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农民工权益缺失与保障

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民工进城务工遭受了种种歧视和不平等待遇。彻底解决农民工问题,政府必须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在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子女上学和工资待遇等方面维护好农民工权益;社会对农民工要给予更多重视和关怀;农民工自身也要不断提高素质。     

农民工就业歧视分析

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农民工就业歧视现象主要表现在市场歧视和制度歧视.分析其原因,主要是传统思想、市场因素、制度措施等几方面的影响.应通过改革现有户籍管理制度和就业制度、加强对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等措施,给农民工以平等待遇.     

农民工就业权利保障中的难点及制度选择

分析了农民工就业权利保障中存在的难点问题,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健全法律制度,明确界定农民工就业权利保障;拓宽资金渠道,加大政府对农民工就业保障资金支持;建立持续有效的宣传制度,营造平等和谐的社会氛围;进行普法教育,提高农民工维权意识和能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民工就业权利保障制度性障碍.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难题与路径优化

阐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意义,分析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难题,并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优化：改革现行户籍制度,为农民工市民化消除根本性障碍;打破二元社会就业制度,为农民工市民化搭建平台;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条件;转变政府观念,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动力;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为农民工市民化夯实基础。     

企业“招工难”和农民工“就业难”的矛盾分析与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企业"招工难"与农民工"就业难"现象并存显得较为突出,这是多对矛盾综合的结果,包括农民工进城就业成本与收益矛盾、农民工素质与企业需求矛盾、就业年龄门槛与农民工年龄结构矛盾、企业用工苛刻与新生代农民工逸乐享受矛盾。解决企业"招工难"与农民工"就业难"问题,应该多管齐下,各方都应有所作为,本文从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管理者促进就业的角度,从户籍制度改革、禁止用工年龄歧视、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等几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队伍的主体,这一群体能否顺利融入城市,直接关系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的稳定。当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障碍因素主要有: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各种制度障碍;经济障碍;价值冲突与社会歧视等。应通过深化各项制度改革,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构建农民工城市安居工程,加强劳动执法检查,健全劳动合同管理制度等,促进新生代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     

“美好生活需求”视角下河南省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维度研究

随着农民工群体美好生活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其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社会维度的问题:社会福利分享不均、社会歧视广泛存在、身份认同困惑等。为了全面实现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应该增强其市民化意愿、优化城市就业环境、深化一元化户籍制度改革、重视市民化社会风险治理。     

农民工的城市认同与就业困境实证研究

本文以23个装修农民工为个案,假设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制度性歧视对农民工城市就业刚性束缚愈亦弱化,在此背景下,研究了融入意愿与农民工城市就业的关联度,构建了三种模式:有意识排斥——地位缺失者;机会主义——游离于劳务市场者;自愿融入——城市定居者。最后认为,组织农民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就业的制度路径;培育契约型信任关系是城乡一体化就业的基石;构建城乡和谐理念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就业的保证。     

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及市民化程度测度——以上海市农民工为例

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依旧停留在"候鸟式"迁移阶段,没有真正实现市民化。测度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并研究其影响因素,有助于统筹城乡发展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基于上海市1 184份农民工调查数据,采用综合指标体系法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测算了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探讨上海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工总体处在半市民化状态,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略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其市民化程度分别为52.38和51.40。极低市民化状态农民工占比较低,仅为0.08%;较高市民化状态农民工占比较高,达54.48%;完全市民化状态的比例偏低,为1.69%。经济状况和基本素质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可能,心理认知和社会接纳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障碍因素。基于此,提出了提升农民工基本素质、消除就业歧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建议。     

困境与出路:探微新时期农民工的政治参与

农民工作为农民中的“精英”,其政治参与水平是衡量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对近年来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的研究,报告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社会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参与机制的不健全、利益代表组织的缺失是导致农民工陷于制度化政治参与“真空化”和非制度化参与扩增的因由,进而提出了通过变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积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完善政治参与机制、加强组织制度建设来破解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的建议     

解除制度约束奠定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长久根基

目前,农业技术的落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土地制度的不完善等成为约束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素。只有从解除制度约束的角度思考,才能够根本消除这些瓶颈因素。只有建立有效的乡村组织、完善城乡市场一体化、实现教育国民待遇、允许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根除出生地歧视,解除这些制度约束,实行综合治理,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奠定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长久根基。     

The Analysis on Utility of Share Cooperation of Rural Land

中国农地使用制度效用分析标准应立足国情,考虑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现状、就业情况、社会稳定要求、规模效应等因素。农地股份合作制优化了农业劳动力资源配置,发挥了社保机制功用,有利于小城镇建设的推行,并保留了家庭经营的内核,促进了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但也存在着推广难度大,忽视产权制度建设等缺陷。完善农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应稳定家庭承包制,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尊重农民意愿,并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积极创建农村社保体制。     

