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条件下农村电商对农户增收实现机制研究——来自山东东营市的实证分析

发展农村电商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但异质性条件下农村电商对农户收入的具体影响有待进一步辨析,对于规范农村电商发展和形成精准的扶持政策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基于山东省东营市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分析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探讨发展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结果表明,农村电商的发展提高了农户参与电商的积极性,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对增加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一方面,传统农业地区农户而言,发展电商基础设施、成立家庭农场和农产品品牌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对于工业经济发达地区影响较小;另一方面,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品牌建设对于参与电商的高收入群体的增收有益,政府资助对于参与电商农户的增收效果较显著。鉴于此,为增加农户收入,应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农业规模经营,树立农产品品牌意识,同时政府应增加财政专项电商扶持经费投入。     

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的增长、结构与分配效应研究

【目的】研究农业机械化对于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增收以及内部收入结构差异的影响,以期为农业机械化发展和农民增收提供政策建议。【方法】基于2000—2016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主要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及分位数模型检验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的增长、结构和分配效应。【结果】农业机械化表现出一定的增收效应,促进了农民总收入的提高;在主要收入来源上,农业机械化对农民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外还发现农业机械化具有收入分配效应,缩小了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其中农业机械化促进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民收入的提升,中低收入农民从中获益更多。【结论】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机服务市场,加大农业机械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投入,发挥其在促进农民收入包容性发展的作用。     

农用地流转与农户收入的关系分析——以农业机械化水平为视角

通过对2005—2019年不同省份农用地流转率、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以及农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的分析，从宏观层面考察了农用地流转、农业机械化水平与农户收入三者间的关系，并检验了其中的中介效应机制。同时还将全国各地划分为东部、西部、中部3个区域进行了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加快农用地流转不仅能显著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还能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直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而且可以作为农用地流转与农民收入之间的中介变量，间接增加农民收入。从分样本来看，东部、西部、中部不同地区农用地流转都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均与农民收入呈正相关，农业机械化水平的部分中介效应也几乎都成立。但西部地区农用地流转对农户的增收效应以及农业机械化对农户收入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     

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北省坝上地区的实地调查

利用河北省坝上地区5个县857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以Probit模型为工具,分析了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坝上地区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增加农户家庭收入的作用显著,其中家庭农业收入比例、农业劳动力数量、耕地面积、与龙头企业合作紧密程度、龙头企业规模、中介组织数量、生产加工基地数量和覆盖农户数等是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影响农户增收的主要因素.     

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的江西省农民增收问题研究

介绍了江西省农民收入概况,借鉴系统动力学方法,基于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拓宽农民收入渠道2个层次,通过提高农民在本地劳动获得的收入、优化粮食生产结构、推广"公司+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模式3条途径系统模拟各种方案对于农民增收的效应。仿真结果显示,系统实施以上3条途径可以有效提高农民收入,大幅缩小城乡收入比。     

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增收的影响机制研究

【目的】农业农村数字化是推动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赋能效应。构建农业农村数字化的综合评价体系,实证探究农业农村数字化的增收效应及作用机制,为缓解“数字鸿沟”难题、保障农业农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方法】选取 2011—2020 年我国 31 个省（区）面板数据,运用熵权 TOPSIS 法对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进行测算,然后使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考察数字化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采用门槛模型探究数字化与农户增收之间的门槛效应。【结果】（1）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增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水平每增加 1% 单位,农户收入平均增长 57.4 元;正向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但在中部地区表现为抑制、西部地区促进效应并不明显,表明存在“数字鸿沟”;（2）农业农村数字化通过促进农户兼业发展、加速土地流转、提高农户融资概率、促进农产品销售等途径作用于农户收入增长;（3）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农村数字化与农户增收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第一门槛值为 33.401,第二门槛值为 148.370。随着阈值区间的提高,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收入增长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正 U 型”关系。【结论】农业农村数字化能够有效促进农户增收,但“数字鸿沟”困境仍然存在;提出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农业数字化培训和教育、促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制定区域差异化的数字化发展策略等政策启示,以促进农户增收。     

