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江西农村借贷方式考察

民国时期,江西农村的借贷方式形成了以传统借贷为绝对主导、现代化金融为点缀的格局,这是由传统向现代艰难转型的民国农村金融经济的地方表现。一系列调查数据充分表明:民国时期江西农村借贷具有浓厚的传统性和高利贷色彩,银行、信用合作社等现代化金融逐渐渗透进农村,但发挥的作用有限;农村借贷抵押品之盛行力证了"借方被动,债方主动"并且"保障债方利益最大化"的借贷原则;处于农村经济的衰落环境中,农民的偿还能力较为低下,与之相对应,债方逼债强度较大。     

试论民国时期甘宁青农村高利贷问题的严重性

民国时期甘宁青农村的借贷关系呈现出高利贷猖獗、借贷利率畸高以及高利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等突出特点.农民高利借贷的普遍性和农村的高负债率反映出高利贷的异常猖獗;"利率之高为全国所无"折射出借贷利率的畸形高昂;"贫民生计全为富户垄断"集中揭示了高利贷问题的严重性.故而在民国时期的甘宁青农村,高利贷问题较全国其他...     

民国时期广西农村耕畜借贷探析

耕畜借贷是高利贷借贷的一种方式,在中国农村极其流行。由于耕畜分配的严重不均等原因,民国时期广西农村的耕畜借贷也广泛存在。广西农村的耕畜借贷既有地主、富农等阶层的放贷,也有土司、养牛户、中农的参与,还有耕畜缺乏者之间的联合。耕畜借贷的利息支付有实物方式,也有以劳役偿还等形式。耕畜借贷是高利贷借贷用于生产领域的一种,因此,它既有残酷的剥削性,又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国家对民间借贷有何政策规定

正近年来,农民相互之间借钱的事情很多,借贷利率一般都比银行高。请问,这是否属于高利贷性质?国家对此有何政策规定?民间借贷是一种直接的融资形式,近年来随着农村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更加普遍,它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应当加强管理和引导。目前国家对有关农村借贷的管理政策是:对待农村的信用关系,在国家银行和农村     

湖北监利县农户家庭储蓄与借贷行为的实证分析

农户的储蓄目标相当明确——为了社会保障。民间借贷行为的形成与繁荣是正规金融组织弱化农村信贷服务功能的一种结果。民间借贷尽管以“亲情”和“友情”等两情借贷为主，借贷中“立字据”与“付息”比例也不占优，但不少付息的案例表明“高利贷”行为在农村比较普遍。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利贷发展过程中，乡村干部和村级组织也参与进去了，已成为“高利贷”放贷者的主体。尽管农民在求贷的途径选择上优先选择“高利贷”，主要原因是更看重其成功率。     

我国农村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研究——以借贷利率为视角

借贷利率一直是民间借贷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根据2015年的最新司法解释的解读,分析农村民间借贷在民间借贷中的个性问题。其现实问题往往都是借贷利率不明导致的,因此通过法律规制借贷利率至关重要。根据我国国情,需要对农村民间借贷利率进行分类规制。在法律上采用生活性借贷利率和生产性借贷利率、严格管控与宽松疏导借贷利率双重分类标准规制借贷利率。进而从根本上遏制高利贷的发生,降低借贷双方当事人的法律纠纷。     

基于信用信息缺失的农村高利贷危机的逻辑解释

农村高利贷危机的蔓延,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有较大影响,对农村高利贷危机的正确认识与解决是农村金融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从内容、形式、传递路径等方面分析高利贷信用信息的缺失,并以其为基点对农村高利贷危机产生进行逻辑解释,进而提出相应对策。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信用合作社

信用合作社是以互助为目的的金融合作组织。在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边区政府一面制定政策,组织信用合作社,一面鼓励农民自发成立粮食信用社,形成了"民办官助"的合作社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的形成,与抗战时期的农村现实和革命形势密不可分。信用社在打击农村高利贷、发展农业生产、活跃农村经济等方面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加速了边区乡村借贷制度的建设。     

民国农村高利贷与土地兼并

在中国，高利贷属于封建社会的产物，它作为货币放贷和物品借贷的经济活动方式已经存在２０００多年，它以其过高的利息率而得名，是历代统治阶级的一项传统的剥削手段。辛亥革命以后，高利贷这一旧的金融剥削习惯并没有随着封建政体的消亡而立即败落下去，它一直延续到民国的末期，并且曾一度表现出最后的疯狂性和残酷性，对其时的小农经济和社会生产力起到很大的破坏作用。一、高利贷的大概情形民国时期，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有关封建主义的社会基础、习惯势力、历史影响还依然存在，古老的传统性，尤其是旧的经济形式包…     

南京国民政府以农贷抑制高利贷的二律背反现象分析

为消除农村中存在的高利贷，南京政府积极开展农业贷款。农业贷款一方面对农村高利贷产生了不少冲击，另一方面又导致了高利贷更加猖獗。这启示我们，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传统因素的合理性；在实施农业贷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充分利用农村业已存在的传统借贷组织和形式；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发展农业保险和农业债券市场。     

分清“民间借贷”与“高利贷”

分清“民间借贷”与“高利贷”民间高利贷是一种具有自发性、盲目性的行为，在高额利率的诱发下，极易产生种种不良经济行为，给社会及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危害。那么，民间借贷和高利贷应如何区分？《民法通则》第９０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在...     

