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

垃圾分类是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一环,通过积极的垃圾分类意愿促进有效的垃圾分类行为对环境环保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三农"的重要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以及改变农村人居环境的迫切需求等因素都使得农村垃圾分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通过对山东省首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之一的郓城县的调查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三个方面,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农村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也越强烈,同时受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也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此,可通过丰富农户人际关系网络、村干部等开展一些集体活动、适当加强垃圾分类约束机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等措施来提高农村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意愿,以有效促进农村人居环境的提高。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的影响研究 ——来自CLDS的数据分析

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以网络化、信息化为代表的信息时代,网络信息深刻改变着农户行为方式。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微观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控制内生性方法,分析农户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因素及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的影响,探讨影响效应在上网方式和农户间的异质性。结果表明,农户互联网的总体使用比例不高,生活垃圾分类的意愿较高,上网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参与率高达82.9%。户主年龄、成员平均年龄和到县城距离对农户使用互联网有负向影响,户主学历、成员平均学历、家庭收入规模、道路硬化比例和乡镇政府所在地对互联网使用有正向影响。互联网使用能有效提升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意愿,但不同上网方式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手机上网和混合上网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影响的净效应分别为5.2%和3.1%,而电脑上网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的影响存在组群差异,互联网的使用效应仅适用于老一代农户、非农型农户和男户主农户群体。因此,提出加强农村互联网软硬件建设,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线上宣传活动,制定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多元化宣传策略的政策建议。     

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影响研究

农村居民是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主体，其分类意愿与行为直接关系到生活垃圾分类的成效，关系到美丽乡村建设的成败。基于太湖流域农村居民调研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OLS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当前，太湖地区农村居民的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得分存在一定差异性，并且在生活垃圾分类方面，88.6%受访居民愿意分类，但仍有部分受访居民表现出“意愿强行为弱”现象。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等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社会资本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环保认知水平，进而提升其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从异质性来看，在不同年龄、学历和收入群体中，各维度社会资本的影响具有一定差异性。因此，本文提出强化农村基层组织网络建设，树立自主分类责任意识，建立群体监督规范体系，多维度、全方位提升社会资本积累，因地制宜地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体系等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基于2020CLES公开数据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是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农户作为农村环境治理主体,其是否愿意将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关系着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成效。本文基于2020CLES公开数据,采用Logit模型,通过交互效应和中介效应,考察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1)引导型环境规制和奖惩型环境规制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引导型环境规制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宣传教育作用要强于奖惩型环境规制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约束激励作用。另外,二者之间不存在交互效应。(2)引导型环境规制和奖惩型环境规制除了可以直接影响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外,还能通过环境认知、价值感知和社会信任产生间接影响。据此,应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环境规制体系建设,提高农户的环境认知、价值感知和社会信任水平,以增强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提高农村垃圾分类治理的效果。     

信息获取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分析

【目的/意义】垃圾分类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提高农村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农户作为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对环境信息的掌握程度对其垃圾分类执行决策起着关键性作用。【方法/过程】利用福建省、安徽省、陕西省3省的实地调研数据,分析信息获取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检验价值感知的中介效应和农户家庭经济水平的调节效应,探究影响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内在机制。【结果/结论】研究表明：（1）信息获取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中介效应分析：价值感知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在信息获取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农户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在信息获取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并且家庭总收入超过4.6万元时,信息获取将不再发挥促进作用。     

基于TPB-NAM框架的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推动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基于CLES 2021调查的2 411户农户的微观数据，以计划行为理论（TPB）和规范激活理论（NAM）的整合模型为理论框架，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参与意愿和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受访农户中对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意愿和行为存在严重的悖离；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以及责任归属对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参与程度主要受到感知行为控制和责任归属的正向影响。据此，提出了相应建议，以期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提供参考。     

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6年CLDS调查数据的分析

为增强农村村民垃圾分类意愿,形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借助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和人口特征对于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特征方面,婚姻状况、家庭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以及中共党员身份对于垃圾分类意愿具有显著性的正面影响;社会资本方面,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对村民垃圾分类意愿有显著正面影响。     

