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综合发展优势及协调性研究——以华中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为例

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促进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本研究以华中地区124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运用地理探测器量化多个影响因素对华中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影响效果,构建综合优势度模型评价华中地区乡村旅游综合优势度,并结合重点村分布和综合优势度分布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以评估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的协调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华中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呈现多核心的集聚分布,受多维影响因素综合影响,各因素间协同影响作用突出;2）综合优势度分析显示,华中地区乡村旅游综合发展优势总体上表现为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与重点村空间分布高度耦合,且耦合协调类型与综合优势度成正相关;3）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发展优势受各因素协调效果的制约,资源禀赋是选址的首要考虑指标,而交通条件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本研究可为乡村旅游创新提质和产业升级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广西乡村休闲旅游示范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广西乡村休闲旅游示范点的空间分布类型、集中度及均衡度等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影响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为进一步促进乡村休闲旅游资源整合、产业发展布局优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335个广西乡村休闲旅游示范点（以下简称示范点）为研究对象,采用最邻近指数、泰森多边形和变异系数、地理集中指数、核密度分析等地理空间分析方法研究示范点空间分布类型、空间分布集中度和均衡度;采用缓冲区分析、近邻分析、相关分析及灰色关联分析等方法研究广西乡村休闲旅游影响因素。【结果】广西乡村休闲旅游示范点整体上呈显著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但集中化程度不高。各市域示范点空间分布特征存在差异,11个地级市示范点呈集聚分布,其他呈均匀分布。示范点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三级·四区·多中心布局特点;玉林为一级中心,属高值密度区;桂林、南宁、北海和百色东南为二级中心,属中—高值密度区;防城港、河池东、贵港东北和钦州东北为三级中心,属中值密度区;梧州、柳州、贺州和崇左集聚中心不明显,属低值密度区。各因素对示范点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地形水系、陆路交通及客源市场等因素与示范点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强相关性,是影响示范点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农业发展和旅游发展与示范点空间分布关联度大,是影响示范点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经济人口与示范点空间分布关联度相对较小,是次级影响因素。【建议】加强交通网络构建,优化交通网络布局,有效提升交通可达性,提升旅游目的地吸引力。优化空间规划与布局,整合区域优势旅游资源,推动乡村休闲旅游区域联动集聚发展。深度开发广西乡村地形地貌、水系、植被及气候等景观资源,充分挖掘民族文化、乡土文化和农耕文化等内涵特色,构建区域差异化的乡村休闲旅游产品体系。     

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异质性及高质量发展路径 ——以广西为例

旅游扶贫重点村是我国开展旅游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载体,也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集中体现.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及相关性分析探讨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异质性,并从自然及人文层面剖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格局呈现集聚分布类型,地理空间集中性较强,区域间单元分布呈现出"北多南少、西密东稀"等特征,空间分布不均衡性突出;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密度差异较大,分布密度呈现"桂西集中连片,桂东桂北多中心"的格局;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自相关性显著,且冷热分布不均衡,呈现出"北热南冷""大部分冷、局部热"的格局态势,空间分异主要是以冷点区和次冷点区偏多;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异特征受到地形、水文状况、资源禀赋、交通区位、客源市场、政策环境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进而提出助推旅游扶贫重点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建议.     

乡村旅游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为例

乡村旅游对于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乡村振兴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选取了鄂西74个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示范点为研究对象,运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计的方法对示范点的空间分布均衡程度、分布密度等进行分析,并总结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鄂西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示范点在整体上呈现空间集聚性分布特征;②密度分布表现为鄂西北、鄂西南和江汉平原三大空间分布热点区域;③地形、水文等自然因素和政策、景区等人文因素影响乡村旅游的发展。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建议,促进鄂西旅游扶贫和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POI数据的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以天津市蓟州区为例

为探讨蓟州区乡村旅游资源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优化乡村旅游资源空间结构,本研究以蓟州区乡村旅游资源POI数据为研究基础对旅游资源进行分类,利用标准差椭圆、地理集中指数、基尼系数以及核密度估计分析等方法,研究蓟州区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结合地理探测器的研究方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测识别。结果表明,蓟州区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呈现出三大特性,即景区依赖性、集聚性和向心性,以“一片区,两个增长极”的空间集聚格局为主,总体特征表现为北部密度高、南部密度低。各类乡村旅游资源分布特征具有差异性：自然旅游资源分布于蓟州区西部与北部,以A级旅游景区为核心吸引物形成集聚格局,并通过极化效应推动乡村旅游资源在集聚区内进一步增加;人文旅游资源主要分布于蓟州区中部与西部,呈现出以增长极为主的空间集聚格局。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显示,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集聚格局是基于自然本底因素形成,并受到社会经济和客源吸引潜力因素的共同驱动,影响因素按解释能力从高到低分别为海拔高度（0.81）、A级旅游景区数量（0.68）、旅游发展政策（0.55）、旅游收入（0.53）。自然本底奠定了空间集聚的资源基...     

