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委会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来自“施村”的调研

目前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的现状依旧不容乐观,这在根本上制约着农民、农业以及农村的发展。村委会是村庄内部一个重要的因素,对于农村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它是连接农民和基层政府的一个纽带,对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存在很大影响。     

新农村准公共物品供给困境分析——以鲁西南地区为例

农村准公共品需求差异的客观存在、村民部分选择的非理性、村庄社会关联度的降低、村庄共同体意识陷入危机及村民自治遭遇挫折,既相互关联又交织,迫使农村公共品供给陷入困境。对此,应重塑农民集体行动,争取省级和国家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政策应更多向发展中和落后乡村倾斜,当然,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的根本之策是发展经济。     

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农民用水协会意愿的影响研究

农民用水协会是提高我国农业灌溉用水效率的重要组织形式,而目前实践表现为农户参与积极性较低。基于集体行动理论,采用分层模型,从村庄和农户两个层面,以社会资本为核心变量,分析农户参与农民用水协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样本农户参与农民用水协会意愿不高,仅有51.98%的农户表示愿意参与。村庄层和农户层因素均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重要原因。村庄层因素中,村庄类型、机井总数、渠道是否存在维修养护问题对农户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农户层因素中,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参与对农户参与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社会资本总量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显著为正。研究表明,在人际关系为重的中国农村,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提出从村庄和农户两个层面激发农户参与用水协会意愿,应着重培育各维度社会资本,以改善农业用水管理水平。     

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意愿的影响分析

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缓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农户参与积极性不高、贡献度不足等问题普遍存在。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利用18个省市的微观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意愿的整体情况,探讨在区分不同类型村庄公共产品时,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选择愿意参与村庄交通设施、医疗设施和清洁能源设施供给的农户比例依次为70.4%、65.5%和64.9%,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整体积极性还有待提高。不同地区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意愿有明显差异,东部地区农户参与意愿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社会资本不同维度中,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农户参与村庄交通设施、医疗设施和清洁能源设施供给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性别、是否为村干部和心理认知程度对农户的参与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庄特征和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现状是影响农户选择参与哪一种类型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因素。因此,提出要重视政策引导与非正式制度对农户参与供给的积极作用,大力培育建设农户不同维度社会资本,根据村庄发展程度与实际发展需求,合理安排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次序。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和谐城乡关系构建

公共物品是观察和判断社会公正程度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判断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尺度之一。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严重不足。这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再生产的扩大、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及农民在国家再分配秩序中获得福利的水平和农民市民化的实现,这更加拉大了城乡差距,使城乡关系更不能和谐发展。因而构建和谐的城乡关系,必须提高农村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     

农民合作与不合作的理性及理性背后的逻辑分析

文章从理性与非理性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农民选择合作或不合作的行动逻辑,认为在遭遇搭便车情况下,农民选择合作或不合作的动机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庄本身的社会资本状况。     

新农村建设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非营利组织视角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其中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具有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中农民话语的缺失及治理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自上而下的公共物品决策机制导致了农民话语的缺失。新形式下,农民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具有突出的重要性,这就要求通过坚持和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政府决策机制;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积极推进农民参与,建立农民需求表达机制,以此构建多中心的供给决策机制。     

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议程设置分析

议程设置是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过程和重要环节,当前我国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存在诸多问题,议程设置不当是重要原因。通过分析村庄公共物品议程设置的现状与不足,对完善村庄公共物品议程设置提出意见建议。     

农村社区级公共物品的自发供给需要具备的条件——基于皖南J村和C村的个案研究

本文通过对我国中部地区的两个普通农村J村和C村的个案对比分析,讨论了当前我国农村村庄内部公共物品自发供给所需具备的条件.认为村庄精英的积极引导和组织,村庄内部较强的社会关联是两个必备条件,而一定的村集体经济则是村庄公共物品可以高效率、高层次地自发供给的保证.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需求表达的理论回顾与述评

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对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以及降低生产成本有重要意义,而有效供给的前提是农民真实表露对公共物品的偏好。关于公共物品及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表达研究,国外学界经历了两个理论演绎阶段,即间接表达的传统理论阶段,包括偏好显示与税收制度设计、居民流动性与地方公共物品供给、个人偏好表露与公共选择机制;直接表达的现代实证研究,包括或有估价法以及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表达,本文对此进行了梳理与回顾。同时,从需求表达现状及存在问题、表达不畅的原因和完善表达机制的对策研究等3个方面,整理了需求表达理论在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应用研究现状。     