生计资本对农户分工模式的影响:来自广东的调查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中生计资本概念,构建生计资本与农户分工模式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广东省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分工模式的影响,探讨推进农户分工的可行途径。结果表明,对于转型为兼业偏农型农户,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的变量为非农业就业培训、劳动力人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的为农业技能培训;对于转型为兼业偏非农型农户,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变量为非农业就业培训、劳动力人数、村干部、人均收入,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的为农业技能培训、平均年龄,劳均土地面积、是否贷款;对于转型为纯非农型农户,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的变量为受教育年限、非农业就业培训、人均收入,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的为农业技能培训、平均年龄、三代人是否生活于本村与拥有的农机数量。据此计量结果,提出了促进兼业型农户向纯农型农户或纯非农型农户转换,引导农户合理分工演化的政策建议。     

Off-farm employ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China

Two phenomena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last four decades are the increase in the share of offfarm employment and the progres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China. Although both of them have been well documented in the literature, less is known about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two.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ole that off-farm employment has played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China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not only for China but also for those countries that are trying to reduce poverty. Here, we examine the impact of off-farm employment 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China. Using the data from two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household panel surveys(China National Rural Survey and China Rural Development Survey), this paper provides supporting evidence that off-farm employment contributes to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China. Specifically, if household participation in off-farm employment increases by 10 percentage points, the likelihood for a nonpoor household to fall into poverty will decrease by 0.88 percentage point whereas the likelihood for a poor household to climb out of poverty will increase by 3.5 percentage points. In a word, off-employment can not only prevent rural residents to fall into poverty but also help those already in poverty climb out of it.     

农民工平等就业调研报告

【目的】为了消除农民工劳动就业领域的歧视现象,促进农民工平等就业并尽快融入城市,以期推动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方法】发放关于农民工平等就业以及就业歧视解决渠道等问题的调查问卷,并对一些企业、法律援助组织等单位进行实地考察。【结果】中国已在农民工平等就业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但是在劳动就业领域农民工依然处于不利地位,面临着"社会保险及福利待遇偏低、间接歧视比较严重、缺乏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以及社会地位低下"等困境。农民工在劳动就业领域遭遇的各种不公平对待,已经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阻碍,需要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结论】政府需要通过落实企业内部申诉机制、建立平等委员会、拓宽司法诉讼渠道、强化劳动监察等具体措施,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法律救济机制。     

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与对策

针对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从经济发展水平、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宏观方面和农民思想观念、素质等微观方面分析了制约其转移的障碍,提出建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加强教育培训等加快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具体对策。     

成员外出务工、家庭人口结构与农户土地流转参与——基于CFPS的微观实证

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2012全国大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成员外出务工和家庭人口结构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果表明:1)随着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率的提升,农户更倾向于转出土地;2)与以往成果不一致,本研究并没有发现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土地转入行为有显著负面影响。3)家庭人口结构老年化会负向影响农户土地转出行为和土地转出率,而家庭人口结构女性化对农户是否流转土地和流转参与率均没有显著影响。4)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外出务工之所以不再负向影响农地转入,关键在于农业机械很好的替代了流失劳动力。     

劳动力有限供给条件下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研究——基于刘易斯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刘易斯模型,采用调查问卷、规范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当前的农业就业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时代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的农业就业在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个体特征、农业就业的时间分布、农业就业的方式等方面,表现出了新的矛盾与问题。其成因,既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制度、城乡收入分配制度、土地制度等制度性原因;又有劳动力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个体特征原因。要解决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农业就业方面存在的问题,必须从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制度和农地制度改革,加大政府对农业就业的扶持力度、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转变就业观念方面,寻求根本的解决对策。     

巴彦淖尔市户籍制度改革调查

文章通过专题调研和问卷调查的方式,汇总分析了巴彦淖尔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情况,指出户籍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放开户籍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就业异质性与家庭杠杆率——来自CFPS的证据

利用Tobit模型，结合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考察就业性质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杠杆率受户主雇佣性质、工作行业性质以及工作单位性质影响。此外，家庭杠杆率还同家庭人口、消费支出、婚姻状况紧密相关。低杠杆家庭可通过培养金融意识，适当提高杠杆以改善福利；金融机构需对不同就业性质的家庭提供差异化服务，以提高其福利水平。同时，还需对不同就业性质家庭的金融风险实施差异化监测与预判，以防控宏观经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