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影响的感知研究—以重庆武陵山区为例

旅游城镇化是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重庆武陵山区民族地区的实地调研数据,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方面分析民族地区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影响的感知,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方法探讨不同特征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影响感知的差异性.结果表明:民族地区农户认为旅游城镇化带来的积极影响要远远大于消极影响,而且对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感知都要大于社会影响和生态影响;不同年龄、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和民族差异的农户对旅游城镇化发展影响的感知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基于此,本文从完善利益分配机制、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发展、旅游城镇化和生态协调发展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促进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的持续发展.     

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促进国家公园建设——以青海省为例

民族地区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民族地区为了适应国家双循环高质量的发展战略、实现民族地区社会迅速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是缩小民族地区与我国其他地区社会发展差距的有效途径。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地区应该以推行新型城镇化为依托,促进民族地区所在地的国家公园的建设,实现民族地区社会生态经济的健康发展。     

恩施州深度贫困地区宅基地退出机制研究

恩施州是我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属于典型的"老、少、边、山、库"区,也属于武陵山深度贫困地区。近年来,恩施州进入城镇化和产业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农村大量流动人口的城镇转移,建设用地的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出现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而在恩施州农村地区,由于宅基地管理松散、喀斯特地形地貌因素等影响,农村宅基地闲置浪费严重,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为改善恩施州农村宅基地利用中的不合理现象和推动恩施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现行的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进行改革,构建新型的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意义重大。     

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协作的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研究

在分析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协作的基础条件及其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探索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协作的有效路径。     

湘西州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建设思考

立足地方实际,湘西自治州委提出进一步做好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工作,推进湘西州在武陵山片区率先发展、率先脱贫的奋斗目标.本文通过对湘西州发展农业现代化建设现状进行梳理,对农业现代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就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提出建议,以期为实现“两个率先”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武陵山民族地区农民“培训式”扶贫研究

中国扶贫模式已从传统"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化。武陵山民族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和连片特困地区,其扶贫模式研究将对其它民族地区和连篇特困地区扶贫问题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从武陵山民族地区艰巨的扶贫现状出发,指出该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人才匮乏,而培训是解决人才匮乏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基于此,借鉴国内外经验,运用对比分析法、文献分析法等结合武陵山民族地区实际情况提出在该区实施"培训式"扶贫的构想。     

新型城镇化:助推“三农”发展的新引擎

日前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城镇化工作会议,对于我国未来健康有序推进城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对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保护农民利益、保护耕地数量质量、改善农村条件都作了严格要求。可以说,推进新型城镇化,为“三农”发展增添了新引擎。曾经有人担心所谓“城镇化就是占用农民土地”、“城镇化就是减少村庄”等问题,这次会议都给出了明确的回应。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西部农民市民化路径探索

城镇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市民化是提升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抓手。李克强总理在2021 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中西部地区农业人口基数巨大，传统的向大、中型城市转移的异地市民化路径无法进一步提升中西部地区的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水平，进而影响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本文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的本质内涵，概述推进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原地市民化的现实驱动力、面临的困境，从“观念转变”、“产业支 撑”、“制度创新”、“强镇扩权”四个方面探索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原地市民化的新路径。     

德州市＂两区同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经验与启示

综述了德州市“两区同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历程,探索出一条传统农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并通过总结经验,分析启示,以期为其他地区探索新型城镇化提供借鉴。     

关于新型城镇化的几点体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李克强总理在与相关专家座谈中强调,“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要以人为核心,以质量为关键,以改革为动力,使城镇真正成为人们的安居之处、乐业之地”.     

长江流域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时空演变及驱动因子——以2008-2018年为例

分析长江流域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时空变化,为区域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依据。采用2008、2013、2018年3期Landsat 8 TM遥感影像资料为数据源,依托ENVI与Arcgis技术,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并对产生变化的驱动因子做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2008-2018年,长江流域（912 510 km²）林地、耕地与草地面积占据较大优势,2018年林地、耕地与草地面积分别为874 019 km²（49.08%）、428 188 km²（24.04%）、247 435 km²（13.89%）。研究期间,土地利用结构类型总体变化为“林地（0.133%）、草地（0.246%）、湿地（0.319%）、建设用地（5.591%）面积增加明显,耕地面积减少,未利用土地保持相对平稳”的特点。2）斑块类型分析表明,林地景观类型的破碎化程度降低;草地景观类型的破碎化程度增加;建设用地景观类型面积扩大,但在空间布局上更加集中。3）景观格局指数分析表明,人类活动与城镇化建设活动导致土地空间不断分散和破碎化,景观异质性增加。长江流域土地利用景观格局主要驱动因子分别为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城乡人口结构、工业污染物排放。基于上述分析,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出长江中下游地区土地利用应减量优化与高效;上游、西北与西南等地推进草原景观生态环境保护;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应加强工业用地的整治;科学规划长江流域土地空间布局,构建长江生态大廊道。     

