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鼓励农民从事非农就业,促使农民积极参与到农地流转市场中,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库,运用分位数回归法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分析劳动力流动和农地流转的动态关系,探讨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动态关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样本农户中,相较于74.15%未进行农地流转的农户,25.85%进行农地流转农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提高0.46万元;农地转出户的劳动力流动时间高出农地未流转户1.3倍,使其家庭可支配收入比农地未流转户提高0.70万元。另外,增加劳动力流动时间更有利于提升低收入农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进行农地流转也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可支配收入,并且农地转出户比农地转入户的提高幅度更大。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动态关系程度越高,相较于西部地区更有利于提升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因此,建议不断加强对农民的投资和培训,完善农地流转市场的运行机制,实行有区域差别的农业政策,以保证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民收入。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农地流转农户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分析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因素,为农地流转的定性研究提供量化的依据和支持,采用抽样调查、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意愿是受到非农就业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按贡献率由大到小排序为非农就业率、恩格尔系数、单位面积农业纯收入、交通便捷度、签订流转书面合同比率、农地流转主导因素、家庭最高文化程度、粮食安全保障率、经济发展水平、家庭人口数、农业劳动力人数和被访者年龄。为提高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建议给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发挥政府的监督管理和服务职能,加强部分农民的思想改造工作,扩大农民受教育的途径,提高农民文化素质。     

北京市郊区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基于北京市郊区345户农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首先,农地流入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农地流出则对农户收入水平影响不显著。农地流入概率每增加1%,家庭人均收入提高67.55元。其次,农地流入对0.6和0.8分位数家庭人均农业收入显著为正,对其他家庭收入作用不显著。农地流出对0.6和0.8分位数家庭人均农业收入和人均非农收入作用分别为显著为负和显著为正,对其他家庭人均农业收入作用不显著。因此,农村家庭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且存在一定的资源错配。政府应继续鼓励北京市郊区农村农地流转,持续提高农村地区非农就业力度,提升农村农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湖北省、安徽省6个村的调研数据,采取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调研地区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农地流转的主要因素包括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从事的非农职业、家庭劳动力的非农收入、现有耕地面积、地理位置等。未来应该从提高农户非农收入水平、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和完善土地管理制度等方面入手,推动农地流转。     

非农就业质量对农户转出土地的影响

土地流转不仅有利于促进农地规模经营,而且能提高农业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已有大量文献指出,农村大量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有利于农户转出土地,然而现实中农户的土地转出行为却随着农户非农就业率的提高而减少。非农就业为何没有像理论上那样促进土地转出?笔者认为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低质量的非农就业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从事的是高强度、低收入、稳定性差、缺乏社会保障的非农工作,此时土地对于农户家庭的生计保障职能依然很强,农户不敢轻易将手中的“退路田”流转出去。文章结合现有的文献研究,为提升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质量,进而促进农户土地流转出提出建议。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四川省南溪区农地流转微观主体意愿的实证分析

为促进农地流转,采用问卷法、访谈法和Logistic方法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实证分析了农地流转农户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主事者性别、年龄、职业、家庭劳动力人数、非农收入比、家中有无干部、社保参保率以及流转交易时间成本与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相关关系。要促进农地流转,首先应弱化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同时要完善政府职责,建立流转平台。     

土地流转如何促进农户增收?——基于CHFS的实证分析

不断加快推进土地规模经营的步伐,可以解放原本束缚于土地上的劳动力和资源,使农村的经济和农民的收入得以提升。分析了土地流转是否会影响农户收入及其影响路径,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探究土地流转影响农户收入的路径。将土地流转细分为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将农户收入细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在此基础上,从转入转出2个角度提出“土地转入-农业机械化-农业收入”和“土地转出-非农就业-非农收入”这2条影响路径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土地流转户的家庭收入比未流转户高12.41%,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土地转入促进了农业收入,土地转出促进了非农收入。(2)进一步发现土地转入是通过农业机械化推动农户农业增收的,农业机械化在土地转入影响农户农业收入的路径中发挥了26.13%的中介作用。土地转出通过非农就业推动农户非农收入增收的,非农收入在土地转出影响农户非农收入的路径中发挥了50.71%的中介作用。基于此研究结论,从推动土地流转、形成现代化和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完善非农就业服务体系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增长、农户最优经营规模研究——以湖北、江西山地丘陵区为例

