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教育差距是中国城乡收入差异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而高等教育是培养优秀人力资源的重要途径,在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与劳动技能中,教育资源的投入起到了显著作用,并且有效提高了其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民增收就业,进而缩小城乡人均收入的差异。利用我国2008—2020年的31个省(市)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探究农村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在粮食安全提高的影响下是否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研究表明：(1)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显著作用,其中中部地区的作用最大,而东、西部地区相较于中部地区的效果较弱。(2)在农村人力资本与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效应中,粮食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中介作用,这一点在中部地区最为明显。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农业发展水平进步、农村地区振兴、农民收入切实提高提供参考,最终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差异化影响——基于城镇化的调节作用

发挥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增收的赋能作用,对提高农民收入质量、增强农民可持续增收能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2010—2021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的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深入分析其群体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探索城镇化的调节效应和作用机制,进一步利用门槛效应模型探索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其影响效应具有典型的双重门槛特征;异质性表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中高收入农民群体的增收效应更明显,对长江下游地区农民的促进作用最显著;农户健康投资能够带动各类农民群体增收;城镇化在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为此,应加大农村公共教育投资、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和居民健康水平、完善农村交通网络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分类有序推进县域城镇化进程,着力提升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农民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构建农民稳定可持续增收机制。     

农村电商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为探究我国农村电商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利用2016—2020年我国25个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位数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电商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存在异质性,对较低收入的农村居民群体影响促进作用更强;农村电商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呈现倒“U”形变化趋势;农村电商对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存在异质性影响,即农村电商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影响依次递减。为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需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电商和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深度融合以及制定具有细化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多维贫困视角下甘肃省农村地区致贫因素分析

在多维贫困理论的基础上,根据2010—2018年甘肃省14个市州的面板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计量模型,分别从自然条件、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政策制度等视角分析了甘肃省农村地区的致贫因素。结果表明:人均耕地面积、非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正向影响程度最为显著,等级公路里程和互联网用户数较为显著,新农合人均受益次数影响程度次之;农村人口规模、受灾面积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程度较弱,且为负相关关系;就区域而言,兰州农村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受非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互联网用户数和等级公路里程等变量的影响程度较大,兰州以外省内农村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受人均耕地面积、受灾面积、互联网用户数和等级公路里程等变量的影响程度较大。     

人力资本、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减贫——基于新疆温泉县的实证分析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需要从激发内力入手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而人力资本是激发内力、缓解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基于人力资本视角,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温泉县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减贫的影响,探讨了非农就业水平在人力资本作用于贫困过程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在相对贫困的标准下,贫困农村家庭的教育、健康、技能培训和迁移水平均比非贫困农村家庭的水平低;教育、健康、技能培训和迁移人力资本均对农村家庭减贫具有显著影响,且健康的缓解相对贫困的作用大于技能培训大于迁移大于教育;人力资本会通过非农就业水平对农村家庭减贫产生作用。给出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对策和促进非农就业的建议。     

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增收的影响机制研究

【目的】农业农村数字化是推动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赋能效应。构建农业农村数字化的综合评价体系,实证探究农业农村数字化的增收效应及作用机制,为缓解“数字鸿沟”难题、保障农业农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方法】选取 2011—2020 年我国 31 个省（区）面板数据,运用熵权 TOPSIS 法对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进行测算,然后使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考察数字化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采用门槛模型探究数字化与农户增收之间的门槛效应。【结果】（1）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增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水平每增加 1% 单位,农户收入平均增长 57.4 元;正向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但在中部地区表现为抑制、西部地区促进效应并不明显,表明存在“数字鸿沟”;（2）农业农村数字化通过促进农户兼业发展、加速土地流转、提高农户融资概率、促进农产品销售等途径作用于农户收入增长;（3）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农村数字化与农户增收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第一门槛值为 33.401,第二门槛值为 148.370。随着阈值区间的提高,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收入增长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正 U 型”关系。【结论】农业农村数字化能够有效促进农户增收,但“数字鸿沟”困境仍然存在;提出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农业数字化培训和教育、促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制定区域差异化的数字化发展策略等政策启示,以促进农户增收。     