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为厘清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的空间分布规律及驱动因素,助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本研究综合采用核密度、标准差椭圆、地理探测器及空间加权回归等空间分析方法对其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探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尺度看,模范村呈现出东北—西南方向的分布态势,中轴线大体上处在山东—河南—四川一线,具有明显的集聚分布态势,并形成“三极多核连片”分布的空间特征,不同类型的模范村空间分布差异较大;从省域尺度看,模范村在高纬度高海拔地区的省份分布较稀疏,且多数省份呈现低聚焦分布特征,北京、上海和海南模范村发育程度最好,乡村旅游集聚区初步形成;模范村空间分布受人文因素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强度0.65）、政策支持力度（0.56）、旅游产业规模（0.48）、道路交通因素（0.42）的共同影响,影响强度依次递减且呈现一定的空间异质性,其自然分布趋向于在海拔500 m以下的三级阶梯、三级河流6 km缓冲区和亚热带季风区内分布。研究表明,我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特征,受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共同影响。     

浙江省重点村落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3类国家级村落

借助数理统计、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浙江省国家森林乡村、中国传统村落和国家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而提出村落优势发掘、多元化发展道路。结果表明，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集中在浙中浙南，国家乡村旅游重点村在浙北浙东区域；相较文化景观，浙江省国家乡村旅游重点村以自然风光为主，村落的生态优势更容易转化为旅游发展优势。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在分布上均呈集聚特征，且分别为集聚轴向延伸和小范围点状集聚的空间格局；村落空间分布驱动因素及影响力不同，国家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分布与经济因素相关性最强，自然因素与国家森林乡村分布影响相较更显著，各因素对中国传统村落分布均具有较强解释力。     

山东省乡村旅游空间分布特征及优化对策研究

【目的】探索全域旅游背景下山东省乡村旅游协调发展的空间结构。【方法】以 4 类 539 个乡村旅游示范点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山东省乡村旅游示范点的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结果】空间分布特征显示,山东省乡村旅游示范点的平均最近邻指数为 0.8129,显示省域显著聚集,不均衡指数为 0.169,说明市域分布不均衡;核密度分析结果表明 , 示范点在济南、泰安、威海、潍坊、滨州呈现多中心组团分布格局,不同类型示范点聚集中心与分布形态各异;乡村旅游示范点分布全局自相关指数为 -0.4243,空间关联格局不明显,冷热点差异不显著;鲁中地区示范点分布区位熵值为 1.14,显示集中连片分布,鲁西北区位熵值为 0.77,说明发展程度相对滞后。空间分布影响因素显示,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具有中心城市圈层递减效应、交通便捷性带动效应、高级别景区辐射效应、自然地理环境资源化效应和社会经济发展关联效应。【结论】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对策建议：省域全域布局,协同发展,实现区域资源有效整合、共建共享;市域突出地域资源优势,注重竞合发展,不同片区功能互补、梯级推进;村域优化乡村“物质 - 文化 - 社会”三维空间系统,完善基础节点功能布局。     

辉县市乡村第三产业空间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

【目的】探究县域乡村第三产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各影响因素间的空间关系。【方法】采用核密度分析、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多尺度视角下对辉县市第三产业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1)辉县市第三产业高密度区乡村主要位于主城区城关街道及周边乡镇,核密度低值区位于研究区的西南及北部。2)第三产业整体与人口密度表现出空间正相关关系,与坡度、地形起伏度、道路距离、河流距离表现出空间负相关关系。3)第三产业与地形因素的空间识别表现为东南低-低聚集与西北低-高聚集;与道路距离、河流距离主要表现为低-高聚集与低-低聚集;与人口密度表现为低-低聚集与高-高聚集,其中流通部门类聚集面积和扩散规模表现明显低于其他类型,生活生产类与地形因素的高-高聚集区出现较为明显的聚集现象。4)在0.5 km×0.5 km尺度上,现有产业的分布受人口密度和河流距离的影响,而在1.0 km×1.0 km、1.5 km×1.5 km尺度上人口密度和道路距离对产业分布的驱动力最强。【结论】保持辉县市南部平原地区第三产业平稳发展,加强北部以薄壁镇、上八里镇、黄...     

