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探索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抓手,是保障生态安全和民生福祉的重要任务。基于此,以江西省井冈山市为研究对象,在概述当地基本情况、规划编制基本路线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井冈山市制定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关键环节和重点技术,以期为其他类似区域的国土生态修复提供参考。     

我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现实思考

国土空间规划是空间发展和空间治理的工具,生态修复是国土规划实施过程中的落地环节,同时也是综合各类规划的实施平台。通过简述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含义,分析国内外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现状和问题,并以陕西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模式为典型案例,进而提出推进我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思路与建议。     

试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内涵及其修复对策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手段.通过分析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在理念、范围、对象、手段、目标等方面与传统意义上生态修复的不同之处,剖析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在尺度性与层级性、整体性与系统性、完整性与功能性等方面的内涵,并从完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思想、规划、实施监督及技术标准...     

试论我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中公众参与问题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手段。同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需要构建多元主体协同修复体系,公众参与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中愈发重要。然而,目前我国公众参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还存在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保障、公众参与的责任意识和深度不够、公众参与的组织与平台缺乏等问题,从而影响了公众参与发挥有效作用。基于此,提出健全公众参与的法律法规、增强公众参与意识、健全公众参与的组织与平台等对策措施。     

废弃工矿区生态修复潜力分析——以水口山镇为例

废弃矿区及工业生产基地是城镇发展中遗留的历史问题,影响着城市空间发展格局,同时也是城市生态用地建设的后备资源。以水口山镇为例,识别城市空间和生态用地两者扩张源地,以土壤重金属综合污染指数、土地类型等9个因子构建阻力面,模拟城市空间与生态源地的水平竞合过程,分析工矿区发展为生态用地的潜力,确定生态修复的优先级分区。结果表明:1）城市与生态空间扩张源地的面积为355.95 hm²和3 880 hm²,分别占总面积的4.13%和45.02%;2）城市空间和生态源地竞合的差值-24 883.7~3 313.76,并呈现出城市中心区向四周减少的趋势,其高值区分布在北部志辉冶炼厂区,低值区集中在南部裸露矿区;3）工矿区可修复的生态用地面积为333.09 hm²,主要分布在金铜冶炼项目等集中的工业园区、康家湾矿区、水口山金属有色公司和部分裸露的采矿区以及尾矿填埋区,且距北部冶炼厂越近的工矿区,其生态修复优先性越高;4）对工矿区内4个优先级区提出治水、治土、植被恢复等不同治理措施与规划策略。研究结果为规划设计以及修复项目在空间尺度上落地和科学治理提供客观依据。     

基于生态红线的洱海流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目的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生态红线是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对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构建生态安全格局,为洱海流域土地资源和生态系统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研究以洱海流域为对象,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源涵养重要性评价的方法划定红线区;基于土地适宜性评价,将生态红线区作为生态源地,建立最小阻力模型,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结果根据生态红线具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将其划分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红线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生态红线区”和“水源涵养生态红线区”3类,面积分别为81.92、656.37和536.06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3.15%、25.24%和20.62%。洱海流域生态安全格局由生态源地,高、中、低3种水平缓冲区,47条生态廊道和14个生态节点构成。其中,高、中、低3种生态安全格局缓冲区,面积分别为359.88、294.9和1 945.42 km2,分别占总面积的13.84%、11.34%和74.82%。结论本研究根据土地利用/覆盖类型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功能之间的空间对应关系,选取参评因子划定生态红线,为区域生态红线的划分提供了实践参考。根据生态红线区识别生态源地构建生态安全格局,不仅具有全面性和准确性,也为区域生态红线的划定及应用于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提供实践参考。      

抚顺西露天矿区景观格局变化与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抚顺西露天矿是我国东北部最重要的煤炭产地,煤炭的大规模开采与使用,致使区域景观格局发生剧烈变化,严重影响周边景观安全.以抚顺西露天矿区作为研究对象,以2010,2014,2018年3期遥感影像作为数据源,借助ArcGIS软件对3期遥感影像进行目视解译,识别地类.利用动态度模型、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景观破碎度指数对2010...     

老少边山穷地区城镇化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耦合协调机制研究

为探讨城镇化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之间的耦合情况，以2007—2017年具有“老、少、边、山、穷”特点的广西、云南、贵州三个省份为研究对象，从“人、土、经、社”和“山、水、林、田、环”构建城镇化系统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灰色关联模型探究区域城镇化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耦合协调时空分异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老、少、边、山、穷”整体区域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水平2007—2015年高于城镇化水平，2015—2017年低于城镇化水平，且二者之间的差距呈扩大趋势。区内城镇化系统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系统的整体差异程度趋于扩大，且后者内部差异程度高于前者。城镇化系统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由轻度失调转变为初级耦合协调，区域整体耦合协调水平高于各省份，虽然耦合协调状况有所改善但仍然相对偏低，未形成良性互动机制。两系统各因素之间的关联度较高，且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对促进城镇化发展的驱动力较高。研究表明，“老、少、边、山、穷”区域应统筹规划，基于边际分析理论，可将城镇化提高程度视为边际收益，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成本提升程度视为边际成本，以耦合协调度为约束，形成互为驱动的良性机制，实现二者的可持续发展。     