中国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力分析

研究目的：研究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力。研究方法：基于改进C-D生产函数修正的STIRPAT模型和岭回归方法。研究结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总人口每增加1%,将导致建设用地增加0.2110%,城市化率每提高1%,将导致建设用地增加0.0542%,人均可支配收入每提高1%,将导致建设用地增加0.0255%;货币资本投入每增加1%,将导致建设用地增加0.0157%。研究结论：（1）人口增长是中国建设用地扩张的最主要驱动力。（2）城市化是中国建设用地扩张的重要驱动力,城市化率的提高并没有导致建设用地总量的减少。（3）社会富裕水平和建设用地总面积之间不存在环境Kuznets曲线。（4）货币资本和建设用地之间的替代关系不明显,技术进步对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乡村城镇化新模式:基于陈家店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与动力机制的分析

在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过去几年吉林省实施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由此带来的乡村地区聚落,产业,土地等要素的变化对乡村发展和乡村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针对近年来吉林省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实际,通过陈家店村典型案例剖析,分析了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过程和动力机制。结果表明,陈家店村通过合村并居,发展农村合作社,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三个过程实现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陈家店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自下而上模式的典型代表,以村委会为主要驱动力,通过整合村庄、土地、人口、产业等区域空间资源要素,积极带动村民就业转型,实现乡村振兴。陈家店村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实现了农业空间、社会空间、生态空间和居住空间的重组和优化,是介于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城镇雏形。陈家店村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还有待解决的问题:土地流转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居民对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乡村邻里关系的保持以及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不均衡和城乡收入差距显著带来的一些列问题。     

山区县耕地变化驱动力因素的研究——以湖北房县为例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法对房县近11年来的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力因素进行了研究,建立驱动因子回归模型。结果表明:1995~2005年耕地面积减少的驱动力因素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山区耕地资源的保护应控制人口、限制经济因素特别是城市化对耕地的占用。     

贸易战背景下新型城镇化政策助力经济增长

由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内外挑战,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较 大的下行压力,尤其在对外贸易方面。由于中美贸易战的持续性和不确定性,经济增长三驾马 车中的出口拉动作用不断下降,因此,消费和投资成为促经济增长,增加经济活力的必要选项。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增加我国居民消费和带动投资需求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平 台。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效带动消费和投资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武陵山区农业资源特点及其可持续利用战略

在对武陵山区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其农业资源特点，提出该地农业资源合理开发、可持续利用的原则是坚持因地制宜、市场导向、科技领先、可持续利用，认为开发武陵山区农业资源要有整体观，在积极扶持骨干企业和旅游业的同时，注重特色农业产业项目的开发，更要做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在充分发挥农业嵛源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综合效益的前提下．实现区域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利用。     

基于遥感的郑州市农用地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郑州市的土地资源利用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地理信息系统(GIS)和遥感(RS)技术支持下,对郑州市1988年和2009年的TM传感器数据进行监督分类,分析了该市的土地利用情况,重点评价了农用地的变化情况及驱动力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郑州市的城镇建筑用地与交通运输用地面积大幅度增加,增加率分别为183.40%和123.39%;同时农用地大量减少,减少率为4.11%,郑州市的城市化进程明显。通过对郑州市不同区域的农用地分析,计算了各区域的农用地利用相关系数,发现郑州市区的农用地面积减少量最大,达到159.01km2。研究认为,影响农用地时空变化的驱动力因素以社会因素为主,包括政策因素、人口因素和经济因素。     

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小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以杭州市千岛湖镇为例

在分析1993—2004年千岛湖镇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和驱动力的基础上,揭示了千岛湖镇土地利用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土地利用变化以城镇及工矿用地的输入和林地的输出为主要特点;耕地、林地、未利用地和其他未利用地的转出面积超过转入面积,而园地、其他农用地、交通用地、水利设施用地和城镇及工矿用地则相反;自然因素、城镇化、农业结构调整、比较经济利益、交通条件和政策因素是引起其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因子,距一级干道的距离是最重要的自然驱动因子。     

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介绍了1980-2011年陕西省耕地面积的变化态势,对影响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指出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受政策因素和社会-经济-农业系统因素共同影响.其中,政策因素一方面在促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当中使得耕地面积减少,另一方面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保护耕地红线,又通过政策因素来抑制耕地过快和非理性减少;社会系统因素中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进而导致耕地面积减少;经济系统因素中耕地面积的变化是由投资、外延扩张以及农业经济调整引致的;农业系统因素主要是通过农业科技要素影响耕地面积变化的.在实证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实现区域耕地动态平衡等对策建议.     

资兴市耕地动态变化的驱动力研究

针对资兴市1996～2004年间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力进行分析,试图揭示内地城市化过程中耕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尝试性地建立驱动因子指标体系,并运用 SAS 统计软件对55个驱动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36个与耕地面积变化相关性较强的因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上述36个驱动因子进行分析.归纳出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产业结构变化和科技进步为资兴市耕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些驱动因子与耕地变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