乡村休闲“难寻乡愁”：来自长沙望城区5个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调研与启示

乡村休闲旅游贯穿农村一二三产业,是促进产业融合、乡村振兴的有效方式。以长沙市望城区5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研法和实地访谈法对乡村休闲旅游发展特征、影响因素进行归纳和分析。研究发现,交通通达性和住宿设施建设是制约发展的两大主因;同类同质产品难发展,创意成为突破点;构建乡村景观寻“乡愁”,旅游业态培育成关键。提出立足文化地理意蕴、加强旅游与农业融合、打造高质量的休闲旅游度假区等空间发展路径和产业融合路径,以此实现乡村休闲“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中国最美休闲乡村时空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究最美休闲乡村时空演化规律及成因,促进休闲乡村空间布局优化,助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本研究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分形维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了休闲乡村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休闲乡村呈现凝聚型分布态势,主要形成了以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为高密度核心的“双核结构”,以川渝、闽东南、青海东部等地为次核心的“点状散射”分布特征;休闲乡村在空间上分形特征明显,呈现出不等概率分布状态,分形结构较为复杂;休闲乡村热点区呈现出从长三角地区逐渐向东北部和西南部省份迁移扩大态势,冷点区呈现出向我国西南部省份收缩态势;政策导向、客源市场、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因素和自然因素是影响休闲乡村空间分布差异的主要因素,且影响强度呈现依次递减的变化规律。综上,加大对休闲乡村的政策支持力度,提升其交通可达性,构建区域差异化的旅游产品体系,有助于休闲乡村的集群化、联动化、特色化发展。     

南京市乡村旅游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选取南京市254个乡村旅游点为研究对象,通过GIS等技术和方法,分析了南京市乡村旅游点的具体类型与空间分布特征,探讨了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南京市乡村旅游点可划分为田园风光类、民俗文化类、休闲度假类、现代农业景观类、村落乡镇类5个主类及17个亚类;南京市乡村旅游点整体空间分布趋于集聚,具有多中心集群分布的特征,呈现出江宁石塘竹海-秣陵街道-锁石村一带、高淳桠溪国际慢城片区等5大集聚分布地带(区);不同类型乡村旅游点的空间分布及区域特征差异明显;资源禀赋、道路交通、农业水平等是影响南京市乡村旅游点的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     

西南地区美丽乡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西南地区（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2010—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布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本研究简称美丽乡村）数据为基础，运用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叠置分析等方法，探析西南地区美丽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西南地区美丽乡村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聚集特征，呈现出多核心不均匀分布特征；其空间分布始终呈现东北—西南格局，重心总体由西南向东北转移。自然环境条件是美丽乡村空间分异形成的基础；而人文因素对西南地区美丽乡村的空间分异起到驱动作用。     

武汉城市圈乡村旅游空间结构研究

综合考察了乡村旅游的相关文献资料,在学术界对乡村旅游的概念、乡村旅游空间结构研究的基础上,对武汉城市圈乡村旅游空间结构进行研究。从分析武汉城市圈乡村旅游资源概况入手,分别介绍了9个城市的资源优势和特点,引入基尼系数,从定量的角度探究武汉城市圈乡村旅游村落的空间形态,指出其表现出显著地非均衡集中分布特征。通过对武汉城市圈区域空间连接度、通达度的测量,指出其交通连接度属于中等水平,各主要乡村旅游城镇均具有较好的通达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武汉城市圈乡村旅游发展空间结构优化的模式,即＂一核、一带、三区＂的空间发展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休闲农业空间布局及影响因素

【目的】揭示休闲农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探索适宜建设都市农业休闲核心区路径，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休闲农业的发展格局。【方法】以大湾区内地九市 160 个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为研究样本，结合区域休闲农业年营业收入、接待人次，采用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估计和 GIS分组分析的方法对休闲农业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并通过缓冲区分析和相关分析等方法探究影响其空间布局的主要因素。【结果】肇庆、中山、东莞等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数量较多，但营业收入和接待人次较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的平均实际最邻近距离为 7.90 km，理论预期最邻近距离为 9.27 km，最邻近指数 R=0.85 ＜ 1；核密度分析呈现 1 个“Y”状高密度区和 2 个点状次高密度区；根据伪 F 统计量，大湾区内地九市各县（市、区）可分为 3 个组别；城市总体规划缓冲区 20 km 范围内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数量最多，休闲农业与经济状况、旅游资源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结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凝聚分布态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的的高密度区和次高密度区，适宜建设乡镇振兴示范带、乡村精品旅游线路、乡村休闲旅游示范单位等。内地九市中，形成两个休闲农业发展较好的组别，包含广州市从化区、增城区，惠州博罗县，东莞市，中山市，佛山市顺德区，珠海市斗门区和江门市新会区，适宜建设都市农业休闲核心区。休闲农业旅游的布局主要受到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和区域特色农业的影响。     