县域生态网络构建与优化研究——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

生态网络的构建能够减少快速城镇化带来的斑块破碎化问题,有助于增加网络连接度、提升区域生态稳定性。本研究选取河北省曲周县为研究对象,利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方法(MSPA)和最小累计阻力模型(MCR)构建生态网络,通过重力模型划分生态廊道等级,对比优化前后的网络结构指数,定量考察优化效果。结果表明:1)曲周县生态源地共9块主要分布于中部县城周边和东北部林场,生态廊道整体分布不均,网络结构简单;2)优化措施主要包括新增生态源地3块,增补踏脚石5块,划分出7条重要廊道、15条建设廊道与8条规划廊道,同时构建水系廊道5条,并重点保护27个生态节点并修复12个生态间断点。优化后的曲周县生态网络的连通度与环通度得到较大提升;3)建设用地会影响生态廊道建设可行性,相互作用力高的生态廊道具有高建设可行性。最后,从网络结构与网络建设内外两方面优化曲周县生态结构,提出“两轴、三区、四廊、多点”的生态结构规矩布局。本研究可为提升曲周县生态保护效果乃至华北平原生态网络构建提供参考。     

基于遥感生态指数的弋阳县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及优化

遥感技术以其能够实现大尺度的快速、实时监测优势,被广泛地应用于生态环境领域,成为评价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有效手段。为探究研究区生态安全格局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更完善的优化设计方案,本文以弋阳县为研究对象,运用遥感生态指数(RSEI)开展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并基于多期数据判断生态质量稳定性,选取生态源地;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和重力模型构成“点-线-面”要素的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结果表明:弋阳县2010、2015和2019年RSEI均值分别为0.820 3、0.846 6和0.734 9,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规律,生态质量处于良好稳定状态。识别出17个生态源地、35条一般廊道、13条关键廊道和46个生态节点,共同构成弋阳县生态安全格局。优化后的生态安全格局新增3个生态源地,总面积为21.40 km~2;新增10条生态廊道,总长度为137.48 km;新增24个踏脚石斑块以及10处生态节点;依托生态源地、生态廊道等核心要素,形成“一带两区多轴”生态安全战略布局框架。研究结果可为生态功能区的划定、完善提供科学支撑,为构建生态安全格局过程中生态源地的识别方法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乡村振兴：共现与融合

为把握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并对我国乡村振兴生态修复规划、实践以及未来相关研究提供参考,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中国知网2004—2021年以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为检索主题得到的830篇期刊文献绘制知识图谱,并基于文献计量结构总结了中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乡村振兴的图谱共现关系。通过系统梳理乡村三生空间-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国土空间综合整治的衔接融合关系,明确未来应着力强调人地系统耦合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新阶段,提出基于乡村三生空间视角,从生产-生态、生活-生态、人类福祉-生态等方面探索乡村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实施路径与技术集成模式。基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新思维完善乡村三生空间动态的系统观,在提升人类生态福祉的基础上,推动生态修复向高级阶段发展,持续推进落实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重大战略。     

半干旱区生态恢复关键生态系统识别——以内蒙古自治区和林县为例

我国土地退化严重,且大部分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恢复为何种生态系统类型是生态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采用生态功能区划,根据各个生态功能区主体生态系统功能,推导发挥此功能的生态系统类型的方法,识别关键生态系统类型.以内蒙古自治区和林县为例,采用文献调研、实地调查、3S技术等方法,在评价该县生态敏感性、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的基础上,将该县划分为3个一级生态区,11个二级生态功能区.根据各个生态功能区的主体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析发挥该功能的可能生态系统类型.再根据全国自然植被区划、气候变化趋势模型以及现状植被类型,识别各个生态功能区的关键生态系统类型.     

基于反规划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以昆明市为例

为确定昆明市空间布局,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和ArcGIS的空间分析方法,对昆明市全域的土地生态适宜性进行评价分区。结果表明：1）昆明市生态保护核心区面积为7 032.11 km²,占全区面积的34.75%,为基本农田保护区和生态红线保护区,对保证粮食安全、维护生物多样性及水源涵养具有重要作用;2）昆明市生态保护涵养区面积为4 444.31 km²,占全市面积的21.15%,集中分布在北部的东川区、寻甸县、禄劝县以及富民县;3）生产生态扩展区面积为7 711.87 km²,占全市面积的36.70%,主要分布在建设开发区外围,包括禄劝县西南部,富民县东北部和西南部,寻甸县西南部,东川区东部,石林县东南部,晋宁县,西山区等地;4）建设开发核心区面积为1 554.98 km²,占全市面积的7.40%,集中分布在昆明市的都市核心区。     

