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矛盾及对策——以河南省X县为例

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标志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摆脱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迈向新发展阶段，在乡村振兴衔接期需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从而稳步推进乡村治理模式重塑。乡村是相对贫困的“深水区”，探索适合乡村相对贫困治理路径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通过对河南省X县乡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在不同类型乡村发展模式下存在：乡村政策弱势、乡村组织管理滞后、村集体经济发展阶段性固化、脱贫不具长效性等治理矛盾。深入研究并结合实际，据此提出：加强顶层设计、促进城乡融合多元化新模式、扎实推进集体经济产权变革、建立返贫倒查机制等有效缓解相对贫困对策，以期解决相关发展阻碍，为助力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变化与普惠金融扶贫思考

随着中国消除绝对贫困,贫困治理进入后扶贫时代。中国贫困治理目标转向治理相对贫困、贫困治理重点转向城乡统筹扶贫、贫困治理内生动力要求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当前,中国面临金融扶贫面临脱贫攻坚效果不稳定、贫困脆弱性群体识别机制不健全、普惠金融发展不充分等三大障碍。为此,后扶贫时代普惠金融扶贫应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普惠金融扶贫目标应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治理相对贫困、普惠金融扶贫方式应从收入扶贫转向多维扶贫。     

乡村振兴视域下相对贫困治理对策研究

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消除了绝对贫困,也意味着治贫任务随之转变,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成为我国贫困治理的主要任务。但目前,我国相对贫困治理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存在风险、对相对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认识有待深化、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脱贫地区必须健全相对贫困常态化帮扶制度,提高贫困群体自主发展能力,建立脱贫地区特色产业体系,提高贫困群体风险应对能力,从而在新的征程中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背景下提升农民幸福度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作为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是脱贫农民生活持续改善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本文以CFPS数据为研究基础,利用A-F法建立多维贫困指数,以多维贫困指数衡量幸福度,并对其区域异质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社会福利对农民幸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不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村卫生室数显著正向影响多维贫困指数,养老机构数显著负向影响多维贫困指数,而在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只有村卫生室数显著影响多维贫困指数。本文就政府、社会两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旨在更好地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以提升农民幸福度。     

望岭村乡村振兴探索与实践

望岭村作为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金溪镇的8个村之一,在深化脱贫攻坚、有效对接乡村振兴方面做了有益探索,对望岭村实施六大行动作剖析,希冀实现乡村振兴有借鉴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以河北为例

【目的】中国扶贫战略重点由全面脱贫攻坚目标转向解决相对贫困,直面贫困治理转型精细化和个性化需求,巩固扩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系统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逻辑及机制对接乡村振兴发展规划,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指引和价值参考。【方法】在分析相对贫困内涵、特征及治理战略基础上,基于系统分析原则,考察河北地方相对贫困治理实证,阐释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相对贫困治理逻辑与机制。【结果】由于推进乡村振兴基础条件差异,地区治理侧重点不同,但相对贫困治理逻辑存在重叠共识。基于相对贫困治理逻辑构建长效化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结论】提炼出以党的政治领导为核心,产业技治,文化内治,社会共治,民生善治及生态法治为手段“一核五治”相对贫困治理逻辑。从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内生动力,协同治理,收入增长及法律保障六方面架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论稳定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

新时代背景下的稳定脱贫和乡村振兴,具有目标的统一性和措施的互补性,实现二者有机衔接意义重大。本文基于贫困治理的历程与特征梳理,结合苏北地区的实地调研,分析稳定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理论上的逻辑基础与实践上的认知偏差,探讨促进稳定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政策着力点。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困治理依据瞄准对象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产业扶贫和精准扶贫四个阶段,显示出贫困治理方式从"输血式救济"到"造血式开发"转变、扶贫瞄准对象遵循"区域—县—村—户"的顺次由"面"及"点"演变、贫困治理目标由"解决温饱"到"两不愁,三保障"的"民生改善"转变三个特征。当前,稳定脱贫与乡村振兴相衔接应该遵循以乡村产业为接口,以乡土农民为主体,以乡村创业为手段的内在逻辑。苏北地区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做了大量的工作,并探索出一些积极做法。但是,稳定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实践仍然存在一些认知偏差,表现为以传统工业化思维发展乡村产业,忽视彰显乡村特色;以传统城市化思维实现农民市民化,忽视农民主体地位;以传统城乡二元思维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忽视农民创业能力。因此,需要以农业为基础衍生新业态,以农民为主体提升新能力,以创业为手段积蓄新动能,才能实现稳定脱贫与乡村振兴,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后脱贫时代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测度与治理

