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荒漠化地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以酒泉市为例

选择酒泉市作为研究区域,结合西部荒漠化地区的特点,利用PSR框架模型构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权法和综合评价法计算土地生态安全值,对酒泉市土地生态安全状况进行动态评价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1年间酒泉市土地生态安全一直在敏感级别波动,生态问题显著。其中2002年土地安全状况最差,接近风险级别,2011年土地安全状况最好,接近良好级别。整体上酒泉市土地生态安全状况呈正向发展,人口增长率降低、环境污染负荷下降、农耕水平提高、社会经济增长等因素是土地状况改善的主因。     

不同植被类型在荒漠化防治中的效益分析

我国荒漠化地区由于干旱少雨,土地贫瘠,加上人为乱耕滥伐,导致生态恶化。当前,除了加强荒漠化地区天然植被保护外,选种不同类型的植被,不失为改善该地区生态状况,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社会效益的有效途径。     

西北地区荒漠化防治与生态恢复若干问题的探讨

气候的干旱化倾向是西北地区荒漠化发生、发展的背景条件,人地关系矛盾突出是土地荒漠化加速扩展的内在根源。因此,荒漠化防治的根本措施就应该从控制人口和提高土地承载力人手,逐步缓解和消除人口对环境的压力。针对以往荒漠化防治和生态恢复中存在的问题,讨论了需要进行思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有关内容,并提出了荒漠化防治需要重视和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     

元谋干热河谷土地荒漠化的人为影响

干热河谷是我国西南地区独特的生态类型，这里气候炎热，植被稀疏，生态环境脆弱，土地荒漠化比较严重，分析了人类活动对元谋干热河谷区土地荒漠化的影响。     

山地城镇化进程中土地生态安全动态评价研究——以贵阳市为例

为促进其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及其未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生态安全规划管理提供依据,对贵阳市近20 a来的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状况进行动态评价研究。基于P-S-R模型构建城市化驱动力下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计算土地资源生态安全水平,利用SPSS软件和GM（1,1）模型进行相关性分析与短时间序列预测。结果表明:近20 a贵阳市土地生态安全指数1992—2000年处于恶化级、2001—2009年处于风险级、2010—2011年处于敏感级,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基本处于不安全状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响应对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影响较大;预测在2011年后5 a内该区域压力值、状态值、响应值和综合值均呈上升趋势,土地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发展潜力具大,但生态系统脆弱且敏感性显著等问题一直存在。控制人口增长,优化人口结构,加快转型发展,构建绿色经济生态体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优化合理利用土地,探索节约集约用地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保护贵阳市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合理性对策。     

陇东黄土高原农牧交错带土地荒漠化过程中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定量分析

以农牧交错带南部的甘肃省环县为研究对象,以1949 2009年16组自然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为样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引起土地荒漠化的自然因子与人为冈子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在环县土地荒漠化发展过程中,自然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贡献率为49.64％,自然因素的贡献率为21.79％,人为因素的贡献率为l0.89％.自然和人为因素共同的作用导致了环县荒漠化的发展,单独的人为因子和自然因素均处于较低水平;(2)在环县荒漠化发生发展过程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活动,气候条件对于荒漠化的发展只起影响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其中自然因子的影响主要是气温持续升高,降雨量减少,空气相对湿度下降,蒸发量增大导致干旱和土壤干层的发育,抑制了植物的生长,降低了植被覆盖度及土壤的抗冲蚀能力,而较强的风力及暴雨量的增加加速了土壤侵蚀;人为因子的影响主要是人口急剧增长,农业人口过大,大面积垦殖导致土地利用不合理,超载放牧引起草场大面积退化直接导致了土地荒漠化扩展.     

河南省农业生态资源保护与农来可持续发展

分析了河南省农业面临的水土资源、森林与草地资源及生物多样性等问题,指出实施”科教兴豫“战略,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土地和水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逐步建立起结构和功能不断优化的农业生态经济复合系统,是实现河南省农业生态经济良性徨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黑河中下游地区生态整治对策研究

黑河中下游土地荒漠化、盐碱化严重 ,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以土地生态质量评价结果为依据 ,提出以约束人类活动为土地综合整治的基本出发点 ,顺应研究区的长期干旱化趋势 ,不试图从根本上扩大绿洲面积 ,在局部地区通过有目的的整治、封育和修复措施 ,来缓解或改善生态恶化趋势。对土地生态质量较好区应以封育为主 ;对土地生态质量中等区和土地生态质量较差区应采取封育与修复措施进行整治 ;在土地生态质量最差区则要做好防风固沙与生态修复工作     