基于三大经济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供给消费效应分析

利用中国2000—2015年农村社会保障和消费等统计数据,以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农村社会保障消费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供给的消费效应。研究表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呈现较快的增长,地区差异明显,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挤入效应,且东部地区的挤入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储蓄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社会保障收入、上一年人均消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产生了显著影响;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同,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也不同。     

金融科技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分析——基于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视角

本文基于2013—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利用数字金融普惠指数,将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相结合,验证金融科技、农村居民收入、经济增长、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金融科技通过带动经济增长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人力资本水平在金融科技对乡村收入的直接作用、中介作用中起到正向调节效应。为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应进一步提升农村金融服务、建设数字乡村、发展农村教育改善农村就业环境。     

农用地流转与农户收入的关系分析——以农业机械化水平为视角

通过对2005—2019年不同省份农用地流转率、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以及农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的分析，从宏观层面考察了农用地流转、农业机械化水平与农户收入三者间的关系，并检验了其中的中介效应机制。同时还将全国各地划分为东部、西部、中部3个区域进行了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加快农用地流转不仅能显著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还能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直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而且可以作为农用地流转与农民收入之间的中介变量，间接增加农民收入。从分样本来看，东部、西部、中部不同地区农用地流转都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均与农民收入呈正相关，农业机械化水平的部分中介效应也几乎都成立。但西部地区农用地流转对农户的增收效应以及农业机械化对农户收入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     

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户减贫增收的关联效应分析——基于滇、桂、苏、闽四省(区)的实证

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既是现代农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贫困农户减贫增收的现实路径。在农业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通过培育农产品供应链以此带动农户减贫增收致富,是当前市场化减贫的重要方向。基于滇、桂、苏、闽四省(区)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户减贫增收的关联效应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户减贫增收具有正向作用,加入农产品供应链能显著增加农户收入,而且对欠发达地区的作用发挥优于发达地区。有无加工销售、农产品出售渠道、对供应链管理认可程度等供应链融入状况关键因素对农户减贫增收影响明显。因此,重视采取整合区域农业资源与要素,培育优势农产品供应链;协调农产品供应链主体关系,构建小农户稳定融入机制;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深入推进农业市场化改革进程等优化措施,方能充分发挥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户减贫增收的带动效应。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CD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助力提高农户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的关键,对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6省11县(市、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OLS模型、Probit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减贫增收和收入分配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作用机制,并进行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各县中等水平之下,并且发展呈现明显地区差异。43.9%的农户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农户收入存在有提升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减少农户相对贫困的可能性并降低村庄层面相对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作用更明显,能够改善农户收入分配问题。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指标对贫困减缓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差异,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的增收效果更好。此外,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建议持续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快县域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强数字金融教育开展力度,让数字红利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弱势群体,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精准扶贫背景下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与机制分析——基于粤东西北地区12市的实证研究

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推进,我国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后扶贫"时代,巩固脱贫成果和助力乡村振兴需要普惠金融发挥更大作用。本文在测度精准扶贫时期粤东西北地区12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减贫增收,且对农村低收入水平群体的减贫增收效应要大于中高收入水平群体。但是对于农村低收入水平群体,减贫增收效应主要通过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来实现。为此,提出改善普惠金融供给结构、优化供给方式,深化发展"普惠金融+产业项目"的产融结合扶贫模式和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素质等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的代际收入传递效应研究

人力资本的跨代传递影响着收入的代际不平等性，影响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动机不仅来源于自身的利他主义倾向和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同时还受到人力资本的代际传导强度和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边际贡献率的影响。忽略人力资本的直接代际传导将导致对代际收入弹性的低估。以健康和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变量具有显著的跨代传递效应，反映出我国人口在教育和健康机会上的不平等性。父亲—女儿的收入传递弹性高于父亲—儿子，农村人口的跨代收入传递弹性高于城镇，反映出代际机会不均等问题在女性和农村子女等弱势群体中体现得更为严重。     

