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市香坊区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受益者和参与者,要实现治理有效,必须激发农民主体意识和首创精神,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并促进农民投身乡村振兴建设中。以哈尔滨市香坊区2乡10村170户农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根据文献资料和当地实际情况,确定了农户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评价指标16个,运用SPSS构建二元Logit模型探究影响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政治面貌、是否参加了农业合作组织、当地政府对农村的重视程度负向影响农户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其他指标均正向影响农户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其中,年龄在5%的显著水平上负向影响;文化程度、了解所在村庄事务的主要渠道在1%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是否认可村干部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村委会干部认可程度在5%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乡村治理是否应该全民参与在10%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     

村民参与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意愿分析

基于郑州市金水区104个城中村村民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个人和家庭特征、改革认知和组织信任3个方面对村民参与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村民对村集体经济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认同度较高,但参与股份合作制经济管理的意愿并不高,其中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家庭年收入、是否提过建议,财务是否定期公开等5个变量对村民参与改革的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与村民参与改革意愿的影响呈U型变化;非农就业的比在农业就业的更支持改革;家庭年收入、是否提过建议,财务是否定期公开等3个方面的因素与改革意愿呈同方向变动。     

河长制背景下制度能力对村民水环境治理决策行为的影响——基于Double-Hurdle模型

为研究在河长制全面推行背景下,制度能力对村民水环境治理决策行为的影响,采用陕西、河南两省610个村民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Double-Hurdle模型,以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动员能力3个制度能力维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村民对水环境治理有较强的参与意愿,有78%的样本村民愿意参与,其支付意愿区间为200.08～259.57元/年;2)知识资源变量中,奖惩规则和规则执行力度对村民水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及参与程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3)关系资源变量中,干群关系对村民水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村民贡献受重视程度对水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4)动员能力变量中,村委会或河长所拥有的治水专业知识显著正向影响村民水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村内组织动员能力显著正向影响水环境参与意愿,村外资源获取能力显著正向影响水环境治理参与程度。基于分析结果,建议培育知识资源、搭建合作平台、强化村内组织动员和外部资源获取能力,提升村民外在信任水平、内在责任感和归属感,使信任、认同及合作成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长效动员中的力量源泉。     

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以C村和F村土地流转中的村民参与困境为例

村民是农村的核心,土地是农民的核心,土地问题不仅影响着农业、农村及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决定和影响着国家、村委会与农民的关系,但我国的乡村治理困境并未得到解决。通过对C村和F村的田野观察,以及对两个村庄内有土地的村民分别进行了30份和20份的深度访谈,从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参与困境中可见村民的参与不足。从法治和德治方面提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     

果农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市平谷区大桃种植户为例

在构建果农参与大桃合作社意愿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对北京市平谷区230户大桃种植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和离散选择Probit模型,对果农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市场联系越紧密的果农对合作组织的需求越迫切;对合作社的了解程度、大桃合作社服务是否及时兑现、加入合作社是否会提高收益及参加合作社的意愿类型是影响加入意愿的主要的正向因素;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水平及参加合作社是否能提高经济效益对果农加入合作社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基于调查分析的新疆乡村治理绩效初探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满意度分析和因子分析,对新疆乡村治理农民满意度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村干部和村民对目前乡村治理的满意度的排序相似,且村干部的满意度高于村民;村干部对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特色产品发展、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村民收入等经济发展因子的重视程度高于村民,对于群关系、村务公开、一事一议制度、村干部选举的公开公正性等政治文化参与因子的重视程度低于村民。在调查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提高新疆乡村治理绩效的对策和路径。     

宗族势力依然影响乡村治理的效果吗? ——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为例

基于对宗族势力和乡村治理相关政策及理论的把握,利用实地调查的1 440个农户数据,采用二元Logit模型分别从农户和村庄层面分析宗族势力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研究表明,宗族势力指标中,大户姓氏比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不显著,而与同族交往程度影响显著;村庄层面的参与状况呈显著性负向影响而细碎程度呈显著性正向影响;农户层面的人口抚养比、代表大会、权责明晰呈显著性负向影响而水利工作者的重视程度呈显著性正向影响。除此之外,是否贫困村、县城距离、地理特征、是否少数民族、村民大会、外出务工与民主化程度7个因素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不显著。     

深化乡村德治治理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促进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和进一步提升乡村的德治水平,必然要进一步深化乡村德治治理。从德治的概念入手,深入分析现阶段乡村德治治理存在一些村民和村干部道德水平下滑、只为私德不为公德、法治为本缺失和德治为先难以为继、乡村乡规的局限性等突出问题,并提出现阶段推进乡村德治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共同的价值观、真正发挥良好道德的规范作用、充分发挥新乡贤积极效应、发挥新媒体的积极作用等建议。     

北京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农民需求和意愿分析——以房山区为例

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治理水平直接影响农民生活品质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既是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关键工作,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根本。农民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的主体和直接受益者,是整项治理工作任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以房山区为例,对北京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现状进行调查分析,进一步分析发现村民对村庄人居环境整治需求强烈,但参与意愿不够强,主要原因是村民个体认知能力低和村干部引导互动少。基于此,从政府、村集体和村民个体方面提出了提升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整治意愿的政策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对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及提升策略分析——基于安徽的调查分析