民国时期农民借贷所简述

民国时期,中国的农村经济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农民对内面临着高利贷资本的疯狂剥削,对外面对着帝国主义商品的倾销,这就使得农村经济日趋衰落、农民极度贫穷。为此,社会各界多方尝试,设立不同的农村金融机构来救济农村经济,而农民借贷所也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但是,由于时局的影响和措施不当,农民借贷所并没有发挥其真正的功用,大多变成形式主义,甚至成为一种新的剥削农民的机构,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旧中国农村金融概况

自古以来我国是以农立国,在封建社会,帝王官吏的供养均取之于农。在不够其挥霍时则放高利贷,从中取利补足。在古代典籍中记载高利贷最早的是《管子轻重篇新诠》。据“齐国四方高利贷情况调查表”记载:齐国对农民、渔夫和猎户予以高利贷。贷款是根据不同地区、借贷对象,予以不同的数额,课以不同利率。借贷最高的利率,竟达百分之百。 自春秋战国的齐国起至解放以前,高利贷历朝都有,形式是各种各样的。普通流行的由地主、土豪、劣绅和奸商等个人贷给农村的有印子钱、卖青苗、放听价谷、九出十归和钱利、     

民国时期华北农村银钱借贷分析——基于五本借贷账本之上

对于民国农村借贷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综观有关论著,多数研究建立在各种农村调查报告、当时人研究论著、档案等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而对藏于民间有关材料则注重不够。笔者近来收集到5本华北民国时期的农村借贷账本,笔者尝试使用文献分析、统计、会计学的方法对这5本账本重新进行分析并将账本中所反映的利率水平与农村调查报告中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发现二者有所不同。     

民国时期贵州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基于20世纪30-40年代的分析

农家经济是农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农民生活水平是反映农家经济状况的核心内容,也是能够折射出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20世纪30-40年代,因军阀反土司势力之残存,贵州地区地权分配呈不均之态,农户经营农业成本高昂,所以农民整体农产收入不足。由于收入的不足,贵州地区的农民普遍以借贷度日,农民为生产不得不忍受高昂的利息,农村高利贷现象盛行。     

民国时期安徽农村典当研究(1927-1937)

典当主要是一种农村金融组织,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密切相关,民国时期安徽典当业的总体趋势是不断衰落.典当借贷的主要内容包括当物的种类、当价、典当利息、当物的保管与处理四个方面.本文主要对民国时期安徽农村典当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农村民间借贷的相关思考

20世纪末,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民间借贷迅猛发展,其规模与影响力与日俱增。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历史悠久、传承性强的融资合作方式,缓解了国有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农民对资金需求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针对农村民间借贷群体的特点与需求,分析其产生的利与弊,探讨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希望借贷双方把握并利用好农村民间借贷这把双刃剑。     

民国时期广西农村耕畜借贷问题探析

分析了民国时期的广西农村仍存在耕畜分配不均、耕畜借贷广泛存在的现象,全面总结了耕畜借贷的方式和利息支付方式,最后从消极、积极方面对耕畜借贷进行了客观评价。     

农村弱势群体正规借贷行为影响因素的异质性研究

系统研究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是创新符合实际需求普惠金融产品与流程的基础和关键。本文基于生理性弱势差异,使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了农村弱势群体之间正规借贷行为影响因素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农村残疾人、农村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状况、劳动供给和经济水平依次递增,农村弱势群体之间的正规借贷行为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异质性。与农村老年人不同,农村残疾人、农村慢性病患者的生产和投资性资金需求更高,面临的信贷约束稍弱,非农自雇等劳动因素和地区金融发展因素对且仅对其正规借贷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相对最高的劳动供给和经济水平,使非农受雇的负向影响、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正向影响仅显著于农村慢性病患者。而健在父母可有效弥补农村残疾人的生理缺陷,对且仅对其正规借贷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两党农村信用合作比较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改变乡村借贷难而导致的农民因缺乏资金无法进行生产以及高利贷猖獗的局面,国共两党在各自统治区内着重开展了"信用合作"。在"信用合作"开展的原因、资金来源及对外借贷三个方面,两党有着较大差异。国民党开展的信用合作政治针对性更强,希望以此取代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这就使其在运动发起后忽视了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大量商业资本的融入又使合作运动缺乏必要的自主性,最底层的农民因为入社的高门槛从合作社中借不到钱,因此,国民政府以合作运动救济农村经济的意图也就无从谈起,遂以失败告终;而中国共产党则凭着务实精神、坚实的群众基础及较为适宜的政策,在实际运作中,始终体现着农民的主人翁地位,使其受益匪浅,最终取得了一定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