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是后脱贫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从经济条件、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3个维度,探讨中国农村地区多维相对贫困程度与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地区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显著改善,贫困程度均得以缓解;从时空演变来看,中国多维相对贫困呈“东中轻、西重”格局,且多维相对贫困程度呈逐年下降趋势;从多维相对贫困指标来看,生态环境维度的各指标相较经济条件和社会保障维度未达到贫困标准的省份较多。基于此,要统筹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并重。     

我国贫困治理历程回顾、经验总结及治理转型分析

建国70余年,我国贫困治理经历了救济式治理、体制改革驱动治理、开发式扶贫治理、扶贫攻坚治理和精准扶贫治理五个阶段,实现了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积累了坚持中央统筹、层层推进治理战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等经验。至此,我国完成了现行标准下全部脱贫任务,贫困类型将由绝对贫困转型为相对贫困,贫困治理将面临贫困标准调整和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建设、特殊人群问题日益凸显、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内生动力不足、巩固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等问题。为此,需要加快推动调整相对贫困标准、构建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关注特殊群体、注重区域协作发展、统筹城乡治理、激发农村内生动力、将贫困治理主动与乡村振兴衔接等地治理转型。     

吉林省S村"第一书记"在精准扶贫攻坚战中的作用与经验

"第一书记"是脱贫攻坚过程中的一次重要改革和有效手段之一,推进了精准扶贫工作的良性运转,促进了乡村治理进程的稳定发展。为进一步提高和巩固精准扶贫的效率和成果,通过对吉林省提前脱贫村S村进行实地调查,座谈走访、深入到户等方式,结合深度访谈,对"第一书记"推动S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有效进行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梳理其在脱贫攻坚中遇到的问题和不足,为继续发挥其在扶贫阶段的治理逻辑和工作机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提出两点期望。     

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长效机制的思路对策

"十四五"期间,扶贫工作要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上,把巩固脱贫成果、解决相对贫困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作为贫困治理的重点任务,"到2035年相对贫困进一步缓解,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本文就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从"以特色产业和移民搬迁为支柱、完善党政大数据综合平台、完善贫困治理法律体系、创新生态扶贫机制、建立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机制、强化消费扶贫"等方面,探索2020年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长效机制,巩固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成效,以期推进和完善国家贫困治理体系和贫困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旅游对西部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在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背景下,探讨乡村旅游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促进精准脱贫政策优化和衔接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贫困脆弱性理论,利用陕西省22个旅游扶贫村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扩展回归模型（ERM）,分析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和贫困脆弱率状况,探讨乡村旅游对西部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结果表明,样本地区参与旅游农户贫困脆弱率为29.58%,低于非旅游参与户。参与旅游能够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与未参与时相比降低了13.7%。4A级及以上景区带村、受到旅游精准帮扶农户参与旅游降低脆弱性、防止未来贫困的效应显著,不同旅游参与形式中旅游经营的降脆效应更大。乡村旅游通过提升家庭收入水平降低家庭未来陷入贫困可能性,但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成为加剧脆弱性的风险隐患,工资性收入对缓解贫困脆弱性无显著正向影响;在西部山区旅游兼业普遍状况下,生计多样化起到一定调节作用,其中兼顾传统农业强化了参与旅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效果。因此,为保障旅游减贫成效持续巩固,提出要正视乡村旅游产业本身的脆弱性和收益不确定性,推动西部地区旅游产业长效发展,统筹兼顾普惠性旅游扶贫政策和精准帮扶措施,加强农旅融合与利益联结等建议。     

身份认同与贫困的社会治理 ——基于河南省唐王桥村的具体实践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绝对贫困现象在中国彻底消失,但返贫和相对贫困问题也随之而来。因此,保证脱贫群体不返贫和解决相对贫困成为我国下一阶段亟需解决的问题。从身份认同的视角,基于河南省唐王桥的具体实践,实证探究贫困的社会治理。研究发现,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衔接阶段应保证农民的主体地位,提升其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优质劳动力;基层组织应充分树立预期思维与联系领导机制,构建多主体参与的新型社会治理体系;扶贫企业作为新兴社会治理体系的主要参与者要嵌入农村建设与乡村治理过程中,也要充分发挥企业的带动机制,整合资源,进一步补足短板,对相关政策进行厚化,抵御各种社会风险。     

都市近郊区乡村性评价及精准脱贫模式研究——以重庆市渝北区138个行政村为例

对重庆市渝北区138个行政村进行乡村性评价,并基于评价结果对乡村发展类型进行划分,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研究不同乡村发展类型贫困发生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探讨其精准脱贫模式.研究表明:(1)渝北区乡村性总体上由西南部向东北部递增,各个乡村性指数在空间上呈现"北高南低"格局;(2)渝北区138个行政村可划分为现代农业导向型、三产融合发展型和城乡空间邻近型3个发展类型;(3)贫困探测因子在不同乡村性类型之间差异较大,应科学施策,对不同发展类型乡村因地制宜,精准脱贫;(4)都市近郊乡村贫困发生率虽然远低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但必须重视脱贫攻坚工作,补齐短板,发挥产业优势和都市带动作用,实现全面脱贫.     

