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旧哲学的批判与超越

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与超越,是马克思建立新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起点.以实践为基点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形成的基础,正因马克思扬弃了以往“敌视人”的“纯粹的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只将感性存在作为一种对象而不是活动过程的“直观唯物主义”,以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者说以自我意识来掩盖一切现实的物质的世界的思辩唯心主义,才使得“新唯物主义”达到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层次、新境界.     

从哲学基本问题看实践唯物主义是现代形式的唯物主义

从分析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出发 ,对其基本形式的 5种演进形式进行了探讨 ,为理解实践唯物主义是现代形态的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从主体的、活动的、关系的、功能的形式来理解 ,从而产生了现代形式的唯物主义 ,其“唯物”特征表现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人类认识、人类社会以及整个人类世界的基础、根本和“永恒的必然性     

物理教学与唯物主义辩证法

结合教学实践,阐述了物理学中所体现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则,以及如何通过物理教学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大学生在学习物理过程中掌握唯物主义辩证法,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协调发展.     

论新旧唯物主义的鸿沟——实践观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它首次提出了科学合理的实践观点,强调实践在社会生活和认识中的决定作用,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实践观的产生作为新旧唯物主义的鸿沟,使得新唯物主义之"新"弥补了旧唯物主义之"旧",因此实践观作为新旧唯物主义的鸿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引起了对于其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思考,无论是在理论领域研究中还是在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都是至关重要的。     

《矛盾论》的历史贡献及现实意义

《矛盾论》是毛泽东1937年8月为克服党内严重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一篇重要而精炼的哲学论文,其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科学的逻辑体系———发展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矛盾系统理论思想;汇通中西文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稳步发展;理论指导实践———丰富了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矛盾论》作为人类辩证法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必将永远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培根哲学的唯物主义倾向

培根一生致力于对经院哲学和旧的宗教神学的批判,同时为自然科学提供新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哲学思想集中反映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要求。这一思想突出表现在培根的物质观和反映论上,他开创了后来西方近代哲学发展的方向。     

身体的沉沦与救赎——基于身心关系的哲学视角

传统哲学在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时总是把人分为心灵和身体两大部分.对于心灵和身体的关系,主流的哲学思想是肯定心灵对人的本质具有决定作用,从而赋予心灵以超越身体的特权.因而很大程度上,哲学史就是一部“张显心灵”同时“去身体化”的历史.由于传统哲学的弊端,人的身体长期受到来自心灵的粗暴对待.为改变这一状况,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对身心关系的和谐作了本体论、认识论和美学层面的阐述.     

论树立和落实正确的群众观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认真分析世界经济、政治发展趋势,着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多次强调并深刻论述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观点,把全党的认识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正确的群众观。     

论欧洲哲学基本问题论战的轨迹

本文提出欧洲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战是分三个战场进行的.有它自己的轨迹.就国家而论,是从英国转到法国再到德国.资产阶级从运用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再到检起唯心主义旗帜.论战的轨迹是波浪式的,有三个不同性质的阶段.并从地区性发展成国家性,最后形成国际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践哲学透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由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进程包含着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认识论的重要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来源于科学的实践需要,指导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是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性活动,强调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统一。     

~(60)Co-γ辐射对杨树生理指标的影响

分别对鲁山杨和圣山杨的种子进行不同60Co-γ射线辐射剂量的照射,得到M1代和扦插后的植株,测定其生理指标,结果表明:随着60Co-γ射线辐射剂量的增加,叶片中CAT活性、可溶性蛋白含量与SOD活性均表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MDA含量表现为先降后升的趋势。可溶性蛋白含量、SOD活性的峰值均在50 Gy时出现;CAT活性的峰值鲁山杨在100 Gy时出现,圣山杨在200 Gy时出现;MDA含量最大值在250 Gy时出现。综合分析表明高剂量60Co-γ处理会显著降低植株的抗性。     

王冕与九里山

王冕是中国元代画家、诗人和梅树种艺者。他隐居九里山13年,生活清苦,但不忘国家和人民,通过种梅、画梅、吟梅,留下了很多旷世名作,并且达到了“梅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是梅花精神的最好体现。     

三维元胞自动机各向异性林火蔓延快速模型

为建立林火蔓延动态预测模型,实现实时三维可视化模拟,构建了王正非 3D元胞自动机模型林火蔓延模拟框架。该模型考虑林火蔓延的物理规律和全局因素的相互作用,在王正非山火初始蔓延速度经验模型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地表植被类型、地形坡度、风速、风向、温度5个因素,并根据元胞之间能量传递建立状态转换规则。以我国西南火灾高发区作为实验区域,在多约束条件下模拟林火蔓延行为并获取林火矢量边界,实验证明该方法简便、高效、输入参数少、运算效率高,可以实现不同条件下的林火蔓延快速模拟。      