村民委员会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是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关键之一,根据公共物品供给的相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作为自治组织的作用．对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有一定的帮助。     

影响辛庄村民政治参与的主体因素分析——对鲁西北地区农民参政问题的考察

辛庄是鲁西北地区一个典型的村庄,对辛庄村民政治参与状况的分析可以反映出鲁西北地区农民参与的状况。影响辛庄村民参与的因素有主体因素、社会结构因素、政治文化因素等,其中最根本的是主体因素即理性选择、政治功效感和政治义务感以及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程度、性别等因素。     

和谐社会视野下农民公共参与遇到的问题思考

公共参与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社会民主制度与和谐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农民的公共参与程度在一定意义上直接显示着我国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的状况。引导农民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其政治愿望和利益诉求,是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之一。     

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方式研究

从农村公共物品的界定和分类入手,分析了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物品供给现状,显示出农村地区电力、通讯设施还未全面普及;文化教育设施严重落后;医疗和社会福利机构不足。指出了公共物品的合理供给模式：政府在投资资金量大、事关广大农民生产生活质量的公共物品供给上保持主导地位;小型的便于操作和供给的准公共物品和边缘化公共物品可以在政府的指导框架下,引入多元的供给主体。根据此模式,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地方财政体系;积极鼓励农村广大村民参与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的积极性,使得供给具有针对性;极力打造农村公共物品的多元化供给体系,确保有效供给。     

新生代农民工城乡双重边缘化的公共物品供给探析

分析了我国城乡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一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具体表现在：农业基本设施供给不足、农业科技投入不足、农村饮水安全存在问题、农民存在“行路难”问题、农村医疗保健水平较低、农村公共文化薄弱、农民教育供给短缺;二是城市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与水平不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具体表现在：农民工通过政府渠道就业少、遭到城市安居工移的隔离、难以得到城市社会保障。城乡公共物品供给的失衡以及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面临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危机。为了切实缓解新生代农民工被城乡双重边缘化问题,提出了完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的对策：一是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实现城乡公共物品均衡化;二是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三是以城市公共物品供给为先导,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农村水利合作:缘由、困境与出路——湖北荆门贺集村水利合作调查

农村水利作为准公共物品,由于难以克服外部性,容易出现供给不足,大水利与小农户的不适应,迫切需要农民的合作。从成本—收益角度看,合作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但农业生产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对政府作为的预期,以及村庄权威性基础的丧失等严重影响着村民合作,给村庄用水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     

农地转出对象熟人化——“乡土社会的情感依赖”还是“不完全信息的有限理性”

为厘清流转对象选择熟人的根本原因究竟是情感依赖的主观动机,还是不完全信息客观条件下农户的有限理性选择,在构建理论模型基础上利用广东、安徽、湖南、湖北、江西5个省份农户问卷数据,基于地块样本的研究视角,运用Heckprobit模型探究具有信息显示功能的中介参与农地流转对转出对象选择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象熟人化是农户在不完全信息下的有限理性选择,中介参与农地流转的本质是外部信息引入,有助于改善不完全信息进而促进转出户选择非亲朋、非本村农户作为流转对象。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搭建流转交易信息平台或者拍卖平台;鼓励村集体或者村中能人执行农地流转中介职能。     

“零赋税时代”农村公共品提供难的博弈模型分析

通过建立Dixit-Olson模型的扩展模型,在Dixit-Olson模型基础上加入了交易成本、组织效率、村民预期居住年限等变量,证明了农民自发组织效率低下和转轨时期农民对在村庄居住年限预期值的下降,是“零赋税时代”农村公共物品提供难的重要原因。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农村税费负担并非越轻越好,最小的税费支出换取最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才应该是我们所要追求的。     

江苏省农村公共投资现状及不同类型农村居民对公共投资期望的个案考察

在把握江苏农村公共投资现状基础上,通过个案调查对农村居民公共物品需求进行考察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笔者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公共物品需求明显表现出“生产第一、生活第二”规律,不同类型农村居民对公共投资的期望不存在显著差异;虽多数农村居民认识到“投资非农产业收益较高”,但多数农村居民仍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对农业生产公共物品的政府投资抱很大期望;农村居民对公共物品的期望排序与宏观层面农村公共投资收益率大小次序基本一致,农村居民急需的公共物品也是政府投资收益率较高的公共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