农村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浙江省4县(市)16个村庄192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在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认知状况进行统计描述的基础上,运用AHP综合评价其垃圾分类认知度,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影响其认知度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具备基础的垃圾分类认知能力,但认知程度存在差异性;年龄、个人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垃圾投放频率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影响农村居民垃圾分类认知程度差异的主要因素,其中,受教育程度、垃圾投放频率对认知度有显著正面影响,年龄、家庭人均年收入存在显著负影响;建议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居民垃圾分类认知能力;建立相应的垃圾分类激励措施,提高其参与度。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南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湖南省660户农户调研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研究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垃圾治理政策了解程度、是否配备垃圾桶、村庄垃圾收集方式、是否宣传垃圾分类、污染后果认知、环保责任认知6个变量对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应健全垃圾分类的社会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以推动农村居民生活垃圾环保式处理行为的形成。     

农户参与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果的影响

为从农户参与角度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的提升途径,本研究从理论上分析农户参与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的影响,基于2019年浙江省杭州市187个村的调查数据,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测算农户参与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采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参与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的影响,并从投入产出角度进一步分析农户参与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产生影响的途径。结果表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均值为0.58,整体处于相对低效水平。对垃圾分类的知晓和参与、参与垃圾分类村民间的监督行为等农户直接参与行为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付费等间接参与行为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直接和间接参与行为通过影响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投入和产出来影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据此,提出当地政府应合理增加垃圾分类处理相关投入、加强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引导农户进行垃圾分类投放、建立农户参与垃圾分类处理激励机制等政策建议。     

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为例

"垃圾围村"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与环境质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巨大阻力。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设计调查问卷,以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农村居民为调查对象,运用Logistic回归与主成分分析法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40.35%的农户有主动支付意愿,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年平均70.47元/户的费用;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因素依次为年龄、健康状况、环保理念宣传、政策监督、文化程度和工作类别,且均与支付意愿正相关,其中年龄和健康状况影响最大,环保理念宣传和政策监督次之,文化程度和工作类别最小。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收运费用与支付意愿研究——基于全国五省的调查

为探讨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收费制度是否可以成为解决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资金不足的一种方式,利用2014年全国5个省份典型调查数据,在分析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资金使用现状的同时,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缴费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地区生活垃圾收运的实际费用大约为23.21元/(月·人),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收运费的支付意愿约为6.50元/(月·户)。两者之间的差距说明,参照农村居民支付意愿收取垃圾费,难以解决生活垃圾收运资金短缺的问题。然而,农村居民对垃圾收运服务的支付意愿是存在的,居民的年龄、文化程度、干部身份和对自身健康程度评价是影响支付意愿的显著因素。目前,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开始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这种资金筹集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处理资金缺口,但仍需政府的支持和社会资金的引入。     

情境因素、政策与农民生活垃圾分类研究

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对于改善农村环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对福建省5个地级市64个村庄的实地调查,运用Logit回归方法分析情境因素、政策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情境因素中,周围是否有垃圾投放点对于农民生活垃圾分类的意愿和行为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到垃圾投放点的时间对农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政策中,村规民约是否有环境保护方面内容对农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村中是否开展环保宣传教育对农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村中是否就环境治理进行收费对农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产生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模式探究——以杭州市为例

为探索适宜推广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方法,以杭州市的10个行政村为调研对象,通过座谈访问、问卷调查、实地检测以及生活垃圾物理组成分析等方式,研究杭州市农村生活垃圾组成特征,以验证其源头分类方法的适用性,并分析不同分类收运方式对垃圾分类工作的影响,从经济性、运行状况以及管理与社会评价等方面综合评估杭州市农村主要的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模式。结果表明:杭州市农村生活垃圾中主要组分为厨余类、纸类、橡胶塑料类、纺织类、灰土类和玻璃类,分别占垃圾总量的55.9%、9.0%、10.8%、5.7%、4.0%和7.2%;易腐垃圾、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的比例分别为55%、1%和20%,且易腐垃圾适于用堆肥化方式处理;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初期,"二分法"(分为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两类)是较理想的源头分类方法;杭州市农村生活垃圾主要通过3种模式分类收运,且采用不同的分类收运模式明显影响了垃圾分类工作的经济成本和易腐垃圾的有效收运比例,显著影响了基层管理执行人员的管理效能、农村居民分类投放垃圾的正确率及其对垃圾分类工作的接受度。研究表明,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初期,较适宜的分类收运方法是上门收运农户门前分类垃圾桶中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     

