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分化的村域居民点用地特征分析

从地块尺度探讨农户分化背景下的农户层面居民点用地演变特征及其趋势,为构建农村居民点用地分类调控方向与模式提供依据。以重庆市潼南县崇龛镇古泥村为典型案例,从农户家庭收入、就业职业、就业地点3个方面对农户分化类型进行界定基础上,解析农户地块尺度居民点用地规模、形态、内部功能结构等方面的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农户地块尺度居民点用地规模存在"农业种养殖主导生计类型"农户户均面积最大,"既离土又离乡式非农主导生计类型"农户人均用地面积最大,"离土不离乡式非农主导生计类型"农户户均用地面积和人均用地面积均最小;非农型、农业型农户地块尺度居民点用地斑块空间形态最复杂,就地非农型和农业主导型农户居民点用地斑块空间形态较为简单,且趋于规整的方形;就地非农主导型、农业主导型农户房屋形态更为紧凑和集约,农业型农户房屋形态更为松散和粗放;就地非农主导型、农业主导型农户房屋结构以砖混结构为主,非农型农户土木结构所占比例最大;农户分化对其居民点生产功能占地比例影响不大,农户非农化对其居民点居住功能影响较为显著,即农户非农化程度越高,其居民点居住功能越强;农户层面上居民点服务功能比例偏大是造成户均用地偏大和集约利用水平低下的重要因素,也是未来管制户均用地规模的重要突破口。     

河北省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评价

近年来,河北省城镇建设用地和农居点用地呈现双上升态势,土地对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突显,化解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农居点用地集约利用。该文分析了农居点用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和类型。从经济、社会、自然3个方面构建了土地集约利用的指标体系,建立了评价模型。以县域农居点为评价单元,对农居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按照综合分值高低将县域农居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划分成4个级别,分别对应集约利用、适度利用、低度利用和粗放利用。基于上述研究,提出了集约利用的有效途径。     

基于土地功能的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分类

科学合理的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功能结构分类是提升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实现用地结构优化配置的重要前提。该文在梳理农村居民点用地分类现状的基础上,从土地利用的功能角度出发,构建了涵盖农村居民点用地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和潜在功能的分类体系,其中包含4个一级类、10个二级类和37个三级类;并以该分类方法为基础,通过实地调查典型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现状,从微观视角揭示内部用地结构。基于新的分类体系,大兴庄村用地类型可分为28种,农村居民点内部生产用地、生活用地和生态用地的比例分别为34.73%、53.53%和4.06%,可挖潜面积比例为占农村居民点总面积的13.09%。研究结果为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分类体系构建提供了基本思路和工作框架。     

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特征及驱动力

土地混合利用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激发地区发展活力的重要途径,当前少有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的系统解析。该研究探索性提出基于多样性和兼容性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测度方法,通过实地调研、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数据抓取、GIS与遥感技术,以珠三角东莞市石排镇塘尾村、谷吓村和福隆村为例,剖析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特征及驱动力。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点用地多样性从小到大为谷吓村、塘尾村、福隆村,其中,土地利用多样性从小到大为谷吓村、福隆村、塘尾村,住宅用地非居住功能多样性从小到大为谷吓村、塘尾村、福隆村,工业用地商业功能多样性从小到大为谷吓村、塘尾村、福隆村;2）农村居民点用地兼容性从小到大为谷吓村、福隆村、塘尾村,其中,土地利用兼容性从小到大为福隆村、谷吓村、塘尾村,业态兼容性从小到大为谷吓村、福隆村、塘尾村;3）综合多样性和兼容性指标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度从小到大为谷吓村、福隆村、塘尾村。塘尾村受乡村旅游政策及村域的历史和人文资源驱动,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程度高;谷吓村交通和区位良好,但仅有沿交通干道两侧的村民发展商业,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度相对较低;福隆村受珠三角外向型经济带动并充分利用产城融合更新政策发展工业,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程度较高。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由多样性和兼容性共同决定,研究可为编制村庄规划、协同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提升提供决策依据。     

宝泉岭垦区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评价

运用层次分析法,结合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对宝泉岭垦区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情况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宝泉岭垦区所辖13个农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为:集约利用3个,适度利用6个,低度利用1个,粗放利用3个;垦区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仍有较大潜力。在充分考虑各级分区特征及主要限制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垦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对策。研究结果可为其他垦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合理利用提供参考。     