基于安徽省443个调研数据对村民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现状认知和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意愿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数量和质量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基层卫生保障条件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相对偏低，互联网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开始显现。大部分村民愿意以出资方式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提升行动，村民对村庄环境提升作用认识、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对他们的出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关注乡村人居环境内涵建设，多措并举提升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质量。     

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的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省4市14村旅游扶贫点为例

【目的/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而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中应大有作为,通过分析农户参与旅游经营活动的影响因素,为推动乡村旅游扶贫工作提供建议。【过程/方法】通过对福建省4个市区14个乡村旅游扶贫点的农户进行问卷访谈,收集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的实际影响因素。【结果/结论】结果表明,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经营意愿强烈,但参与方式单一;农户的年龄、文化水平、是否敢于贷款和参与意愿都会影响其实际参与行为,提出要提高农户在乡村旅游中的实际参与率,政府应加强宣传和引导;组织开展与乡村旅游有关的培训和学习;加强人才引进。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和实现路径

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构成了新的乡村治理体系,三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构成新的统一体。其中,自治的村民主体性、德治的价值引导性和法治的强制性为乡村治理新路径建设指明新的方向。乡村治理新路径就是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治理路径,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基本原则,以先进文化和先进价值理念提升乡村善治水平,以法治作为重要保障维持乡村治理秩序,最终实现乡村治理民主、善治和稳定的高质量发展。     

新乡贤参与下的乡村多元治理模式与价值——以浙江绍兴柯桥区齐贤村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精英大量流失,导致乡村内部缺乏内生力量领导村民进行农村现代化建设。面对该困境,发扬乡贤文化、推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成为各界共识。从概念上看,新乡贤的概念与传统乡绅一脉相承,又存在一定的区别;从实践上看,乡贤参事会作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模式,发挥了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和推进乡村德治发展等作用。     

“三治结合”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三治”面临着自治主体能动性、制度供给、行为自律不足以及参与“三治”表面化的现实困境。通过加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建设，提升主体自治能力；完善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建设，增强其“三治”的规范性；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德治功能；推进“三治结合”，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的有效性，进一步促进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完善“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善治。     

乡村精英的个体能力与参与行为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川南Y市6县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离不开高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和卓著的治理能力，而对乡村治理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经验化的表达和诠释，分析乡村治理绩效的关联因素，以更全面地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对于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围绕乡村精英治理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对川南Y市6县开展田野调查，并分析乡村精英的个体能力、参与行为与村庄治理绩效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乡村精英的个体能力特质和参与行为对乡村治理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作用。针对实证分析，建议乡村治理绩效的提升应当完善多元化激励机制，积极吸引能人回乡，搭建自治、德治和法治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     

组织认知、村庄情感对村民参与选举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态度三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过368份调查数据，利用二元回归模型，分析组织认知、村庄情感以及二者交互项对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组织认知、村庄情感对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意愿有显著正相关，且村庄情感对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具有驱动作用。因此，在选择调动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意愿对的方式方法时，可以通过加大村委会组织宣传增强村民对村委会组织的了解，通过营造村庄宜居宜人的合作、信任氛围，提高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和自豪感，调动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积极性。     

喀斯特地区农户参与石漠化治理的意愿分析——以贵州省为例

喀斯特地区农户参与石漠化治理的意愿将直接关系到当前石漠化治理的成败.选择典型喀斯特地区贵州省作为研究样区,以399个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分别从内外部因素两个方面构建了包括户主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土地资源特征等33个变量在内的Logistic模型,分析了其参与石漠化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喀斯特地区农户参与石漠化治理的意愿比较强烈,说明农户对参与石漠化治理有较高的积极性;(2)在影响农户参与石漠化治理意愿的因素中,包括户主性别、年龄、是否村干部、是否党员、石漠化治理的培训情况等在内的10个变量对其产生影响;(3)经过综合分析,加强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石漠化治理的培训工作、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年轻农户对石漠化治理的关注度等是今后主要的政策调控方向.     

村民参与下乡村基础设施规划研究——以云浮市云城区安塘自然村为例

乡村基础设施是乡村发展的基础,乡村的规划发展必须建立在基础设施完善上。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交通设施、供水设施、排水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电力设施、燃气设施、垃圾治理、厕所改造、通讯设施和防灾减灾设施等。基于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的指引,以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安塘自然村为例,在村民参与下实地考察研究安塘自然村基础设施现状,结合当地村民的需求意愿,对道路设施、垃圾治理设施、排水污水设施等乡村基础设施进行了规划实践,旨在改善安塘自然村的乡村人居环境,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带动安塘自然村的规划发展。     

农村非正式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SWOT分析及发展对策

非正式组织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之一,其组织形式灵活多样的特点极大地满足了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参与基层治理的平台。该文通过梳理非正式组织的主要类型,基于SWOT模型对农村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等4个方面进行分析,并针对其所处的困境提出发展对策,这对引导非正式组织成长,促进乡村治理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女性村民参与乡村社会调解的探索与展望

新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乡村社会矛盾纠纷增多,农村青年劳动力大量外流,乡村社会调解工作也面临着挑战。随着女性村民在农村常住人口占比的提高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其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增强,成为乡村调解工作的有效组成力量。政府要加强女性村民参与乡村社会调解的指导,强化保障,联动协作,共同打造乡村治理的"大调解"体系,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