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行政垄断规制问题比较研究

俄罗斯保护竞争法对行政垄断有专门定义,调整行政垄断主体范围广泛,有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等,行为种类有单个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之间及行政机关与经营者之间的行为,有作为也有不作为。俄罗斯反垄断署有立法、司法及行政执法权,能调查、审理并处罚行政垄断案件,且为行政垄断设置了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制度,规制行政垄断执法效率高、成本低。我国应重新界定行政垄断及其表现形式,调整行政垄断主体范围,完善行政主体法律责任,建立独立权威的执法机构,以实现《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有效规制。     

行政垄断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

反垄断法实施八年,我国行政垄断行为却并没有得到强有力的规制,在直接利害关系人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去维护其合法权利的时候,应当建立制度赋予消费者、社会团体或者反垄断委员会诉讼权利来维护公共利益,遏制行政垄断行为。     

垄断行为认定主体探析

备受关注的《反垄断法》尚未正式实施,就其中的某些条款如何操作在理论和实务界发生了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垄断行为的认定主体问题。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是反垄断执法机构;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反垄断执法机构和法院。笔者在对两种观点分析评判的基础上,认为垄断行为的认定主体应当是反垄断执法机构。这不仅符合行政机关与法院的分工,也符合首先管辖原则和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的要求。同时,文章就反垄断执法机构和法院在反垄断执法中的程序衔接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浅析我国的反垄断规制

中国市场中已出现垄断现象 ,反垄断是保障市场竞争机制最有效发挥作用的一个基础。针对中国亟待建立和完善的反垄断规制 ,笔者从现状出发 ,立足国情 ,对我国垄断的现象和反垄断的规制做了分析研究 ,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行政垄断可诉性探析

行政垄断具有经济违法性和行政违法性。现行法的规制方式主要是行政制裁，难以抑制其危害性。文章建议修改行政诉讼法，制订反垄断法，建立行政垄断的司法审查制度，加强行政垄断（特别是抽象行政垄断）的可诉性，纠正行政违法行为，为受害者提供充分的救济措施。     

简论行政垄断

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或行政人为达到一定目的或取得一定利益而实施的妨碍、限制和排斥市场竞争的运用行政权力的行为,行政垄断是行政权力对市场竞争的禁止、限制和排斥行为,是公共权力又称公权力对市场竞争的一种破坏。行政垄断的根源在于行政主体、行政人对国家公共权力主要是行政权力的运用。虽然这种垄断既具行政性,又有经济性,但如果没有行政性,是不会有经济性的后果的,所以行政垄断不应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控范围之内,因为经济性的法规是不可能彻底解决行政性的问题的。     

简论行政雄断

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或行政人为达到一定目的或取得一定利益而实施的妨碍、限制和排斥市场竞争的运用行政权力的行为，行政垄断是行政权力对市场竞争的禁止、限制和排斥行为，是公共权力又称公权力对市场竞争的一种破坏。行政垄断的根源在于行政主体、行政人对国家公共权力主要是行政权力的运用。虽然这种垄断既具行政性，又有经济性，但如果没有行政性，是不会有经济性的后果的，所以行政垄断不应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控范     

论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

制定一部行之有效的反垄断法,前提是对其规制对象进行科学的界定,明确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垄断是什么,是以何种垄断作为规制对象的。就反垄断法意义上垄断的内涵来看,它是指一种限制竞争或可能限制竞争的行为,而非一种结构。本文通过对垄断和竞争关系的重新认识以及垄断正负效应的分析指出垄断与竞争并非完全对立,垄断虽具有损害经济效率的负面作用,但垄断结构却具有形成规模经济、范围经济, 促进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从而进一步说明反垄断法只应将垄断行为作为其规制对象。     

论反垄断法视野下国际并购行为的法律规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资本流动的形式日趋多样化，国际并购即是这股资本流动浪潮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形式。我国应在反垄断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具体国情，借鉴欧盟、美国关于国际反垄断规制的先进经验，完善我国关于国际并购行为规制的反垄断法律体系，加强《反垄断法》在规制国际并购行为中的可操作性，实现国际并购行为的积极效应，促使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浅论我国反垄断法制定的几个问题

我国酝酿制定《反垄断法》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了,然而至今未能出台。本文从我国的反垄断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出发,论述了现阶段出台《反垄断法》的必要性,进而分析了阻碍我国反垄断法制定的原因,并单独对现阶段影响比较大的行政垄断问题是否纳入《反垄断法》规制进行了一些探讨。     

