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补奖政策下牧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为例

为探究草原补奖政策对牧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本研究基于锡林郭勒盟219户牧民调研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牧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程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草原补奖政策促进牧民增收,尤其是对低收入牧户家庭增收效果显著;草场使用面积、年初家畜数量、劳动力比例、家畜出生率及出售率对牧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影响,当草场使用面积、年初家畜数量分别增加1公顷、1羊单位,人均总收入分别提高0.02%,0.15%;劳动力比例、家畜出生率及出售率分别提高1%时,人均总收入分别提高0.65%,0.43%,1.83%;各因素对不同收入家庭的收入影响及作用程度具有差异性,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比例增收效果趋于加强,而家畜出生率和出售率的增收效果则趋于减弱。因此,建议引导牧民发展畜牧业适度规模经营、加大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以提高牧民收入水平。     

资本禀赋视角下牧户的减畜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青藏高原西藏那曲市的183户牧户数据，运用双栏模型探讨了资本禀赋的各要素对牧民减畜行为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 1）样本区牧户的减畜意愿较高，整体来看有61.40%的牧户愿意减畜，且愿意减畜的牧户当中，有67.16%的牧户愿意减畜的比例为当前养殖数量的30%及以下。2）经济资本中的牧业收入和拥有的房产价值对牧民的减畜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家庭贷款、政府补贴和牲畜数量均对牧民的减畜意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愿意减畜的条件下，家庭贷款、家庭储蓄、固定资产对牧民的减畜程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3）文化资本中的受教育程度对牧民的减畜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4）社会资本中的制度信任和人际网络对减畜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组织网络对减畜意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愿意减畜的情况下，制度约束对牧民的减畜程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基于牧户行为的草地管理模式——以西藏自治区为例

本研究利用产量和利润最大化理论,基于随机抽样调查构建多元选择模型,探讨不同类型牧户放牧决策差异及导致牧户过度放牧的内在机制,分析牧民家庭收入、畜牧业科技推广、草地管理投入、牧户兼业行为和风险意识等变量对牧户放牧决策的影响,模拟不同政策组合下过度放牧牧户降低牲畜存栏量的意愿。研究表明,1)牧户生产决策受畜产品价格影响大,然而,不同质量畜产品价格差异小,导致牧民忽略畜产品品质而过度追求存栏量,引致草地禁牧政策失效;2)牦牛饲养比重对牧户减少牲畜存量的边际倾向值最大,比重每增加1单位,牧户意愿降低牲畜存栏量5.684单位,由于牦牛饲养草地需求较多,对是否降低存栏量敏感;3)大部分牧户倾向于选择经济效益,寻找兼顾生态与经济,能够有效提高牧户参与的区域生态经济发展战略是未来西藏牧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策略的核心。     

青藏高原牧户草地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495户牧民的调查

以玉树、那曲、阿坝、甘南4个地区共495个牧户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Logit和Probit实证计量模型从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社会经济特征、牧民草场畜牧业经营特征和其他因素等方面分析了青藏高原牧区草地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牧户家庭草地承包面积对草地转入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牲畜数量对草地转入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区域变量中,那曲地区牧户的草地转入行为显著低于其他3个地区,而甘南和阿坝牧户的草地转入行为显著高于另外两个地区。根据上述结果,对促进牧区草地的有序流转提出了建议。     

产业链视角下牧户参与合作经济组织意愿的实证研究——基于对4省牧区牧户的问卷调查

加快草原畜牧产业链建设是牧民增收的一条有效途径,牧民合作社则是草原畜牧产业链中具有承上启下和协调作用的关键环节.基于此,本研究对新疆、内蒙古、青海、甘肃四大草原牧区进行了实地调研,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牧户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牧民自身因素、生产因素和主观因素三者相互影响;文化程度、经营成本和对牧民合作社的认知程度对牧户参与牧民合作社行为的影响最大;在所有的测量指标中除成本影响外均达到显著水平(P＜0.05).     