中郝峪村旅游脱贫运营模式与绩效评价研究

以淄博市博山区中郝峪村旅游脱贫模式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和发放问卷,收集第一手资料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影响股份制改革的具体因素。在回顾国内外旅游脱贫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构建了乡村旅游脱贫机制的基本框架,梳理了乡村旅游脱贫机制的典型模式及其特点,分析了中郝峪村股份制改革对旅游脱贫的意义和影响因素,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提升中郝峪村旅游脱贫绩效的思路。     

西南山区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时空演化格局研究——以云南省镇沅县为例

在梳理总结国内外关于贫困地理与农村多维空间贫困、乡村地域系统与贫困地域系统理论前沿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乡村贫困地域系统”研究视角,并对乡村贫困地域系统理论内涵进行了初步探析.以云南省镇沅县109个村域为评价分析单元,构建了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了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发展指数测度模型和基于“时空立方体—新兴时空热点分析”的时空演化模式识别方法.研究显示：(1)镇沅县2013-2021年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时序阶段性特征经历了“差异波动演化(2013-2015年)—快速演化(2016-2019年)—增长滞缓趋稳(2020-2021年)”3个主要阶段.(2)镇沅县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时空演化模式以连续热点模式为主,加强的热点模式呈零星分布,表征2013-2021年镇沅县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整体上经历了较快且连续稳定的减贫演化过程,是减贫政策普惠作用在时空演化模式上的具体表现;连续冷点模式和持续冷点模式呈现出县域东西两端集聚分布态势.(3)多维空间贫困陷阱主要集中在和平镇、者东镇、振太镇的部分村域,相关村域脱贫稳定性相对较差、返贫风险较高.乡村发展是乡村地域系统循环累积与动态演化的...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互关系研究脉络与未来展望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互衔接关系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随着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问题备受关注.梳理主流期刊文献的研究脉络,并归纳出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关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互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协同论、差异论、互补论3个方面,协同论认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差异论认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战略目标、实现路径等方面具有差异性,互补论认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能够共生相互促进.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程度与效果衡量、内在机制机理、衔接耦合度测算、实现路径等.     

"第一书记"制度与少数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的有效性研究 ——基于贵州省麻江县的案例分析

扶贫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尤其是对农村来说,贫困是一个治理制度的问题。为此,本文基于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构建精准扶贫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贫困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从新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3个方面阐释了乡村治理的难题,并进一步以贵州省麻江县干桥村扶贫"第一书记"为案例,应用上述框架分析了其改变贫困村庄乡村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贫困村庄在"第一书记"的帮扶下发生了基层组织运行规范化、村民参与意识增强、传统产业发展壮大的改变。当前精准扶贫实践中,应重视村庄内部自主治理、多主体合作治理,同时引导村庄发展特色产业,引导村民参与产业发展,增强"造血"功能,确保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能长期稳定脱贫。     

陕西省产业结构和减贫效应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陕西省2013—2018年的产业发展和扶贫数据,构建产业结构-减贫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模型,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实证研究陕西省产业结构和减贫效应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减贫效应系统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系统,产业结构和减贫效应2个系统目前还处于颉颃阶段,整个区域耦合度较低,产业结构调整和贫困治理之间存在匹配程度低、产业扶贫效果不明显的问题,产业结构与减贫效应需要进一步深度融合和协调发展。以减贫最大化为目标取向,根据第一、二、三产业发展现状,对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提出科学的对策建议,以期找到产业结构调整与贫困治理协调发展的路径,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从“脱贫”到“振兴”:SCP范式下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机制

构建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机制是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实现乡村振兴的必要举措。基于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及协同治理理论,通过SCP范式的"结构—行为—绩效"框架进行"银里实验"的典型个案研究,系统梳理脱贫攻坚实践举措与乡村振兴推进策略,总结多元主体参与贫困治理的成功要义。研究发现:主体多元是取得贫困治理成效的重要前提,权责明晰是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的基本原则,组织建设是引领贫困地区发展的关键举措,沟通顺畅是多元主体合作的必要保障。据此,以优化顶层设计、完善治理体系、坚持党建引领、强化合作理念的方式,促进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机制的最优化,从而确保脱贫振兴愿景目标如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