基于农户收入影响模型和农户最优生产经营规模模型,以湖北、江西两省山地丘陵区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以及农户最优的土地经营规模。结果表明:1)对转入户而言,土地流转对其收入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土地流转面积的提高能够有效增加转入户的劳动力人均收入;2)土地流转对转出户收入影响并不显著,转出土地的农户通常是劳动力已经实现非农就业或因其他原因缺乏农业劳动力的农户,农地的流转对劳动力的释放影响不显著,导致对其收入影响效用有限;3)对转入户和转出户而言,单位地块面积的增加均能提高家庭劳动力人均种植业收入,并测算出农户潜在的最优生产经营规模为3.16 hm2。当前,湖北、江西两省山地丘陵区现有的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尚未达到最优状态,具有较大的提升潜力。     

非农就业、基本社会保险选择对宅基地流转的影响——基于2017年CRHPS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为了解非农就业情况以及不同基本社会保险选择是否会对农户宅基地流转的意愿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RHPS)2017年数据,运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非农就业、基本社会保险以及二者之间的交互项对宅基地流转的具体影响。结果表明:农民从事非农就业会显著促进农民进行宅基地流转,而且非农就业时间增加、非农就业程度提高会加剧这种流转意愿。农民参加不同的基本社会保险会对宅基地的流转产生不同的影响;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养老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农民会在新农合或新农保的“枷锁效应”下被锁定在农业经营生产中,从而抑制宅基地流转,参加城镇养老保险或城镇医疗保险的农民倾向于进行宅基地流转,结果正向显著。非农就业与基本医疗保险的交互项说明非农就业时间的增加或非农就业程度的提高会缓解新农合或新农保对农民的“枷锁效应”。最后提出保障农户非农就业福利、注重农户劳动力转移质量以及关注农户与非农就业的相合性等建议。     

基于Logit-Tobit的河南省粮食主产区农地流转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索农民农地流转行为和规模的影响因素,为推进粮食主产区农地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政策依据。【方法】基于河南省8县（市）问卷调研数据,选取户主特征、家庭经营特征、区域经济特征3个方面11个具体变量,构建Logit模型分析变量对农户转出和转入行为的影响,再利用Tobit模型对转出和转入实际规模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结果】影响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的因素不尽相同,影响流转行为和流转规模的影响因素基本相同,但显著水平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对农地转出呈正向显著影响的主要因素有非农收入比重、流转期限、本村土地租金及村集体是否组织流转等,其中非农收入比重、流转期限对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均在5%统计水平下显著。对农地转入呈负向显著影响的主要因素有非农收入比重、本村土地租金,呈正向显著影响的有流转期限、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家庭是否拥有大中型农业机械、地区类型等,其中非农收入比重、流转期限、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等变量对转入行为和转入规模均在5%统计水平下显著。【建议】从农地流转主要影响因素着力,推动农村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力度,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等中介组织中介、合同管理作用,适时合理调整租金水平,从而促进农地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皖北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93个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生存适应能力视角，构建农地流转中农户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实地调查，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相关因素对其转出农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转出农地农户占比较低；在反映农民当下生存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家庭非农收入水平、家庭非农劳动力数对农民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承包地面积则有显著负向影响；在反映农民未来适应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在城镇落户以及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了解程度对其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年龄及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情况则有显著负向影响。     

非农就业、农地流转与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基于固定观察点农户层面的微观实证

本文基于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调查大样本数据,探讨了家庭非农就业行为和农地流转行为对粮食种植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随着家庭非农就业涉入程度的加深,农户越倾向于提高粮食种植比例,即非农就业带来了"趋粮化"而不是"非粮化"。2)农地流转对粮食种植结构也有显著影响,表现为农地转入有助于提升粮食种植比例,而农地转出则会降低粮食种植比例。3)非农就业与农地流转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表现为非农就业负向调节农地流转对粮食种植结构的影响,农地流转也负向调节非农就业对粮食种植结构的影响。本文意味着无需警惕非农就业和农地转入导致的"非粮化",而是应该关注农户转出农地之后的"非粮化"趋向。并且,在引导农户进行种植调整时,需要联动考虑"人走"和"地动"的影响。     