草原畜牧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的研究

我国的草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40%左右,在广阔的牧区,草原畜牧业是主要的产业。由于牧区草原畜牧业的经营规模以及牧民的专业化程度的制约,生产经营规模超过一定限度,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出现。所以草原畜牧业需要适度规模经营,使草地与劳动力、资金等进行优化,各类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从而得到最大收益。目前我国的牧区主要分布在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四川等地,共有264个牧区和半牧区,占草原总面积的67%。但是我们通过调查可以发现,主要草原牧区的绝大部分牧户畜牧业经营规模较小,小于合理的规模,牧户生产水平较低,使得经济效率低下。通过对牧户的草地资源进行整合,扩大经营规模,将经营规模控制在适度经营的合理范围之内,以实现规模效益,提高畜牧业的产业效率是草原畜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草场从承包到“再集中”经营牧民响应吗?——基于内蒙古试点嘎查全样本微观数据分析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M嘎查率先创新牧区集体经济运行机制,成立股份制专业合作社,对草场经营权"再集中",实现草场的统一管理。本研究以M嘎查的全样本牧户为研究对象,构建计量模型,从家庭禀赋因素、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三个方面探索了牧民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牧民家庭非畜牧业收入占比、是否有贷款正向影响其参与行为。不同草场规模牧户的参与行为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就大牧户而言,畜牧业家庭劳动力人数负向影响其参与行为,家庭总收入和兼业收入占比则正向影响其参与行为;而对中小牧户来说,草场是否发生流转与其参与行为呈显著负相关。结合以上结论,笔者从建立生态、经济、社会保护利用机制,提高金融部门支持力度,根据不同牧户分类引导等角度提出了促进牧区股份制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对策建议。     

落实以草定畜、促进牧区经济的"三个转变"——玛纳斯县以草定畜的经验和做法

草场承包到户以来,新疆玛纳斯县牧区草原畜牧业发展较快,牧民放牧饲养牲畜的数量逐年增加。特别是近10多年来,随着全县畜牧业的大发展,牧民放牧牲畜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其承包草场的承载能力,山区因超载过牧草原退化严重,森林、草原     

牧户草场流转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笔者基于对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典型草原牧区呼伦贝尔市和锡林郭勒盟的289户牧户调研数据进行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了影响牧户草场流转行为的因素。结果表明:户主学历、户主是否为嘎查领导、草场流转合同形式、离苏木远近、牧草高度等因素对牧户草场流转行为有显著影响;牲畜头数、人均草场面积、畜牧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和草场转入转出期望年限等因素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有显著影响;劳动力数量对牧户草场转出行为有显著影响。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了促进草场流转的政策建议。     

青藏高原牧区典型家庭牧场选择方法研究——以甘肃省玛曲县为例

青藏高原草原牧区典型家庭牧场选择对牧区畜牧业科研成果推广具有重要意义。以甘肃省玛曲县20户家庭牧场为基础,以户均草地面积、家畜数量、经济收入和支出4个因素作为典型牧户的选择依据,并分别对以生产资料为依据的典型家庭牧场、以经营水平为依据的典型家庭牧场和以生产资料和经营水平综合的典型家庭牧场进行了分析,选出牧户2、12、13和19为研究区典型家庭牧场,其户均草地面积、家畜数量、经济收入和支出分别为195.0 hm2、452.5羊单位、5.08万元和4.18万元。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家庭牧场能代表调查区多数家庭牧场草畜生产经营状况和牧民生活水平。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下牧户草畜平衡调控行为研究

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锡林浩特市和苏尼特右旗三个旗(市)为例,分析了补奖政策实施前(2009年)、后(2014年)草畜平衡区牧户的生产决策行为,揭示牧户的草畜关系调控途径,解析不同牧户对草畜关系的调控策略,分析草畜平衡率变化以及补奖政策实前后牧户收入变化情况。结果表明:牧户通过调控牲畜数量、经营草地面积和饲草料购买量三个主要途径调增了载畜率,超载程度有所增重;牧户家庭收入有所增加,除了补奖资金对收入增加的直接作用外,牧户仍将过度利用草地的经营决策行为作为维持和提高其收入的主要手段。最后,剖析了生态补奖政策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A selective approach to typical householder farm in the pastoral regions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青藏高原草原牧区典型家庭牧场选择对牧区畜牧业科研成果推广具有重要意义。以甘肃省玛曲县20户家庭牧场为基础,以户均草地面积、家畜数量、经济收入和支出4个因素作为典型牧户的选择依据,并分别对以生产资料为依据的典型家庭牧场、以经营水平为依据的典型家庭牧场和以生产资料和经营水平综合的典型家庭牧场进行了分析,选出牧户2、12、13和19为研究区典型家庭牧场,其户均草地面积、家畜数量、经济收入和支出分别为195.0hm2、452.5羊单位、5.08万元和4.18万元。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家庭牧场能代表调查区多数家庭牧场草畜生产经营状况和牧民生活水平。     

草原畜牧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内蒙古草原4个典型牧区、农牧交错区旗县的223户牧户微观调研数据,使用多项Log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牧户及其子代的草原畜牧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子代对未来继承草原畜牧业经营意愿不够强烈,且样本牧户中草原畜牧业经营已继承的情况占比较低,未来的草原畜牧业代际传递面临困难;（2）草场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两类生产要素是目前影响牧民草原畜牧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主要因素;（3）子代的草原畜牧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选择主要受自身条件和家庭条件的影响。政府应当关注草原畜牧业经营代际传递过程中的异质性,积极改善牧区及草原畜牧业生产条件,为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年轻的内生动力。     