基于投入-产出原理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评价

遵循经济学投入-产出理论和新农村建设要求,将农村居民点集约化内涵与表征要素归结为投入强度和产出效用2个方面,构建以用地规模、布局、结构和生产、生活、生态效用为准则层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测度指标体系;利用脱钩原理和指标偏离度分析方法,建立农村居民点集约度指数与变异系数计量模型以及障碍度诊断模型,以北京市平谷区275个行政村作为案例基础评价单元,评定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水平,划分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模式,解析农村居民点集约化障碍因子,归纳农村居民点集约化调控路径。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水平整体上偏低,以中度和低度集约为主;生态型和耗损型农村居民点占主导,集约与粗放之间的过度类型数量相当,乡镇间差异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点集约化的障碍因子整体显著,用地规模偏大、内部结构不合理是农村居民点用地强度偏高的主要障碍,生产效用低、生活条件差是制约农村居民点发展的短板。生态型到集约型再到粗放型利用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化障碍因素依次增多,从降低用地强度与提升用地效用的角度,内涵挖潜、集约增长、生态均衡和持续发展是不同模式农村居民点集约化发展的有效路径。     

重庆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变化耦合关系研究

该文以重庆市镇域单元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数量变化的耦合关系模式,基于净变化率和结构变化率,采用组合特征分析、空间分析和趋势面分析等方法,从区域整体和局部样带层次,探讨了二者数量变化的耦合关系。研究表明:尺度特征上,镇域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和农村人口数量变化体现出更多异质性;二者数量变化格局存在部分空间重合;"人减地减""人增地增"等同向变化是主要耦合类型,且主要分布在渝西地区、长江沿线地区;逆向变化类型中,"人增地减"型主要分布在渝西地区,"人减地增"型主要分布在渝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点数量和农村人口变化的耦合关系作用显著,居人弹性系数在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呈现出地带性分布规律。着眼于乡镇单元分析农村居民点和农村人口变化的关系模式,有利于为制定更加切合乡村发展实际的土地利用政策提供参考。     

环渤海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分区及其整治策略

为制定农村土地整理规划和设计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项目提供决策依据,该文以环渤海地区327个县域为评价单元,从整理潜力、整理能力和整理迫切度3方面构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分区的概念模型,利用熵值法确定权重并计算综合评价值,运用指标判别法将研究区划分为5种类型区.研究认为,优先整理区着重推进城镇化引领型的村...     

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

坚持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是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基本原则之一。该文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利用参与式农户调查与半结构访谈等方法,在村庄和农户2个尺度上进行了农村居民点整治意愿调查,共获调查问卷748份。在划分农户类型及其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开展了不同类型农户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意愿及其决策因素解析,进而综合农户的自身状况及其对整治的需求与偏好,进行了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甄别,为制定以人为本的农村居民点整治策略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农民兼业行为已经成为京郊地区的普遍现象,农户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意愿也比较强烈,其整治意愿的决策因素包括共同型和特定型两类;从生存-经济-社会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农业主导型农户以生存理性为主导,农工兼具型农户侧重于经济理性,非农主导型农户则追求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不同类型农户适宜不同整治模式,农业主导型农户适于中心村整合模式,农工兼具型农户适于村内集约模式,非农主导型农户适于城镇转移模式和产业带动模式。     

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生态服务功能分析

该文使用同期土地利用现状图以及采用了不同土地利用分类方法的北京市集体土地地籍调查图,分析了现行土地分类下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居民点内部的农用土地存在及其结构,测算了其所具有的生态服务价值。研究结果发现农村居民点作为一种混合地类存在,具有一定的生态服务功能。这些生态服务类型的存在对农村居民点内部生态环境的维持起着重要作用;不同区域农村居民点的生态服务功能组成发生着规律性变化。研究结果对于当前“农村居民点用地减少与城镇用地增加的挂钩”工作的开展、建立区域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以及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尼泊尔中部山区Melamchi流域农户类型及其土地利用方式

农户生计策略变化为土地利用变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基于问卷调查、半结构访谈、数理统计等方法,对尼泊尔中部山区Melamchi流域4个典型村进行了系统调查,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策略及土地利用特征。结果表明:农为主和非农为主型农户生计策略组合较优,生计多样性指数相对较高,生计风险相对较小。不同类型农户在耕作面积、土地利用结构、劳动力投入、土地增产性投入等方面均表现出不同特征。不同类型农户对改善生计的认识及策略不同,其对土地的作用及影响也有所差异。非农生计活动不仅降低了生计脆弱性和生计风险,同时也降低了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和垦殖率,促进了土地所有权改变和土地再分配,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但也增加了土地质量退化和环境污染的风险。针对尼泊尔山区资源环境特点及影响农户生计改善的不利因素,从农户和区域层次分别提出农户生计优化及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建议。     