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律规制若干思考

规制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对互联网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简要分析了我国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行为类型:相关知识产权行为、控制互联网竞争中的技术标准以及搭售行为,其垄断行为具有正反馈效应、用户的锁定效应、产品标准化以及市场竞争环境高速动态等四大特性。鉴于以上特征,文章对此我国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立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其中:完善互联网行业反垄断基本法律制度;完善责任承担相关规定;完善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加强互联网行业协会行业自律监管制度等建议。     

我国《反垄断法》立法中几个基本问题

目前，我国反垄断方面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制定一部与已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相互协调，对市场竞争起到保护和促进作用的《反垄断法》已是当务之急。在此立法中，要明确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反垄断法规范制约的垄断行为、反垄断法的列外、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与职责，以及垄断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几个主要问题。     

公用事业的垄断性及法律规制

近几年来，社会上反垄断的呼声日益增高，矛头所指向的大都是诸如电信，自来水，煤气，铁路运输等公用事业，要求对其垄断行为进行规制。而事实上，依照各国反垄断法的规定，该类企业都是作为“适用除外”的内容而被排除在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之外的，本文拟对公用事业应否“适用除外”及如何在公用事业引入竞争机制做初步的探讨。     

行政法中的补贴行为

行政补贴是国家干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行政法中的补贴与其他学科中的补贴研究目的并不完全一致。从行政法的角度看，行政补贴的性质并不是单一的。行政补贴行为可能包括了行政行为、行政私法行为，甚至私法行为在内。因此对行政补贴行为的法律关系的认定以及规制方法的运用也是多样的。     

农业反垄断适用除外制度中的“不适用本法”探析

《反垄断法》第五十六条中的"不适用本法"内蕴着通过该条的适用而排除各具体反垄断制度在农业领域的适用。客观上,农业生产者及农村经济组织在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联合或者协同行为无从形成垄断,更达不到触发反垄断适用除外法律制度以获得除外的境地。我国农业反垄断适用除外制度的研究,应立足农业农村优先战略,紧扣涉农反垄断案例,围绕保障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获益的逻辑展开。     

基于垄断产业的政府规制绩效测度方法研究

垄断带来规模效应的同时,也阻碍了经济增长,于是政府进行规制。规制的收益与成本并存。只有对政府规制进行绩效测度,才能够修正和完善现有规制制度。本文分析了垄断产业政府规制绩效测度的方法和优劣,以期为垄断产业政府规制绩效测度评价体系建立提供基础。     

论我国知识产权反垄断立法

知识产权是法律赋予的合法垄断权，但如果知识产权人滥用其专有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就必须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出台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立法既缺乏系统性，也不具可操作性。本文提出了我国知识产权反垄断立法的基本原则，阐述了知识产权反垄断立法的构架和规制对象，并提出我国知识产权反垄断的若干运行程序。     

论反垄断法对因特网的规制

因特网虽然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但同样存在垄断问题。现存反垄断法应审慎干预 :在界定相关市场时要充分考虑这个产业的自身特点 ;在规制具体的垄断行为时 ,要有针对性 ,并着重解决本地接入、接入软件和域名等领域已存的具有严重危害性的垄断行为 ;电子商务世界的垄断问题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努力为其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论软件搭售违法认定中的难题及其解决办法

搭售是反垄断法重点规制的对象，在反垄断史上一直被视为“本身违法”行为。软件搭售是随着软件产业的发展及反垄断法对软件产业的干预而出现的新概念，旨在强调软件产业中的搭售与传统产业中搭售的区别。软件搭售违法性的认定难题主要在于独立产品的认定，即两种被捆绑在一起的软件是集成产品还是两个独立的产品。欧美司法实践一般根据消费者需求来进行判断，即消费者需求标准，这是值得我国反垄断执法和司法借鉴的。     

农民合作社规制与社员绿色生产行为：激励抑或约束

为探究农民合作社规制对社员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利用四川省695份社员微观调查数据和Oprobit等模型,对合作社激励性和约束性规制的影响及交互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农民合作社激励性和约束性规制均够促使社员参与绿色生产。2）异质性层面,合作社规制更能促使生产规模大、文化程度高等类别社员参与绿色生产,小规模、低收入群体更适用于激励性规制。3）分散经营型合作社对社员生产行为的规制作用明显弱化,而经济激励可以有效缓解规制弱化问题。村委领办型合作社的约束性规制作用明显大于个人领办型,完全横向合作型合作社约束性规制作用更强。4）合作社约束性规制和激励性规制之间起到了负向调节的作用,即约束性规制的增强削弱了激励性规制的作用强度,而激励性规制的强化也会一定程度上减小约束性作用。基于此,提出加强对经济欠发达区、小规模、低收入社员的经济激励力度;强化硬性制度要求对经济发达区、资源禀赋较高社员群体的约束作用;根据合作社经营模式、领办主体和产品销路等组织特质选取约束性或激励性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