河南省农业生态资源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分析了河南省农业面临的水土资源、森林与草地资源及生物多样性等问题,指出实施"科教兴豫"战略,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土地和水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逐步建立起结构和功能不断优化的农业生态经济复合系统,是实现河南省农业生态经济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西北地区生态修复对策探讨

西北地区水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多样且严重,主要表现在水资源供需矛盾尖锐;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加剧;草地退化严重;水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等。分析了西北地区存在的各种生态问题及其本质,并探讨了其形成机制。提出了西北地区生态修复对策：加强空中水、地表水、地下水和污水的综合利用;建立节水型的社会体系;调整产业结构,建立特色经济体系;建立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机构,合理配置水利工程;稳定现有灌溉面积,提高用水效率;粮食生产,总体平衡,区内调节;合理确定水价,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建立生态产业发展机制;加强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的防治;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实施必要的生态移民工程。     

朝阳市土壤侵蚀的危害及防治策略

水土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生态环境与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改良与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对于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发展大农业生产,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朝阳市现有水土流失面积9 463.7 km2,占全市总面积的48.1%,年均土壤流失量8 670万t,年土壤侵蚀模数3 788 t/km2。影响水土流失的主要因素有气候、地形、土壤、植被及不合理的开发建设与生产活动,自然因素是产生土壤侵蚀的基础和潜在原因,而人为不合理的建设与生产活动是造成土壤侵蚀加速的主导因素。防止土壤侵蚀,主要应从改变地形条件、改良土壤性状、改善植被状况等方便入手,通过因地制宜地合理利用土地,因害设防地配置综合防治措施,以建立完善的土壤侵蚀控制体系。     

基于突变级数法的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目的]分析影响土地生态安全状态变化的关键因素,为优化土地利用模式,落实广西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依据。[方法]在PSR模型的基础上结合"自然—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框架构建了评价体系,运用突变级数法(CPM)揭示该区土地生态安全2005—2015年的总体变化趋势,并通过计算灰色关联度对不同阶段的影响因素进行甄别。[结果]2005—2009年广西地区土地生态安全水平呈快速上升趋势,达到较安全状态,主要归功于土地生态系统状态改善带来的积极作用;2010—2015年广西土地生态安全水平呈现先上升稳定后下降至临界状态,虽然生态系统压力水平的显著提升引起了土地生态安全水平的下降,但是生态系统响应状况呈逐年提高带来了正向的推动作用。灰色关联度结果显示,2005—2009年的生态安全水平变化主要是由于广西地区造林工程的积极推进带来的生境改善;2010—2012年的变化主要是社会经济水平提升和社会发展;2013—2015年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响应。[结论]针对影响土地生态安全水平的主要限制因素,广西地区今后应更加注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控制工业污染排放和提升农业科技水平等各方面的工作。     

黄土丘陵沟壑区土地压力及土地利用模式变化

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给土地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建立合理的土地利用模式是缓解土地压力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该文以上黄试区为例,针对试区社会、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用地需求,从粮食生产、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三方面构建了土地压力指数定量评价方法,根据不同时期土地利用及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分析了上黄试区不同时期土地压力指数和土地利用模式变化过程,结果表明:1982年,上黄试区土地压力指数达到0.738,为重度压力等级,1982-2000年,土地压力大大缓解,2000年土地压力指数降至0.247,为轻度压力等级,2001-2010年,土地压力指数继续下降,达到0.164。在整个研究期间,土地利用模式与土地压力相互作用,不同时期其作用的表现形式存在着明显差异。治理前,由于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土地资源面临巨大的压力,土地利用模式粗放,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土地压力与土地利用模式变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人口增长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不平衡,资源环境的利用与保护出现了严重的失调,人地矛盾突出;1982-2010年,虽然人口有一定的增长,土地资源面临更大的压力形势,但在科技因素和政策因素的引导和干预条件下,农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土地利用模式从粗放向集约转变,实现了粮食增产、经济增收,生态建设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从土地压力和土地利用模式相互演变的关系来看,人口增长是土地压力的主要来源,而土地生产力水平是缓解土地压力的关键。     

