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苜蓿的植物学研究考

我国古代苜蓿植物学研究堪称世界一流,然而到目前为止,对其研究考证尚属少见。本文以记载苜蓿植物学的相关典籍为材料,采用植物考据学方法,考证我国古代苜蓿植物学研究。重点考证了汉代引种苜蓿的原产地、古代苜蓿的分布与适应性和苜蓿形态特征特性等。考证表明,古代首先阐明了我国苜蓿的来源和栽培区域,其次是阐明了从西域引种的苜蓿为紫花苜蓿,并对根、枝条、叶和果等苜蓿形态特征有正确的认识。《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都记载了我国汉代苜蓿来源于大宛和罽宾,这是我国对苜蓿栽培史的世界性贡献。汉代至唐宋西北地区种植苜蓿已颇为广泛,到明代苜蓿以“三晋为盛,秦、鲁次之,燕、赵又次之,江南人不识也”。苜蓿的根、枝条、叶和花、果、实等的形态特征也得到了广泛的科学系统研究,特别是苜蓿花色的研究为确定我国古代栽培苜蓿种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唐代韩鄂在《四时纂要》中明确指出,苜蓿“紫花时,大益马”。明代的朱橚《救荒本草》、王象晋《群芳谱》和清代的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 等专著都记载了苜蓿开紫花,唯有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的是苜蓿开黄花。后人研究表明,前者为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汉代引入的苜蓿即此),后者为南苜蓿(M. hispida),而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中提到的另一种开黄花的野苜蓿应该是黄花苜蓿(M. falcata)。通过本研究,可揭示我国古代对苜蓿特性的认识过程,对今天我们更好地认识苜蓿、利用苜蓿起借鉴作用。     

我国古代苜蓿物种考述

由于最早记载苜蓿的典籍没有明示其是紫花还是黄花,导致对我国古代苜蓿物种认识上存在分歧,目前大致有5种观点:一是古代苜蓿专指紫花苜蓿;二是南苜蓿;三是紫苜蓿与南苜蓿的合称;四是黄花苜蓿;五是不确定。本研究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通过收集整理记载苜蓿植物生物学的典籍,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考证苜蓿物种。研究表明,汉代从大宛国传入我国的苜蓿与紫花苜蓿的起源地相一致,并且唐代韩鄂《四时纂要》明确记载了苜蓿开紫花,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这与我国汉代苜蓿最初引种地相一致,在之后也有不少典籍同样记述了苜蓿开紫花,乃至苜蓿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可以确定,我国汉代引入的苜蓿应该是开紫花的苜蓿,即紫花苜蓿。宋梅尧臣和明李时珍记述的开黄花的苜蓿,至少说明在宋代和明代开黄花的苜蓿就在我国存在和被利用。据清《植物名实图考》记载,在古代我国有3种苜蓿被利用,即紫花苜蓿、南苜蓿和黄花苜蓿。     

我国古代苜蓿物种考述

由于最早记载苜蓿的典籍没有明示其是紫花还是黄花,导致对我国古代苜蓿物种认识上存在分歧,目前大致有5种观点:一是古代苜蓿专指紫花苜蓿;二是南苜蓿;三是紫苜蓿与南苜蓿的合称;四是黄花苜蓿;五是不确定。本研究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通过收集整理记载苜蓿植物生物学的典籍,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考证苜蓿物种。研究表明,汉代从大宛国传入我国的苜蓿与紫花苜蓿的起源地相一致,并且唐代韩鄂《四时纂要》明确记载了苜蓿开紫花,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这与我国汉代苜蓿最初引种地相一致,在之后也有不少典籍同样记述了苜蓿开紫花,乃至苜蓿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可以确定,我国汉代引入的苜蓿应该是开紫花的苜蓿,即紫花苜蓿。宋梅尧臣和明李时珍记述的开黄花的苜蓿,至少说明在宋代和明代开黄花的苜蓿就在我国存在和被利用。据清《植物名实图考》记载,在古代我国有3种苜蓿被利用,即紫花苜蓿、南苜蓿和黄花苜蓿。     

明清时期方志中的苜蓿考

方志是珍贵的史料,苜蓿作为重要的物产资源被明清时期的许多方志所记载,这对研究我国这一时期的苜蓿发展轨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我国华东、华北、西北和东北等地明清时期的方志为研究重点,应用考据学原理与技术,对103个方志中的苜蓿进行了考查和梳理,结果表明,明清时期华东、华北和西北都有苜蓿种植,共计15个省,98个县(府/州/厅),其中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尤为普遍。方志记载的内容广泛,例如记载了苜蓿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及其利用情况,人们利用苜蓿的宿根多年生性,种植三四年沃土肥田后,耕翻可使后作产量增加,利用苜蓿的耐碱性改良土壤后再种其他作物易于成功;河北方志中记载了清代河北种植的苜蓿有2种,即紫花苜蓿和黄花苜蓿;苜蓿不仅是重要的草类资源,亦是重要的蔬菜资源,苜蓿不仅作为饲草,幼嫩的枝条也被用来食用,特别是在饥年苜蓿是重要的救荒食物。     

