2002—2005年,2010—2012年)、城市化与城市林业波动发展阶段(2005—2007年)、城市林业滞后于城市化阶段(2007—2009年);3)南昌市城市化与城市林业协调度总的为优良协调,协调度较高,城市化与城市林业的发展速度比较一致,但城市林业质量是否符合了城市化水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喀斯特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生态效益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以杠寨小流域为例

以杠寨小流域为例,采用标准差系数法,从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改良土壤、固碳释氧、生物多样性和生物效应等6个方面,对初选指标进行了权重的确定及优选,最终确定了17项评价指标,构建了该流域石漠化综合治理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根据选定的评价指标,采用灰色关联度法对该流域综合治理的生态效益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经过3年的石漠化综合治理,该流域的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固碳释氧和生物效益评价值均有所提高,其中以水土保持效益增幅最大,其效益评价值由治理初期的0.083 0上升到了0.092 1,效益增幅将近11%;综合生态效益评价值由治理初期的0.437 7上升到了0.450 7,效益增幅将近3%。不同植被类型的综合生态效益评价值,除了少数几个样地以外,其余各样地均有所提高。总体而言,该流域的石漠化综合治理在生态效益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这也说明了石漠化治理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河北省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研究

基于河北省1990-2005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利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土地利用程度模型,以及信息熵和均衡度等指标,分析了河北省15 a来土地利用的数量变化、利用程度变化及结构功能变化状况.结果表明,15年来河北省林地和园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面积大幅度增加,耕地、未利用地大量减少;土地利用程度有所提高;土地利用结构趋向合理并逐渐向均衡状态发展,各职能类的面积差别逐渐减小,土地利用结构的均质性逐渐增强,全省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     

广西土地利用动态度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探讨广西土地利用动态度的时空演变格局,运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对广西2000-2020年土地利用动态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广西土地利用动态度逐年上升,2015-2020年各县区土地利用动态度均提升至4%以上;(2)各区域内部土地利用动态度在不同时期存在分化现象,但区域差异均逐渐收敛,土地利用动态度越发均衡;(3)土地利用动态度分布重心由来宾市兴宾区开始转移,最后逐渐靠近广西几何中心;(4)自然条件的限制造成了广西土地利用动态度“南高北低”的地理格局;人口聚集城镇化加速、产业升级调整使得土地利用动态度总体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使得广西整体土地利用动态度趋向均衡。     

华池县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时空格局演变及机制分析

为了探究华池县土地利用结构时空格局演变规律和其信息熵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以华池县2014-2018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作为基础资料,运用信息熵空间统计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该县土地利用结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在时序变化上,各乡镇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和均衡度略有上升,优势度略有下降。在空间差异上,各乡镇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且基本集中分布。(2)各乡镇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呈正空间自相关性,且局部空间格局变化不大,表现出集聚演变特征。(3)华池县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的增减直接导致了其信息熵的变化,地区经济与信息熵的变化呈强度关联,是其信息熵增大的根本原因。     

近15年来环洞庭湖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景观效应

基于1996-2011年landsat TM遥感影像以及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和景观指数模型对湖区近15 a来土地利用特征和景观效应进行了动态变化和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1996-2011年期间,湖区利用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建设用地过快增长,耕地、林地向建设用地的转移程度较大,建设用地增加程度达78%,耕地的增幅仅6.2%,但耕地面积变化总量大,达36 km2;湖区建设用地、耕地、林地景观破碎化程度均降低,而水体破碎化增加,湖区总体上的蔓延度、分维度增加,反映出近年来湖区城市建设与农业发展较为活跃,但景观多样性有所降低,且有集中连片趋势;快速城市化和GDP增长是湖区景观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重视中心城市的合理规划和湖区湿地保护有助于提升湖区土地生态环境。     

山东省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研究

由于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对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建立了土地利用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加权求和综合评价模型和协调度模型对山东省2012～2019年的土地利用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2012～2019年山东省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从0.1831升至0.7353;②土地...     

1987—2018年丽江坝区景观格局变化轨迹分析

以丽江坝区为研究对象,采用1987—2018年32年间的Landsat系列影像,通过NDVI时间序列曲线选择5个时间间断点,利用变化轨迹模型分析1987、1991、1994、2010、2018年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并选择6个景观指数分析4个时间段的景观格局演变。结果显示:(1)32年间建设用地成为了丽江坝区内持续增长且面积增加最大的地类,总体增幅为356.45%,耕地呈现出先增后降的特征,总体减少29.87%,为面积减少最多的地类;(2)通过变化轨迹分析,有占坝区总面积的66.31%的土地用地性质发生了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活动成为了驱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主要因素;(3)受到人类活动影响深刻的景观斑块呈现出较高的破碎度以及形状的不规则性,聚集于城市核心区周围,受到干扰较小的斑块散布于远离城市核心区的耕地中。     

中国省域森林生态安全与林业产业结构时空耦合测度

在探讨森林生态安全与林业产业结构耦合特征的基础上,分别构建森林生态安全与林业产业结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7,2010,2013,2016年中国大陆各省域森林生态安全与林业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耦合协调发展阶段来看,大部分省域在4个年份分别处于磨合、磨合、磨合、协调阶段,部分省域发展过程出现了跃进或倒退现象;从相对发展状态来看,大部分省域在4个年份分别处于超前、超前、超前、滞后状态,当前森林生态安全较林业产业结构仍存在一定差距;从耦合协调发展类型来看,大部分省域在4个年份分别为类型Ⅵ、Ⅵ、Ⅵ、Ⅶ,当前森林生态安全滞后于林业产业结构,二者处于低度协调阶段。     

生态建设与保护的战略思考

人与地的关系最佳状态应是:人类通过土地利用改变原有土地植被,建立人与自然协调的复合地域系统,使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双双得以持续发展。从人类诞生到工业社会以前,人类尚未造成对生态系统的普遍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污染,自然资源也远未达到濒临枯竭的程度。西北地区一类生态脆弱区尚处于地广人稀状态。世纪后半叶是西北地区土地利用和土地植被变化最大,社会经济发展最迅速,同时引发生态环境问题最多的时期。土地利用出现森林过度砍伐、草原过度放牧、土地过度垦殖、地表和地下水过度利用、药材资源过度采挖、煤炭和砂金等矿产过度开采。国家…     

贵州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研究

以贵州省为研究区域,并借助国内外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方面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且以2001~2010年贵州省统计年鉴和环境发展公报中的数据为依据,运用变异系数法求各项指标权重,根据权重构建贵州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构建了耦合度模型,深入研究了贵州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2001~2010年以来,贵州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除了在2005~2006年期间有所下降以外,总体来看呈现上升趋势;从耦合协调度来看,贵州省的耦合协调度也在不断增强,从2001年的基本耦合阶段到2010年的高水平耦合阶段。总体来说,贵州省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处于相对协调状态,但城市化发展水平一直低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今后必须在进一步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城市化发展,这样才能不断促进贵州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