粤北岩溶山区土地石漠化成因及其生态经济治理模式

阐述了粤北岩溶山区石漠化的发展现状,从地质地貌、水文气候、土壤植被、人口压力、社会经济条件和土地利用等方面详细分析了粤北岩溶山区土地石漠化的成因及机理,认为脆弱的岩溶生态环境是土地石漠化形成的内因,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是土地石漠化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和诱发因素。结合当地的自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3种治理石漠化的生态经济模式,即保护型治理模式、生态农业型植被恢复模式和非农产业替代型治理模式。     

以土地利用为基础的安徽省生态评价遥感信息模型

[目的]建立更科学合理的生态评价遥感信息模型,为研究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利用NDVI(归一化植被指数)和像元二分模型监测植被覆盖度作为地表植被覆盖信息的评价指标;用热惯量法反演研究区的土壤含水量作为研究区地表植被覆盖信息与土壤肥力的评价指标;采用目视解译获得土壤质地的编码分布图并进行影像化处理,将土壤中物理性黏粒含量作为评价土壤板结情况指标;利用线性光谱混合分解模型提取研究区的裸地比率作为土地荒漠化程度的评价指标。[结果]从土地利用的角度构建了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以像元为单位的生态评价定量化遥感信息模型。[结论]植被覆盖度因子对研究区生态评价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大;在生态评价过程中本研究新建模型总体评价精度比传统方法提高了15%。     

矿业废弃地的植被恢复与重建

未经治理的矿业废弃地是造成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的重大隐患,所带来的后果对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矿业废弃地植被自然恢复是极其缓慢的,科学合理的人工植被建植大大地加速了这一过程,特别是人工生态体系模式的建立,可在矿业废弃地植被恢复与重建过程中带来生态效益的同时,亦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民勤县荒漠化成因与防治对策

在阐述民勤县近年来荒漠化状况的基础上,分别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详细地分析了造成该县荒漠化的原因,提出了在民勤县防治荒漠化进一步扩大的有效措施。(1)节约用水,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水资源;(2)大力实施生态移民和劳务输出工程;(3)科学规划,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并构建完善的防护林体系等。     

宁德市基于生态足迹的可持续发展评价

 可持续发展的定量测度研究是当前国际上关于生态经济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生态足迹分析法是近年来发展的用于研究和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新方法。通过比较支持特定区域人类社会所有消费活动所需要的土地(生态足迹)与该区域可提供的生物生产性土地(生态承载力)可判断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该文在介绍生态足迹概念和计算方法的基础上,以福建省宁德市2002年统计年鉴数据为依据,计算分析得到宁德市2002年人均生态足迹为0.7697hm2,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6210 hm2,人均生态足迹赤字为0.1487hm2。反映出该市人类的生产、生活强度超过了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区域生态系统处于人类的过度开发利用状态下。造成该市生态足迹赤字的主要影响因子是资源过度消耗、人口增长和耕地减少等     

广州市土地利用生态服务价值测算研究

定量研究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利用与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情况,可为生态资源的合理定价与有效补偿,促进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利用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和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率分析了广州市土地利用的变化情况;参考Costanza及谢高地等人的生态服务价值系数,对广州市生态服务价值及其影响机制进行了定量研究;并应用相关性分析和敏感性分析方法探讨了生态服务价值与主要社会经济因子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土地利用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其中林地、水域和园地等地类的生态服务价值所占比例较大,土地利用结构和各类土地面积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生态服务价值量的变化,广州市生态服务价值与总人口、GDP及城市化水平间均存在负相关关系,说明该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以生态服务价值的损失为代价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对人口、GDP和城市化水平总体上缺乏弹性.相对而言,对于人口的变动较为敏感,其次是城市化水平,对GDP变动的影响敏感性最弱.     

陕西省人均生态足迹动态变化及驱动模型研究

以熊德龙等改进的生态足迹理论为基础,分析了陕西省1990-2007年人均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并利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性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了人均生态足迹驱动力并建立驱动模型。结果表明,陕西省人均生态足迹从1990年的0.818hm²上升到2007年的2.854hm²,人均生态承载力略有下降,说明陕西省始终处于生态赤字状态。2003年以后陕西省生产性生态足迹大于消费性生态足迹,区域生态资源呈输出状态,社会经济发展对能源产业依赖性更加明显。陕西省人均生态足迹动态变化是人口、经济、环境、技术、土地利用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与重工业率提高是生态足迹动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