关于安康市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思考

分析了当前安康农民收入特点和制约因素,指出:牧业、第二产业是农民增收的主要增长点;国家扶持和保护是农民增收的重要动因;种植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有所下降;农业生产条件差、农业产业化程度低、非农产业发展滞后、劳务收入受宏观经济影响显著下降是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提出加强粮食生产基础建设、四大产业建设、快速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推动劳务输出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深化农村配套改革,实现农民收入增长。     

藏东南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调查分析藏东南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藏东南地区特色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依据2020年7—11月藏东南6县1区295个农户农业产业化经营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路径。农业产业化经营分别通过农业成本、农产品附加值、利益联结机制对农户收入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直接影响农民收入增加效果最好，利益联结机制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效果其次，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农业成本进而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效果较差。进一步促进藏东南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增加农户经营收入必须调整农业产业化扶持政策，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构建开放、健康、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农业产业化人才培养引进机制。     

金融科技对江苏省农民收入增长的中介效应及异质性

以2014—2019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为样本,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收入来源渠道角度检验金融科技对江苏省农民增收的影响,并对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得知,金融科技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影响农民增收,但不存在金融科技通过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财政支农强度促进农民增收的中介效应;区域异质性分析得知,金融科技对非粮食主产区作用更加显著。政府要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提高农民金融素养,加强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正规、完备的农村征信数据库及信息共享平台,促进农民广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     

农民增收问题研究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笔者通过剖析镇江市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及农民增收困难的原因,并提出从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增收效应;培育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非农产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投入,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大帮扶力度,提高低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等6个方面的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农民增收的几点建议

农民收入增势趋缓,对促进农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有一定影响。那么,如何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呢？根据当前农村农业生产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１靠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增收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增长点。现阶段农业初级产品量大质次,造成销路不畅,价格低迷,直接影响农民收入。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以种子革命为先导,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种植结构,增加农产品的优质品率。２靠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增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实现农业持续发展的强大支撑,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驱动器”。因此,要继续实施科教兴农战略,要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力度,加快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应用。３靠牵动龙头企业增收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产业化,而龙头企业上联市场,下接农户,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体,是延长产业链条、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载体。因此,我们要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培育发展一批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能进行农产品的深度加工,为农民提供服务和带动农户发展农业生产的“龙头企业”。４靠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小城镇建设增收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最大限度地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高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     

农户参与农村土地流转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增加的影响

农村土地流转有助于盘活土地资源,推动乡村振兴,也是关乎脱贫攻坚与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家庭经营性收入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户参与土地流转是否促进家庭经营性收入增加较缺乏实证研究.基于全国有代表性的947个农户实地问卷调查样本,采用Adaptive LASSO Logistic等模型深入探讨土地流入、土地流出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增加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流入土地、流出土地分别是Adaptive Lasso Logistic模型筛选的因素,但分别对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加产生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即流入土地的居民能促进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加,而流出土地则相反.此外,受教育年限和是否兼业农户也对农业经营性增收产生正向影响.因此,农户参与农村土地流转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增加确切产生影响,有必要做好相应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和社会保障等配套工作.     

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差异化影响——基于城镇化的调节作用

发挥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增收的赋能作用,对提高农民收入质量、增强农民可持续增收能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2010—2021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的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深入分析其群体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探索城镇化的调节效应和作用机制,进一步利用门槛效应模型探索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其影响效应具有典型的双重门槛特征;异质性表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中高收入农民群体的增收效应更明显,对长江下游地区农民的促进作用最显著;农户健康投资能够带动各类农民群体增收;城镇化在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为此,应加大农村公共教育投资、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和居民健康水平、完善农村交通网络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分类有序推进县域城镇化进程,着力提升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农民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构建农民稳定可持续增收机制。     

农业生产性服务、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增收 ——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