草原补奖政策下牧户是否超载？谁在超载及影响因素——以内蒙古为例

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沙地草原、草原化荒漠草地的15个旗县791户牧户为调查样本，以可持续生计资本为视角，通过建立二元Log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第一轮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期结束后，牧民草场是否超载?超载牧户的特征是什么?超载的程度如何?调查结果表明：内蒙古自治区第一轮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结束后牧户草场超载率平均值为44.70%；牧户草场超载率与草场经营规模呈负向相关关系，其超载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小牧户 > 中牧户 > 大牧户；牧户草场超载率与畜牧业生产依赖程度呈负向相关关系，其超载率由高到低依次为纯牧户 > 兼牧户 > 非牧户；草场经营面积、冬季牲畜和固定资产数量成为影响牧户草场超载行为的关键生计指标，牧户草场经营面积对其呈显著负向影响，冬季家畜和固定资产数量对其呈显著正向影响。综上，第一轮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结束后牧户草场超载现象依然存在，超载率与草场资源占有率呈负向关系，与其对草原的依赖程度呈正向关系。     

变相增加牧民负担问题不可忽视

壮大集体经济,因地制宜地大力发展养殖业,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我区部分牧区旗县的一些嘎查只考虑自身利益,将牲畜交给所辖区牧户代放,增加了牧民的负担,应引起重视。 据内蒙古伊盟鄂托克旗牧调队反映,该旗一些嘎查在牧民家每户都放有嘎查牲畜(羊),多者10来只,少者6～7只。牧民代     

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 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畜牧业是新疆的优势传统产业。新疆拥有天然可利用草原0.48亿hm~2,是维系生态环境的重要生态屏障,也是保障畜牧产业发展、130万牧业人口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由于新疆草原牧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生产方式粗放,草原牧区经济发展一直没有摆脱人口增长—牲畜增加—草原退化—效益低下—牧民增收难的状况。与传统农业相比,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更为滞后,效益低下与生态环境恶化的矛盾更为突出;与农民相比,牧民收入来源更为单一,增收渠道更加有限,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青海发展生态畜牧合作的经验启示

<正>青海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草原总面积5.47亿亩,畜牧品种以牦牛、藏羊为主。从1989年开始,青海实施草原承包工作,根据草质好坏、草原环境等情况划分等级,结合人、畜比例,按照统一标准分配,所有牧户都承包到了草场,并发放了草原使用证书。草原承包后,牧民们的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建起了草场围栏和牲畜暖棚,收入增加明显。     

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的视角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的角度,构建了生计资本影响牧民超载过牧的理论框架,利用西藏牧区199户牧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熵权法计算了牧民的生计资本情况,并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生计资本对牧民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样本区牧户中发生超载过牧行为的比重为41.06％,超载问题较为严峻.(2)牧民的生计资本存量较高...     

不同规模草地超载主体的差异性——以甘肃省玛曲县为例

超载放牧已成为当前中国草地退化的主要诱发因素,牧民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动机是产生超载放牧的根本原因。因此,在牧户差异性的基础上分析不同草原超载主体的异质性,对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发现,以中小规模牧户为主的单户、小联户和大联户在草地超载率和超载程度上都是草原超载的主体。为了维持家庭收支平衡和应对家庭未来可能面临的不可知风险,中小规模牧户的实际最小牲畜数量高于理论最小牲畜数量,因此,单户的超载率和超载程度明显高于联户,而以大规模牧户为主的中联户的超载率和超载程度最低。以草畜平衡补偿标准为代表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由于没有考虑不同规模牧户的差异性,现行的补偿标准只与牧户草地承包面积挂钩,因而忽略了超载牧户的异质性问题,致使中小规模牧户获得的补偿额度无法弥补牧户因补减畜造成的机会损失,产生减畜与补偿的不对等关系,这种补偿不仅不会促进中小规模牧户增收,反而会增大与大规模牧户的收入差距,难以调动广大中、小牧户的减畜积极性,进引发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低效率问题。针对这种现象,政策制定者应考虑牧户的超载差异性来制定具有差别化的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实现牧户减畜和补偿的对等关系。     

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程度影响因素的数理分析

笔者从经济学效用价值论的视角,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中不同要素的投入对合作社总体效益的影响,在总体支付函数的约束下,采用拉格朗日定理求解使总体效用最大化的生产要素投入,并引入合作程度变量,探讨生产要素投入与合作程度之间的关系,从产权制度和法律保证等方面提出确保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以提高组织的合作程度,进而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整体效率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