丘陵山区农户尺度宅基地空间重构

宅基地空间重构是优化城乡土地利用格局、促进乡村地域系统全面振兴和乡村现代化治理的有效途径。为了揭示农村宅基地利用中的乡村主体特征和行为差异,引导不同利用需求的宅基地实现差异化重构,该研究以土地适宜性评价为基础,结合农户宅基地的个体利用特征和发展需求,构建了村域农户尺度的宅基地空间重构分析框架,并以中国西南丘陵山区典型村域重庆市石柱县坪坝村为例进行实证研究,总结丘陵山区农户宅基地空间重构的基本模式,探讨农户宅基地差异化利用对宅基地空间布局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从规模来看,坪坝村有53.07%的宅基地分布在高适宜区,28.81%的宅基地零星分布在不适宜区。2）从数量来看,坪坝村有143个宅基地存在利用和发展障碍,占宅基地总数的48.97%,主要限制因素集中在宅基地集聚程度、用地标准、耕作半径和出行时间等方面。3）在布局适宜性评价基础之上,考虑农户对宅基地的差异化利用因素后,坪坝村需要重构的宅基地数量增加了1倍,规模增加了2倍。4）坪坝村宅基地重构类型可分为保留型、就地重建型、就近整合型、生产搬迁型和出行改善型5种类型,并存在搬迁模式、整合模式和置换模式3种重构模式。该研究综合宅基地的布局适宜性和重构迫切性,提出了农户尺度的宅基地空间重构方案,可为丘陵山区乡村国土空间优化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     

京郊卫星城区域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特征分析

分析大城市卫星城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利用特征及其空间布局,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结构与功能变化。该文选择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卫星城顺义区为研究区,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地理模型与GIS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及其内部结构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反映农村产业经济活动的工业用地、仓储用地成为农村居民点重要的用地组合类型,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类型丰富,部分镇区内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中工业用地占据绝对优势。农村居民点利用空间差异显著,区位作用突出。中西部区域的农村居民点平均规模偏大,区位指数和多样化指数较高;而稳定性指数表现出自西向东逐渐提升的格局,但在空港物流经济影响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稳定性较高,用地形态相对规整。顺义区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在空间上的分布明显脱节,大量农村人口聚集于城镇边缘地带,该区域农村工业化倾向突出,农村人口基本上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农业生产。农村居民点用地及其内部结构特征体现出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农村产业发展已成为推动农村居住与生产空间形态发生变化的最直接的动力。研究结论表明,农村居民点用地利用特征及其空间格局,是对农村居住与生产空间形态的直接反映,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土地越来越具有城镇用地的特征,因而在农村土地管理和规划上也必然要求有相应的改革和发展。研究结果可为土地规划、整治、农村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提供参考。     

农村宅基地用地类型划分与用地标准

如何制定出一套符合大多数农户生产、生活以及发展需要的宅基地标准,是当前开展新农村建设、土地增减挂钩和土地整治规划工作的迫切要求。该文首先在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采用K-Means Cluster聚类分析方法将170户被调查农户分成3类;其次,在农户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参照国家和省级各种技术规范,根据被调查农户的宅基地用途和自身的生产经营状况分析出各类型农村宅基地用地标准。通过聚类分析可将被调查农户分成务工型、半工半农型和务农型3种类型;并分析得出这3种类型农户的宅基地用地标准分别为42～45m2、48～50m2和52～55m2。该文尝试找到符合当地实际的农村宅基地用地标准,并为同类型地区城乡建设用地空间规模和空间布局的确定提供参考。     

基于整合驱动因素和适宜性评价的乡村聚落重构模式研究

为了破解乡村发展过程中的土地供需矛盾,保护农户合法权益,减少农村居民点整合过程中的争议,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该研究以陇中黄土丘陵区通渭县四合村为案例区,综合“参与式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适应性评价(suitability evaluation, SE)”方法,剖析农户对乡村聚落的整合意愿及驱动机制,并在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探究乡村聚落重构模式,为陇中黄土丘陵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优化与整合提供一种方法与案例研究。结果表明:1)190户受访农户中79.5%的农户不愿意整合,整合意愿受到家庭、居住和社会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房屋建造时间、交通通达度及家庭非农收入是影响农户整合意愿主要驱动因素;2)四合村域由外向内依次可分为不适宜居住区、较适宜居住区和适宜居住区3级,其中位于适宜居住区的农户共计168户,占四合村农户数量的51.38%,超过半数的农户位于不适宜居住区和较适宜居住区,具有一定程度的整治潜力和较大的乡村聚落居住质量提升空间;3)构建基于整合驱动因素和适宜性评价的乡村聚落重构模式:生态转化模式、异地搬迁模式、旧村整治模式和改造提升模式,并对现有聚落进行空间重构。重构后,四合村宅基地数量将由354个减少至275个,面积由102 105.63 m2减少至79 708.79 m2,节约土地22 396.84 m2。研究结果对于引导宜居乡村建设具有指导意义,亦可为陇中黄土丘陵区乡村聚落重构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