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综述

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为了更加深入的理解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文章梳理了国内外主流核心期刊关于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影响的研究成果,并对其进行归纳和评述,并针对目前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未来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影响的研究新方向,为深入研究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提供参考和借鉴。     

矿区农户生态补偿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以德兴矿区为例,采用实地问卷调查方法获取农户受偿意愿数据,然后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47.0%的农户同意实施生态补偿政策,27.6%的农户对生态补偿政策持否定态度,12.9%的农户对其不了解,12.4%的农户选择保持原样。根据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耕地面积的多少和家庭收入水平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户的生态补偿意愿,农业收入低下和家庭人口众多是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意愿的重要因素,务工时间和主粮来源间接的也会影响农户的生态补偿意愿。由此得出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确保生态补偿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政府应多关注农户意愿,将农户的满意度作为补偿是否合理的标准,确保生态补偿政策的顺利实施。     

基于CVM意愿调查的洱海流域上游农业生态补偿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态补偿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其对生态补偿的认知态度和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效果和可持续性。以洱海流域上游水源地洱源县为例,运用条件价值法(CVM),发放调查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05份。获得洱源县农户对周边生态环境的认知状况、对生态补偿的认知度及补偿意愿(WTA)的相关数据,并测算出农业结构调整的生态补偿额度。运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和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洱源县农户对补偿方式的选择偏好及生态补偿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70%左右的农户对周边生态环境有正确的感知认识,农户对生态补偿认知度也较高;(2)2007—2009年间,参与了生态补偿项目的农户,一半以上对政府的补偿表示满意,42.77%的农户持不满意态度,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补偿资金过低和补偿中出现不公平现象;(3)农户对补偿方式的偏好主要是政策补偿和技术补偿,在四种不同的农业结构调整模式下,有71.15%的农户选择了非零受偿意愿,全县农户总受偿意愿为3.248 0×108元·a-1;(4)农户的文化水平、生态补偿认知度和是否参与过生态补偿3个因素对补偿方式的选择偏好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收入来源对其有显著负向影响,显著影响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意愿的主要因素是生态补偿认知度和是否参与过生态补偿。因此提高农户的生态补偿认知度和做好生态补偿试点工作是生态补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研究结果可以为洱海流域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和政策提供依据。     

基于凉州区农户的耕地生态补偿意愿分析

针对凉州区农户耕地生态补偿意愿进行调查,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农户生态认知较好且愿意接受现金补偿,补偿额度为5 529.45元/hm2,农户对耕地质量好坏的认知程度是影响农户耕地生态补偿意愿的主要因素。     

流域生态补偿政策认知度的群体差异分析

本文以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流域为例,利用实地调研的农户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模型研究农户个人及家庭禀赋的差异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认知度的影响。研究表明:(1)农户的性别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流域补偿政策的了解度以及认可度;(2)农户的年龄、文化程度显著正向影响于农户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认可度;(3)农户的家庭年均总收入越高越认为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更有意义;(4)越信任亲戚、邻居和村干部的农户认为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更有意义。建议增强财政支农的力度,实施针对低收入农户家庭的相关政策和加大对农村女性的教育与宣传、提高农民综合素质。     

农户接受农业生态补偿方式的偏好及影响因素——基于海南省16个自然村的调查

农户对农业生态补偿方式的认同度,对补偿实施效果及补偿政策制度的持续性有直接影响。以海南省16个自然村为案例的调查结果显示:技术、政策、实物、现金、项目等多要素结合的补偿是农户接受农业生态补偿方式的主要偏好。以偏好该方式的农户为对象,最优尺度回归方法分析表明:家庭规模、家庭收入来源、农业生态系统及其功能认知度等变量对农户该选择倾向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年龄、对农业生态补偿的认知度则有显著负向影响。从获取综合化补偿绩效的角度出发,加强政策、技术、知识、项目等的投入运用,利于实现农业生态补偿由单一"输血型"向"造血型"转变。此外,纠正农户对农业生态补偿认知偏差问题也值得关注。     

农户参与耕地生态补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南省为例

基于农户调查数据,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湖南省农户参与耕地生态补偿的意愿。结果表明,务农劳动力比例、土地面积、农地流转率和劳力价格等因素对农户参与耕地生态补偿的决策有显著影响。因此,应针对不同类型农户,不同区域制定有针对性的耕地生态补偿制度和耕地生态补偿标准;稳定土地产权,促进土地规模经营,使耕地生态补偿有效实施;协调和衔接不同土地政策的实施,保障耕地质量的同时完善土地市场。     

塔里木河源流区生态补偿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及补偿方式改进研究

【目的/意义】选择适合的补偿方式是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当今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有效手段。【方法/过程】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塔里木河源流区生态补偿政策在农户生计发展方面的实施效果,进而改进生态补偿方式,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结果/结论】结果表明：农户生计资本在生态补偿政策与可持续生计间存在部分中介。其中,对人力资本（0.326）的增值最明显,自然资本（0.119）次之,物质资本（0.003）最小,但不会通过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影响农户可持续生计。因此,在落实现有生态补偿政策的同时,应施行多样化的补偿方式,注重有关提升农户的技能及文化水平、创造生态帮扶就业岗位、保障居民身体健康等方面的扶持措施,兼以农资、节水设施等实物形式的补贴。     

基于参与性调查的密云水库周边农户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与响应

通过参与性农户评估的调查方法对密云水库周边地区877户农户对信息来源途径、环境保护认识、生态补偿意愿,期望与机会成本、移民意愿与补偿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并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保护水库周边地区生态环境,需要通过拓展农户信息来源途径,大力普及生态知识,增强农户环境保护意识,引导农户依托当地的旅游资源和北京郊区的区位优势,发展生态环保的都市农业。     