重庆“两翼”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民收入关系研究

增加农民收入是实现农村稳定、农民小康和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破解"三农"问题的突破口。而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非常重要的原因。通过调查重庆"两翼"地区7个区县,对"两翼"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民收入水平和收入来源等现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和Mincer劳动挣得函数,分析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的关系,得出人力资本中的教育投资、转移投资和培训投资对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都有显著性正面影响。最后提出重庆"两翼"地区应重视农村教育、加强农民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提高农民自身素质等建议。     

乡村数字化对中国农业韧性的影响机制——基于耦合协调度和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

为探究乡村数字化对农业韧性的影响，利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统计数据未含西藏及港澳台地区，下同),采用熵值法测算了中国农业韧性与乡村数字化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二者的协调程度，探究了乡村数字化对农业韧性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农业韧性水平与乡村数字化发展水平及二者的耦合协调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乡村数字化可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农业韧性提高；乡村数字化在农业韧性水平低的地区提升效应更加明显。     

农户家庭禀赋、非农就业与总收入——基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农户调研数据北大核心CSCD

探究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农户非农就业、农户增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1770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OLS、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及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非农就业在家庭禀赋与农户收入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1)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家庭自然资本,最后是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2)家庭禀赋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不同的影响差异,且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非农就业在家庭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和家庭经济资本与收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9.0%和6.4%。因此,为促进农户增收,建议充分考虑农户家庭禀赋水平,要大力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不断丰富和拓宽农户的信息获取渠道;其次要重视低收入水平农户养老服务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和资金支持;最后大力发展地区特色产业,积极鼓励农户非农创业,实现劳动力就近就业。     

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农村金融发展、农户增收和共享经济增长红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匹配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均,农户间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农户收入尚处于较低水平。48.0%的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为0,推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仍是一项严峻任务。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均正向促进农户收入增加,非农就业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渠道,中介效应占比为3.507%。另外,相较于财富较多的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富较少农户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建议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化建设,为不同农户精准提供数字金融产品;鼓励引导使用数字金融产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提高农户非农就业水平,进而带动农户收入增加。     

土地流转对农户增收效应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实证分析

为了验证土地租赁市场对促进农户收入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成效,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首先运用内生转换(ESR)模型研究了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平均收入的影响,其次运用无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UQTE)模型和广义分位数回归(GQR)模型,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分布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农户人均收入效应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土地流转能够显著提高参与土地流转农民的家庭人均收入;如果未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能够参与土地流转,其家庭人均收入可以得到大幅提高。此外,土地流转对低收入水平农户的增收效应更加明显,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效应呈U型变化趋势且区域差异明显,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土地流转对高收入农户的收入效应相对较小。总之,农村土地流转有助于缩小农户人均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路径

在农村人口老龄化和空心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深入研究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9—2020年我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使用熵权法测算了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通过构建以农地流转和农业科技创新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调节中介效应模型，深入分析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路径。结果表明：1）2009—2020年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小幅递增趋势，且东部地区远高于其他地区；2）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程度依次为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其中农地流转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3）农业科技创新能显著促进农地流转和农业高质量发展，其在农村人口老龄化影响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农地流转的过程中起负向调节作用，而在农地流转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则起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应立足中国国情，积极引导老龄农户退出和流转土地，加大农业科学技术研发投入以及因地制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     

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非农就业的作用机制

人力资本是提高农村贫困人口可持续脱贫能力的重要因素。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健康与教育人力资本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探讨非农就业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贫困家庭的健康和教育人力资本水平分别为0.81和4.34,明显低于非贫困家庭的0.87和6.28;健康与教育所体现的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均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且健康对贫困的缓解作用比教育更为明显。与绝对贫困相比,健康与教育人力资本更有利于农村家庭摆脱相对贫困状况。此外,健康与教育人力资本均能够通过提高非农就业水平进而降低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因此,提出了提高农村贫困家庭对教育、医疗服务的可得性和可及性,增强其基础性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合理引导并提升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质量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