我国明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苜蓿被《救荒本草》《本草纲目》《群芳谱》和《农政全书》以及明皇帝实录与方志等经典要籍所记载,充分体现了苜蓿在明代的重要性、研究的普遍性和种植的广泛性。本研究以记载明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和方法,结合现代研究成果,对明代苜蓿种植分布与状况、植物生态生物学特性、栽培管理和利用方式等进行尝试性研究考查。结果表明,明代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北京、甘肃和宁夏等省均有苜蓿种植,其中以“三晋为盛,秦、鲁次之,燕、赵又次之”。在苜蓿植物学、生态生物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对苜蓿植株形态、花色及其着生部位、荚果种子形状的精准描述已达到现代植物学的水准。同时,对苜蓿的轴根性也有一定的认识,记载其根的形态与黄芪的根相类似。在明代出现了紫花和黄花2种苜蓿的记载;主张苜蓿与荞麦混作,并利用苜蓿的肥田能力,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度中;提倡7、8月种苜蓿,一年三刈,种子田一刈;苜蓿3年后生长进入旺盛期,7、8年后衰退垦去。在苜蓿饲用方面明代王象晋提出了最佳利用时期,即“苜蓿花时,刈取喂马牛,易肥健食”。同时,在苜蓿的食用、药用等方面人们利用得更加具体有效。此外,苜蓿还可做贡品。     

民国时期方志中的苜蓿考

方志是记载一个地区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著作,苜蓿作为民国时期的重要物产资源被许多方志记录在册。本研究试图以植物考据学原理与方法,对华东、华北和西北等地诸省的56个方志中的苜蓿进行考查。结果表明,民国时期我国华东、华北和西北都有苜蓿种植,主要分布在安徽、江苏、山东、察哈尔、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许多方志还对苜蓿植物生态学特征进行了描述,对苜蓿种分的较为清晰,在民国时期河北种有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和黄花苜蓿(M. falcata),而山东既种有紫花苜蓿与黄花苜蓿,还种有南苜蓿(M.hispida);苜蓿常常被种于碱地进行肥田;苜蓿不仅是饲喂牛马的重要牧草资源,而且也是重要的蔬菜资源,还是很好的蜜源植物。     

隋唐五代时期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秦汉以来,唐马最盛。马嗜苜蓿,苜蓿作为马的最佳牧草,为唐马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采用植物考据原理与方法,以记载隋唐五代苜蓿的典籍为基础,结合现代研究成果,考查了隋唐五代时期苜蓿的种植分布与栽培利用等。结果表明,陇右8坊48监和1296个陆驿的设置,带动了唐苜蓿的发展。《陇右监牧颂德碑》记载:时在陇右牧区,"莳茼麦、苜蓿一千九百顷,以茭蓄禦冬"。考查发现,唐时期陇右、关内、河东三道、安西都、毗沙都和渭河与黄河下游流域乃至郢州等皆有苜蓿分布。《新唐书》记载:"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根据《唐六典》记载的驿站马匹数量,最大的都亭驿站有驿马75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00hm2,最小的驿站有驿马8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1.33hm2。驿田之性质与牧田同,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在隋朝设有掌管种植苜蓿的部门,唐有苜蓿丁掌管苜蓿种植,并以律令制度对苜蓿种植进行了规定,建立了以苜蓿为主的饲草基地,解决了冬季饲草这个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的关键问题;唐代仍沿用着汉代苜蓿分期播种技术,加强了苜蓿秋冬季的管理,苜蓿在饲用、食用、药用和香料等方面都有大的发展。隋唐五代苜蓿的管理经验和种植利用技术,对今天我国苜蓿的发展具有积极的鉴借作用。     