基于农户视角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费用支付意愿分析——以新疆昭苏县为例

通过对新疆昭苏县农户进行访谈和实际调研,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农户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经济状况、农户环境认知程度、生活垃圾公共服务情况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费用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健康状况、家庭年收入以及农户对生活垃圾治理公共设施的满意度和政府生活垃圾治理的信任程度对农户支付意愿有正向作用;农户年龄、农户家庭人口数量及农户了解生活垃圾分类程度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负向作用。鉴于此,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制定昭苏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收费制度提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农户视角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费用支付意愿分析——以新疆昭苏县为例

通过对新疆昭苏县农户进行访谈和实际调研,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农户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经济状况、农户环境认知程度、生活垃圾公共服务情况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费用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健康状况、家庭年收入以及农户对生活垃圾治理公共设施的满意度和政府生活垃圾治理的信任程度对农户支付意愿有正向作用;农户年龄、农户家庭人口数量及农户了解生活垃圾分类程度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负向作用。鉴于此,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制定昭苏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收费制度提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农户视角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新疆昭苏县为例

本文以新疆昭苏县农户为例,采取随机抽样调查,在统计描述基础上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研究了个人特征、个人态度意识、生活垃圾治理公共服务三方面共15个自变量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个人态度意识、生活垃圾治理公共服务影响显著。鉴于此,为新疆农户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提供了政策性的建议。     

环境规制情境下亲环境意识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

为厘清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主观影响因素,基于甘肃省795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意识—情境—行为”模型的框架下,通过构建有序Logit模型,探讨亲环境意识各维度及其交互效应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进一步分析约束型规制与引导型规制在“亲环境意识—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关系中存在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1）在亲环境意识的各维度中,环境情感和环境知识对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环境情感与环境知识、环境责任与环境态度的交互项对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有显著正向影响。3）约束型环境规制和引导型环境规制均在“意识—行为”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且调节作用的发挥因具体路径而异。亲环境意识和环境规制是影响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建议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手段进行创新,有效提升农户的环境知识和环境情感;丰富宣传活动的形式,充分发挥亲环境意识内部各维度间的“放大器”作用;强化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潜移默化地带动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进一步优化环境规制政策,通过营造宽严相济的环境政策情境来促进农户更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到生活垃圾分类的实践中去。     

泸州市城乡居民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现状调查研究

以泸州市垃圾分类示范小区、非示范小区、示范村及非示范村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对4个区域中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垃圾分类行为、垃圾分类政策知晓度以及垃圾分类推广的主要困难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并针对城乡垃圾分类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存在悖离现象,城乡示范点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均明显高于非示范点.     

绿色存折制度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

绿色存折制度是湖南省常德市津市市于2014年开始实施的垃圾分类激励制度,该制度旨在以经济激励的方式促进农户进行垃圾分类。为了探究绿色存折制度激励农户参与垃圾分类的实际效果如何,以及在这一制度下哪些因素会促进农户进行分类,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和农户一手调查数据探究绿色存折制度的实施效果,采用Logit模型和Heckman模型探究影响农户垃圾分类的因素,着重分析社区效应与家庭特征所发挥的作用,并探讨绿色存折制度的政策优化途径。结果表明,绿色存折制度的实施促进了农户进行垃圾分类,村干部的示范效应与村民的从众效应是影响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主要因素,而农户垃圾分类参与程度主要受个人特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