双创背景下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类型、 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 ——以浙江省为例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新农人成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的重要力量。以浙江省为例,分析新农人在乡村旅游中的创新活动类型,探讨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的表现分布为经营型、平台型和知识型3种类型,在空间分布上总体呈集聚状态,已初步形成四大特色鲜明的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空间集聚区,在县域分布差异上,浙北县域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整体上比较活跃,而浙东南县域较弱;浙江省新农人乡村旅游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仍受区位条件、旅游发展水平等传统因素影响,但是在信息时代,知识创新能力、社会资本等新因素的作用程度增强。     

基于客流量视角的江苏省乡村旅游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

有别于以乡村旅游区(点)的空间属性为数据来源的研究,从乡村旅游客流量的角度出发,探究江苏省乡村旅游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理。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和回归模型,探索基于客流量视角的江苏省乡村旅游空间分布情况和影响江苏省整体和不同次区域乡村旅游的因素。①江苏省乡村旅游呈现南热北冷的空间分布格局。在苏南地区,已形成客流连片的集聚效应和联动效应,而在苏中和苏北地区仍表现为散点分布的状态。②基于客流量和基于星级乡村旅游区为数据来源的江苏省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存在一定偏差,仅用乡村旅游区(点)的数据不能全面反映乡村旅游的实际发展水平。③影响乡村旅游的因子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次区域具有较大差异。     

浙江乡村流动空间格局及其形成影响因素——基于淘宝村和旅游村的分析

随着互联网和现代交通的发展,乡村日益被连接在一个以信息流动为基础的网络里,乡村流动空间正在兴起。以淘宝村和旅游村为例,采用最近邻点指数、局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等方法对浙江乡村流动空间的总体分布格局、结构模式及形成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以淘宝村和旅游村为表征的浙江乡村流动空间节点总体上表现为“集聚型”分布状态,但在县域空间尺度上存在显著的分布差异。分布密度表现出面状集聚和点状低密度两种形态相结合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面状集聚分布是主要形态,并呈现典型的多中心形态,在各面状集聚区之间夹杂着小规模离散散点分布。浙江乡村流动空间格局呈现出“巢状”网络化结构模式,具有动态变化性、弹性和网络性特征。影响乡村流动空间分布及其“巢状”网络化结构的因素主要是互联网与交通、乡村资源禀赋、知识与创新及政府行为等传统因素和信息时代的新因素。     

西北干旱区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

【目的】研究乌苏市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规律并揭示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促进西北干旱区城乡一体化发展、优化乡村聚落布局建设美丽乡村提供理论参考.【方法】基于遥感影像,采用GIS空间分析法、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密度最高区域为2.502～4.795个/km~2,密度最低区域几乎没有聚落,在空间上呈多核心-低密度分布;General G估计值Z(d)为-2.813 363,聚落规模具有显著的低值集聚特征.聚落规模热点区大多数为团场连队,冷点区大多数为乡镇村庄;聚落形状指数值总体不高,形状较为规整,稳定性较好.聚落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大小排序为:距最近县道距离距最近主要河流距离距最近乡镇中心距离;聚落规模差异的影响因素大小排序为:高程坡度;聚落形态差异的影响因素大小排序为:距最近县道距离距最近省道距离.【结论】乡村聚落整体分布格局受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交通主要影响聚落分布和形态差异,地形地势主要影响聚落规模差异,应重视不同因素对聚落分布格局的影响程度.     

基于客源市场的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点分布特征分析

乡村旅游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经济欠发达、农业发展时间长、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农村人口众多的甘肃省来说,借助旅游实现乡村振兴已成为被实践证实了的有效手段。以2018年甘肃省旅发委公布的206个乡村旅游示范点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乡村旅游示范点的空间分布概况、分布密度及与客源市场的空间联系的分析,揭示了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点的分布特征,得出以下结论：①各市州乡村旅游示范点数量分布不均,陇南市最多,金昌市和嘉峪关市较少;②各市州乡村旅游示范点空间聚集程度差异较大,依据富集程度,可将省内14个市州划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显著富集区(临夏州、嘉峪关市、平凉市、兰州市、天水市),第二梯队一般富集区(定西市、金昌市、陇南市、庆阳市、白银市),第三梯队相对贫乏区(张掖市、甘南市、武威市、酒泉市);③乡村旅游示范点与城镇人口的地域分布联系程度较高,呈现明显的客源市场导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