隋唐五代时期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秦汉以来,唐马最盛。马嗜苜蓿,苜蓿作为马的最佳牧草,为唐马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采用植物考据原理与方法,以记载隋唐五代苜蓿的典籍为基础,结合现代研究成果,考查了隋唐五代时期苜蓿的种植分布与栽培利用等。结果表明,陇右8坊48监和1296个陆驿的设置,带动了唐苜蓿的发展。《陇右监牧颂德碑》记载:时在陇右牧区,“莳茼麦、苜蓿一千九百顷,以茭蓄禦冬”。考查发现,唐时期陇右、关内、河东三道、安西都、毗沙都和渭河与黄河下游流域乃至郢州等皆有苜蓿分布。《新唐书》记载:“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 根据《唐六典》记载的驿站马匹数量,最大的都亭驿站有驿马75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00 hm²,最小的驿站有驿马8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1.33 hm²。驿田之性质与牧田同,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在隋朝设有掌管种植苜蓿的部门,唐有苜蓿丁掌管苜蓿种植,并以律令制度对苜蓿种植进行了规定,建立了以苜蓿为主的饲草基地,解决了冬季饲草这个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的关键问题;唐代仍沿用着汉代苜蓿分期播种技术,加强了苜蓿秋冬季的管理,苜蓿在饲用、食用、药用和香料等方面都有大的发展。隋唐五代苜蓿的管理经验和种植利用技术,对今天我国苜蓿的发展具有积极的鉴借作用。     

我国明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苜蓿被《救荒本草》《本草纲目》《群芳谱》和《农政全书》以及明皇帝实录与方志等经典要籍所记载,充分体现了苜蓿在明代的重要性、研究的普遍性和种植的广泛性。本研究以记载明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和方法,结合现代研究成果,对明代苜蓿种植分布与状况、植物生态生物学特性、栽培管理和利用方式等进行尝试性研究考查。结果表明,明代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北京、甘肃和宁夏等省均有苜蓿种植,其中以"三晋为盛,秦、鲁次之,燕、赵又次之"。在苜蓿植物学、生态生物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对苜蓿植株形态、花色及其着生部位、荚果种子形状的精准描述已达到现代植物学的水准。同时,对苜蓿的轴根性也有一定的认识,记载其根的形态与黄芪的根相类似。在明代出现了紫花和黄花2种苜蓿的记载;主张苜蓿与荞麦混作,并利用苜蓿的肥田能力,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度中;提倡7、8月种苜蓿,一年三刈,种子田一刈;苜蓿3年后生长进入旺盛期,7、8年后衰退垦去。在苜蓿饲用方面明代王象晋提出了最佳利用时期,即"苜蓿花时,刈取喂马牛,易肥健食"。同时,在苜蓿的食用、药用等方面人们利用得更加具体有效。此外,苜蓿还可做贡品。     

PICKSEED 8925 MF 多叶高蛋紫花苜蓿

<中国苜蓿>第三章中记载:苜蓿局部小叶的变异现象比较普遍,原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1953年在苜蓿中就发现有很多复叶具有4、5、6片小叶.1964年在佳木斯苜蓿138号的群体中,发现几株茎节上有的复叶数是4～5片,经过多年选育,多叶植株量已经占群体总数的30%以上,复叶上的小叶数最多者已达17个.叶片长1～4.2 cm,宽0.5～2.6 cm,叶形与一般的复叶无明显差异,这种多叶的复叶常分布在第六七节以上.现蕾初期多叶数量达最高峰,叶片也最大.     

清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记载我国清代苜蓿的史料资源丰富。本研究采用植物考据学原理与方法,以记载清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考查清代苜蓿的栽培利用状况。结果表明,苜蓿是清代重要的作物或饲草,在华东、华北、东北和西北乃至陕川鄂毗邻地区均有苜蓿种植,据不完全考证,清代有21个省的176个县(州、府、地区等)种植苜蓿。苜蓿的考证亦受到清代学者的重视,雍正《畿辅通志》曰:"藤蔓菀,叶丛生,紫花,荚实。"徐松曰:苜蓿"今中国有之,惟西域紫花为异"。在清代亦有学者对苜蓿的名称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清代苜蓿的植物学与生长特性研究也比较突出,程瑶田和吴其濬开展了苜蓿植物形态学方面的研究,同时程瑶田还对苜蓿生长特性、物候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苜蓿的治碱改土和固氮肥田等生态特性在清代被广泛利用,并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中,苜蓿的饲蔬两用性和本草性得到广泛利用,特别是在灾荒年里,苜蓿的食用性得到很好的体现;罗振玉提倡在僻远地区种苜蓿等绿肥作物以肥田,并建议引进国外苜蓿良种;为了保护苜蓿,陕西有些县村都制定了苜蓿保护条例;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有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苜蓿适宜土壤的选择,利用苜蓿耐瘠薄、耐盐碱、抗风沙等特性,将苜蓿种植在了碱地、沙地、石地、淤地、虫地、草地和阴地等上;认识到了苜蓿种子的硬实性,并在播种前进行处理,掌握了苜蓿的适宜播种时间,并制定了苜蓿刈割制度,规范了苜蓿干草调制方法,强调苜蓿地的冬春季管理,在清代有了比较清晰系统的苜蓿农事月龄。     