从营养、医学及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大豆的价值

王绶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大豆专家、教授,毕生从事农业教育事业。早年曾育成大豆优良品种金大332,并率先倡导生物统计学方法在田间试验中的应用。王绶教授治学严谨,生活朴素,谦虚好学,诲人不倦,为人耿直,待人诚恳,深受广大师生的爱戴。王绶教授1958年任山西农学院院长,并主持大豆科研工作。在他的指导和带动下,大豆科研组的同志坚持科学为生产服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发扬求实、苦干精神,在大豆育种和大豆生物学理论探讨方面均取得了优异成绩。其中培育的晋豆一号、二号、三号新品种和大豆生物学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论文,曾分别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79年山西省科学技术成果二等奖。但是由于客观条件所限,王绶教授未能为我们留下更多的亲笔遗作。近日(2008年10月19日),苗果园教授翻阅旧资料时,发现一篇王绶院长的论文打印稿,虽不是手写,但亦很珍贵。委托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遗传育种教研室主任李贵全教授撰写按语,交山西农业大学学报发表。谨以此文纪念山西农业大学大豆育种五十周年!对农业界老前辈王绶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     

生物纤维饲料饲喂生长肥育猪效果的研究

以生物纤维饲料作为蛋白质补充饲料配制的饲粮对不同生理阶段生长肥育猪的生产性能和屠宰性能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将28头二元杂交去势公猪随机分为4组，每组7头，分别饲喂A、B、C、D4种饲粮。经78d饲养试验，结果表明：D组的日增重极显著低于A组、B组和C组（P＜0．01）。D组的屠宰率显著低于A组、B组和C组（P＜0．05）。但A组、B组和C组的平均膘厚显著高于D组（P＜0．05），瘦肉率和眼肌面积在各组间均未达到显著水平。在生长肥育猪的日粮中，用廉价的生物纤维饲料作为生长肥育猪饲粮中的蛋白质补充饲料是完全可行的。     

嗜热多拟青霉发酵产物杀虫活性的初步研究

以纯化的嗜热多拟青霉液体发酵培养,测定其代谢产物对棉蚜和温室白粉虱的毒杀效果。用水培棉苗法培养棉蚜,盆栽番茄培养温室自粉虱,采用菌株发酵产物浸渍法进行生物测定。结果表明：该代谢产物表现出较高的毒杀作用,室内生物测定72h对棉蚜和温室白粉虱的校正死亡率分别为80．5％和66．3％。     

花道泡水质模拟预测研究

Delft-3D是由荷兰水力研究院（Delft Hydraulics）开发设计的三维或二维可视水动力一水质联合模拟软件系统,可全面仿真水域的三维或二维循环水流水质情况。该模型不仅考虑了复杂的流体力学问题和输送过程,还考虑到众多与有关水体相关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的相互作用,使仿真结果较先前使用的水质及水力模型仿真套件所作的预测更为可靠和准确。该研究以Dent-3D软件为技术平台,对饮用水水源地花道泡引水初期的水质进行了模拟预测,初步确定了水体适合农业灌溉和生活饮用的时间,并且给当地的决策部门提出了一些建议。     

王闿运改制船山书院探析

在晚清社会变革的历史场景下,王闿运致力于书院教育,其中尤以在船山书院的时间最长,前后长达二十余年,培育了一批英才。清末书院改学堂,船山书院在王闿运的主持下经历了"反对——应付——缓改"三步曲,其中除却王闿运本人的原因外,也有现实的客观因素。船山书院改制的过程和王闿运对于书院改制的态度对于我们理解近代学者在晚清所作的历史选择以及对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认识有所启发。     

云南的草蛉及新属新种(脉翅目：草蛉科)

 本文描记了云南省草蛉科的8新种与1新属,对过去所记载的云南省草蛉记录进行了必要的订正与补充。还附录了云南省草蛉科目录(2亚科,15属33种)及分属检索表。     

Erratum

In the report "Site-specific nick in the T-DNA border sequence as a result of Agrobacterium vir gene expression" by K. Wang et al. (30 Jan., p. 587), figure 2A on page 588 should have shown a 3.2-kilobase band in lane b that was not visible. Also, 1.9-kilobase bands in lane c and g were not visible. A Print that shows the bands in figure 2, A and B, appears below. In addition, reference 24 should have been to J. L. Slightom, L. Jouanin, F. Leach, R. F. Drong, D. Tepfer, EMBO J. 4, 3069 (1985). [See Table A and B in Source 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