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以内蒙古东部地区兴安盟为例

为进行内蒙古东部地区国土空间规划下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基于兴安盟资源禀赋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构建兴安盟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集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和生态脆弱性评价对兴安盟生态保护重要性进行分等定级。结果表明:1)兴安盟生态保护极重要区总面积为27 986.88 km²,占全盟总面积的50.75%;2)兴安盟生态保护重要性空间分异明显,高值区和较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盟域的西北部阿尔山和主要的国家级保护区范围内,而较低值区则主要分布中南部丘陵和草原区域;3)水土保持功能和水源涵养功能对于兴安盟生态保护具有重要价值。本研究可为兴安盟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生态空间划定、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构建绿色生态环境保护屏障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绿道网络构建乡村生态体验旅游空间——以宽甸满族自治县为例

绿道网络构建的乡村旅游空间是新型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载体,其网络化空间格局可有效推进乡村旅游生态化、全域化、体验式发展。基于景观生态学理论,以全国乡村旅游示范县宽甸满族自治县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GIS适宜性分析和可达性分析、多尺度绿道规划方法,确立适宜乡村旅游发展的绿道网络,多要素结合构建出乡村生态体验旅游空间。结果表明,研究区域景观资源、道路、水系、地形坡度和绿地斑块5个因子对绿道选线有重要影响,其中景观资源因子权重0.431,影响力最大;宽甸县域绿道适宜性用地多为水系或原有道路沿线的开敞空间用地,与山地地形肌理结合紧密。"一轴两带多线"的绿道网络提供了特色山岳景观线路、鸭绿江景观线路和多样化的乡村景观游览线路,结合空间节点设置3级服务站点,形成全域分布的旅游线路和设施。因此,构建乡村生态体验旅游空间需因地制宜的构建城乡生态绿道网络,拓展生态体验空间;规划多级绿道,增强城乡交通联系;融合城乡空间,推进设施共建;整合乡村特色景观资源,增加旅游深度体验;点线串联,促进多产业联合与多主体参与。     

集中连片贫困区耕地安全性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忻州市为例

为评价集中连片贫困区——忻州市的耕地安全性,基于生态足迹模型,测算忻州市及14个县（市、区）的生态足迹和承载力,进而计算生态盈余/赤字、生态压力指数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指数三个耕地安全性指数,采用权重赋值后的综合安全指数对忻州市及14个县（市、区）2009-2018年的耕地安全性进行分析,并选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时间尺度上,2009-2018年忻州市综合安全指数呈现出时间差异性,整体呈下降趋势;在空间尺度上,忻州市14个县（市、区）综合安全性表现为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和区域差异性,综合安全等级趋向于不安全,不安全县（市、区）增多,东、西部综合安全性低于中部,向不可持续方向发展;人口、经济、产业结构、农业投入与产出、资源禀赋对忻州市耕地安全均有影响,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影响忻州市耕地安全的因素是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忻州市耕地安全性发展趋势需要引起重视。     

基于生态安全的空间冲突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以昆明市为例

为研究未来空间科学规划,降低区域生态风险,本研究基于生态安全,对昆明市空间冲突水平进行测度,并探究其影响因素。利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风险源-风险受体-风险效应的风险评价模型及地理探测器模型的基础上,探测昆明市1995—2015年国土空间冲突强度变化,并对研究区空间冲突强度及其主导驱动因素和交互作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昆明市在1995、2005、2015年空间冲突强度均值呈现前低后高的特点,分别为0.188、0.190、0.206,处于稳定可控范围,空间生态风险性低,但严重失控区的空间面积逐年增加,可控区面积逐年减少;2)不同的空间景观类型,空间冲突强度差异大。其中,林地、草地、耕地的空间冲突强度低,而水域、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的空间冲突强度相对较高;3)地理探测因子探测器表明了人口、GDP是研究区形成空间冲突的主要驱动因素,交互探测器进一步解释了人口与GDP、人口与高程、人口与距道路距离的组合,协同作用大,共同作用区域空间冲突。     

西部乡村基础教育设施“场势效应”评价与空间优化——以海东市蒲台乡为例

乡村基础教育设施作为乡村地区基础保障性公共服务设施,其评价与布局优化对于实现乡村基础教育服务的共享性与公平性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基于场势理论,以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浦台乡为研究区,建立了基础教育设施势能、地域和门槛3个分量指标评价体系,采用最小阻力模型和场势模型等方法,进行各分量指标的多空间阻力分析和"场势效应"的综合评价,探讨乡村基础教育设施布局的优化模式。结果表明,浦台乡村基础教育设施沿中部南北向县道两侧区域阻力较低,西北部和南部区域阻力较高。教育场势中势能分量差异最为明显,呈现出由中心村向四周腹地远郊村落逐步递减的趋势,中心村落势能分量与门槛分量空间分布特征基本一致,而近郊型乡村聚落地域分量和门槛分量则明显高于远郊型村落。通过对以上研究结果的整合,设计出保留完善型、迁移优化型和撤并取消型三类乡村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布局优化模式,为西部乡村基础教育设施配套与空间优化实践提供技术支撑与方法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