探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与约束条件,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提高、农业技术成果转化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9—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农业生产性服务、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民收入之间的作用逻辑进行研究,建立以人均经营土地规模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探讨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民增收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业技术进步均正向影响农民收入,对工资性收入的提升效果强于对经营性收入的提升效果。农业技术进步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民增收之间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为4.5%,农业技术进步的中介作用在粮食主销区中最大,远远高于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通过农业生产性服务实现的技术进步更容易提高农业经营性收入;整体上,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民增收的影响表现为非线性,随着人均经营土地规模的扩大,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民总收入与工资性收入提升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规律,而服务对经营性收入的提升不受土地经营规模的影响。尤其在粮食主产区,当人均经营土地规模跨过一定门槛后,更有利于农业生产性服务增收效应的发挥。因此,目前应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重点放在粮食主产区与产销平衡区,进一步重视并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性服务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加强服务的技术支持,尤其是劳动替代性技术的引入,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全程托管等形式的规模经营来缓解人多地少对农业生产性服务充分发挥作用的制约。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效益差异分析——以邹城市为例

为了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促进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促进乡村振兴,通过实地调研与数据分析,利用独立性检验和方差分析研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收入差异以及不同流转规模和流转方式的收入差异,探讨农地流转对收入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收入明显高于未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采用出租方式的收入高于其他流转方式的收入,其次是入股和转包方式;土地流转方式对平均流转收入差异有显著影响,土地流转规模对平均流转收入差异的影响不显著。可见,参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但具体的流转方式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     

土地征收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的实证

被征地农户的生计问题关系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大局,探讨征地对农户收入变化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国家统计局及国内外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共同完成的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分别从征地时间和地区差异两个维度实证分析了征地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净效应。结果表明,在未考虑样本征地时间与地区差异的情况下,征地可以显著增加农户收入水平,且被征地农户家庭总收入均值明显提高3 151元,但简单均值对比分析明显高估了征地对农户增收影响效应。从样本的征地时间差异可知,征地对于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随时间推移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征地时间周期越长农户增收效应越明显,家庭总收入的净效应从2 632元逐渐提高到5 257元。从样本的地区差异可知,土地征收对于农户收入效应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征地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变化呈现差异性,而东部地区征地对农民的增收效应最为明显,而中西部地区征地并不能明显带来农户收入的增加。为切实提高中西部地区被征地农户收入水平,需要继续进一步完善农地的"三权分置"制度,鼓励闲置土地进行流转,结合农户特征与意愿提供多种形式的就业技能培训,适度提高中西部地区征地补偿标准,采取多元化的补偿安置模式。     

环京津山区农业产业化升级与农户增收——一个基于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运用环京津山区6个县519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分析了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增加农户家庭收入的作用确实很明显,其中,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家庭耕地数量、龙头企业规模、中介组织数量、生产加工基地数量和产业化覆盖农户数等变量是产业化经营影响农户增收的主要因素。     

劳动力流动、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鼓励农民从事非农就业,促使农民积极参与到农地流转市场中,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库,运用分位数回归法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分析劳动力流动和农地流转的动态关系,探讨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动态关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样本农户中,相较于74.15%未进行农地流转的农户,25.85%进行农地流转农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提高0.46万元;农地转出户的劳动力流动时间高出农地未流转户1.3倍,使其家庭可支配收入比农地未流转户提高0.70万元。另外,增加劳动力流动时间更有利于提升低收入农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进行农地流转也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可支配收入,并且农地转出户比农地转入户的提高幅度更大。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动态关系程度越高,相较于西部地区更有利于提升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因此,建议不断加强对农民的投资和培训,完善农地流转市场的运行机制,实行有区域差别的农业政策,以保证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民收入。     

对洛阳市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几点建议

洛阳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据统计,2002年全年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产值27郾7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38%,各类产业化经营组织带动农户52万户,有192郾5万农民参与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活动,占农村总人口的40郾8%,农户来自产业化经营的收入户均达2827元。     

农民怎么涨“工资”—与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成贵的对话

提高农民的收入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增加农业收入。二是增加农户的工资性收入,降低对农业收入的过分依赖。三是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间接地提高农户的收入。 市场化改革是农民增收的基本源泉,加快市场化改革,并建立国家农业支持政策体系,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最重要的途径。 1997～2000年4年间,农民收入增速持续下降,农民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整个农村经济似乎已经不再像早年那样充满活力和生机。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显著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