苜蓿的起源与传播考述

苜蓿的起源与传播,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不仅是草学界和草史界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农学界乃至农史界的重要研究课题。苜蓿作为一种古老的栽培作物,其起源与传播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伊朗(波斯)为苜蓿的起源中心得到广泛认可。苜蓿有两个不同的起源中心,一是外高加索山区,现代欧洲型苜蓿就来源于此,另一个为中亚细亚,是有史以来的灌溉农业区,夏季酷热干燥,这点和外高加索一样,但不同的是冬季温暖。在伊朗考古遗址中发现的炭化苜蓿种子足以证明苜蓿是一种古老的作物,大约在8000年之前人类就开始利用苜蓿了,在公元前1300年的土耳其和公元前700年的巴比伦人的教科书中就出现了有关苜蓿的记载。像其他作物的传播一样,苜蓿的传播也是通过航海贸易和军队入侵,苜蓿是战马的主要饲料,约在公元前490年,波斯人入侵希腊时,苜蓿种子也随之被带入希腊,苜蓿传入意大利的时间还不确定,可能是公元前200年。在苜蓿传入意大利的同时,公元前126年由汉武帝派往西域的使者张骞将苜蓿种子带入中国。到1550年,苜蓿从西班牙扩展到法国,1565年到比利时和荷兰,1650年到英国,大约在1750年到德国和奥地利,1770年到瑞典,18世纪传到俄罗斯,之后,大约1800年又由欧洲传入新西兰,1806年引入澳大利亚。苜蓿于1535年被传入秘鲁,直到18世纪,苜蓿才被引入阿根廷,从秘鲁又传入智利。苜蓿于1736年,从墨西哥传入美国。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苜蓿种植利用刍考

采用文献考证法,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苜蓿名称与名实、苜蓿引种与种植分布、种植管理与利用等进行了考证。结果表明,自张骞通西域汉使引入苜蓿,其初名的文字不是现在“苜蓿”写法,而是“苜蓿”的同音异字或异音异字,汉使引入的苜蓿即为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汉武帝命人在离宫别观旁种植苜蓿获得成功,后苜蓿传至民间,乃至遍于关中,进而在宁夏、甘肃乃至青海东部、内蒙古西部和新疆及黄河中下游等北方地区广为种植。东汉崔寔提出的苜蓿播种期和刈割期,为我国最早的苜蓿种植技术,到北魏贾思勰系统总结了水地、旱地苜蓿的种植管理及利用技术,为我国苜蓿的种植奠定了基础。在汉代,为了加强苜蓿的种植,还专门设置了苜蓿苑,用于苜蓿种植,并有专人负责。苜蓿除用于饲草外,在早春幼嫩时还可蔬食,并作为观赏植物常常被种在皇家园林中。从一些出土文物可知,苜蓿早在汉代就已成为商品在进行交易,征收苜蓿草是国家的大事,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种植的苜蓿为紫花苜蓿。汉代苜蓿的引进不仅丰富了我国农产物,而且来源记载清晰准确,是我国对世界苜蓿栽培史的重大贡献。     

充分重视农牧户在苜蓿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和利益

在系统分析我国苜蓿(Medicago sativa)产业发展现状、农牧户在苜蓿种植中的作用,发展空间和利益的基础上,指出我国苜蓿产业发展必须要立足于我国奶业发展的基本特色,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以千家万户的农牧户为主体的,有中国特色的苜蓿产业发展道路,并提出强化农牧户发展苜蓿产业作用的科技和政策措施.     

汉代苜蓿传入我国的时间考述

苜蓿不仅是世界性优良牧草,而且也是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象征,更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虽然苜蓿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栽培史,但是苜蓿是什么时间传入我国的,不论是草学界还是农史界乃至史学界对其看法不一。本文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试图从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时间或使者往来于汉的活动背景,对苜蓿传入我国的时间进行梳理归纳和考释,以期对其有个清晰的认识,为我国苜蓿起源和苜蓿史研究提供依据。研究表明,目前对苜蓿传入我国的时间有4类看法:1)围绕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所确定的苜蓿输入我国的时间,主要包括公元前139年/138年、公元前129年、公元前126年、公元前119-115年和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带回; 2)围绕汗血马引入我国的时间,即公元前102/101年;3)时间不确定;4)张骞死后或其他时间。经考证,张骞公元前139年/138年、公元前129年带入苜蓿的观点明显不妥,公元前126年带归苜蓿的观点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从实际需求出发考证,苜蓿与汗血马同时输入我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他两类看法还需要挖掘史料做进一步的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