农地资本化流转与农村社会福利发展研究

由于农民收入结构非农变化和就业渠道多元发展,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流转已成为创新农地流转机制、培育农地流转市场的客观要求。借鉴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理论,客观分析农地资本化流转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村社会福利、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积极意义,是推进新一轮以经营权资本化为核心的农地制度创新的逻辑基础,有利于提高农业资本效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增强农民持续发展能力、统筹城乡发展。     

基于熵值法的农户耕地流转影响因素指标权重分析———以山东菏泽为例

为丰富农地流转理论,完善农地流转政策,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通过对指标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运用熵值法求出各指标的熵值,进而得出各指标的权重。对指标权重分析得知：影响菏泽市农地流转的主要因素是农村非农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农村非农劳动力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农村恩格尔系数、农业受灾面积和外出劳动力平均年龄,其指标权重之和为0.7739,具备构成序参量的条件。要促进菏泽农地流转速度,一方面积极争取外部新能量的注入,在确保城镇化质量前提下,加速进度,为更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二三产业就业、增加收入创造更多机会;另一方面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着力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和职业化农民,夯实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人才动力和物质基础,着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地产出率,确保市场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     

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白水县农户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依据陕西省白水县农户调查问卷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户主文化程度、农业收入比重、家庭土地总面积、劳均耕地面积、农地亩均收益、家庭外出劳动力比重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影响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主要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大基础教育与农民技能培训投资,积极扶持乡镇企业,支持种田大户发展农业生产,提供非农就业信息、保障农民务工收益等建议,以促进农户农地的转出,发展农地规模经营。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分析——以玛纳斯县为例

在整理新疆玛纳斯县农户调查问卷的基础上,选取自身特征、家庭特征和经济特征3个可以反映劳动力转移特征的因素,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这些因素对农地流转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除户主年龄的影响难以测度外,其他因素均不同程度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提高农户受教育程度、提升农户竞争力、延长农户外出务工时间、增加农户非农收入可以促进农地流转。     

农地流转的诱因及其农户福利效应研究——以山西省忻州市为例

本文通过对忻州市农村调查数据及统计数据的比较分析,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诱因以及农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有了更全面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的主要起因是农业收入太低、农户户主年龄较大或家庭成员有疾病;非农收入比重、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家庭成员是否有党员对农地转出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拥有土地价值、农业机械价值、是否困难户与到县城时间对农地流转有显著负向影响。农地转出后农户福利水平总体有所改善,但仍有工作稳定、劳动力健康、强关系、失业保障等方面的福利水平是降低的。基于此,对于促进农地流转有序开展及农地流转助推农户福利改善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三峡库区农户的土地流转感知特征

以三峡库区为例,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价法(PRA)对重庆市云阳县3个样点镇172户农户进行实地调查,设计了农户土地流转感知测量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测算了三峡库区农户土地流转感知值,分析了土地流转感知特征;并从户主年龄、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年非农收入水平、家庭务农劳动力数量、家庭务农劳动力健康状况和种粮补贴收入6个方面探寻农户土地流转感知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三峡库区土地流转感知值为3.21,其中,土地流转参与维度得分最低,土地流转必要性维度得分最高。影响土地流转必要性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年龄、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年非农收入水平和家庭劳动力数量;影响土地流转关注度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年龄、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年非农收入水平、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家庭务农劳动力健康状况;影响农地质量维度的因素有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家庭劳动力健康状况;影响土地流转参与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年龄、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年非农收入水平、家庭务农劳动力数量、家庭务农劳动力健康状况和种粮补贴收入。     

农地保障功能被替代程度地区差异及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基于江苏省农户的调查

利用农户层面的调查数据,采用模型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分析农地保障功能被替代程度的地区差异,探讨农地保障功能被替代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江苏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农地保障功能被替代程度具有显著的差异;在无锡和南通,农地就业保障被替代程度和经济保障被替代程度愈大,农户愈是愿意转出农地。经济发展水平愈高,这种影响程度就愈大;在无锡农地基本生活保障被替代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微弱的负影响,南通农地基本生活保障功能被替代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提高农民收入多元化的程度,是加快农地流转,实现农地规模化经营的根本途径。在农地流转制度设计过程中要尊重农民的农地流转意愿。     

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南京市浦口区为例

基于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和星甸街道11个样本行政村共184位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调查,从户主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和外部影响因素三方面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进行比较分析。根据分析结果,针对性地提出了提高农民知识水平与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加快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宣传农地流转相关政策、健全农地流转市场与建立完善的农地流转中介组织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