农户资本禀赋、感知价值与秸秆收集受偿意愿——基于湖北黄冈的微观调研数据

为探究农户资本禀赋、感知价值对其秸秆收集受偿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利用湖北省黄冈市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684份农户调查数据,使用二元Logit和OLS模型实证分析农户资本禀赋、感知价值对其秸秆收集受偿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愿意参与秸秆收集生态补偿的农户占总样本的90.35%,其最小受偿额度平均值为791.45元/hm2;2）资本禀赋对农户秸秆收集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受偿额度有显著负向影响;3）感知价值对农户秸秆收集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4）感知价值在资本禀赋与秸秆收集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之间具有中介效应,中介效应量为0.289;感知价值在资本禀赋与秸秆收集受偿额度之间具有遮掩效应,遮掩效应量为0.225。因此,为鼓励农户的秸秆收集行为,应加快完善秸秆收集生态补偿措施并分层分阶段推进,多渠道提升农户资本禀赋的同时提高农户对秸秆收集行为的感知价值。     

饮用水源地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问题及对策分析

水安全是供水地民众需要,财产安全是水源地农户需要,因此完善基于农户导向生态补偿的水源农户自愿保护激励机制在水源地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显得尤为重要。针对农户导向生态补偿存在的政策设计与农户意愿不相契合的情况,首先分析农户期待的生态补偿政策效用目标,继而讨论现存补偿政策不完备之处,最后从公平和效率两方面提出改进策略。     

基于条件价值法意愿调查的环太湖地区有机农业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种经济激励手段,有机农业是对生态环境友好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有机农户是农业生态补偿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其对生态补偿的认知态度和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着生态补偿的实施效果和可持续性。以农业面源污染较严重和水环境保护压力较大的环太湖地区为例,运用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测算环太湖地区有机农业生态补偿标准;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调查获得环太湖地区有机农户对周边生态环境的认知状况、对农业生态补偿的认知度及补偿意愿的相关数据,并测算出生态补偿额度。结果表明:(1)50%的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较为关注,62%的农户对生态补偿有较高的认知度,72%的农户愿意参加农业污染控制,开展清洁农业生产;(2)87.18%的农户认为有机农业生产对环境改善和自身健康有利,80.77%的农户认为有机农业生产环境改善可以给生产者带来的价值至少4 500元/(hm~2·年);(3)在设定的4种不同受偿额度下,97%的农户选择非零受偿意愿,经测算,受偿值为6 942.75元/(hm~2·年);(4)在补偿方式上,80.77%的农户更倾向于接受现金补偿,17.94%的农户愿意接受技术和实物补偿。研究结果可以为构建环太湖地区有机农业生态补偿体系和制定促进环太湖有机农业发展的政策提供依据。     

基于机会成本的农产品禁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标准探讨——以湘潭市为例

合理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通过湘潭市柴山、山湖、齐力和先进村(包括部分外围村落)调查,应用机会成本法确定了湘潭市开展农产品禁产区划分试点乡村的机会成本;以农产品禁产的年度机会成本损失为基础,按照年度补偿的原则,并综合考虑农民的补偿意愿与政府财政情况,最后确定农业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受访的大部分农民基本能够认识到土壤重金属污染对农产品质量与安全所产生的影响,但大部分受访的农户又均不愿意接受农产品禁产区划分;绝大多数受访者对农业生态补偿方式倾向于现金补偿;初步计算的生态补偿标准为3 256.14元/667m~2,基本处于农户比较满意而且政府也可以承受的范围,这为具体实施重金属污染区禁产补偿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与关联分析——以浙江省开化县为例

研究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绩效对耕地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以浙江省开化县为研究区,构建县级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权法评价2007—2020年开化县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绩效,并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开化县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综合绩效在2007—2020年总体呈上升趋势,虽在2009年和2013年出现短暂下跌,但很快继续上涨,2015年开始保持稳定平缓。农户耕地生态补偿积极性和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对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综合绩效的影响较大。该研究结果说明耕地生态补偿政策发挥了较好的效果,有继续实施的必要性。本研究关于耕地生态补偿政策绩效的评价及关联分析,对完善和创新耕地生态补偿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研究综述

回顾了近年来国内有关生态公益林补偿的研究,概括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内涵和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建立的必要性及理论依据,阐述了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的相关问题,包括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标准、补偿范围和补偿方式等,并从政策评价、政策影响和农户参与意愿3方面总结了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的研究现状,最后指出了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松辽平原玉米带农户生态补偿行为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本文选取吉林省松辽平原玉米带区域内的九台、德惠、公主岭、梨树和前郭5个市县350个农户调研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变量计算吉林省玉米带农民生态补偿行为的相关因子。研究发现:农民就业状况、农药与化肥废弃物处理方式、农业技术培训三个因素在1%水平上对农户采用生态补偿行为有显著影响。单一务农者愿意付出更多时间、资金甚至技术换取好销路、高收益和多补贴,故与补偿行为相关度高;农民以货币补偿为初衷,变卖农药和化肥废弃物的情况恰巧实现了补偿行为;培训过农业技术的农户较易执行补偿行为。建议政府加强对农户的补贴力度,增加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的积极性;针对农药与化肥废弃物处理方式构建长效监督与惩罚机制;加强对农民认知的疏导,适度推广农业技术培训。     

河北省农业生态补偿现状问题与对策

农业生态补偿是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综合阐述了河北省生态补偿实际状况,包括农业水资源、山区农业及农业生产实施等;分析了实践中存在补偿机制不健全、补偿方式单一、农户参与程度低下等问题;提出完善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多元化补偿方式、调动农户参与积极性的对策建议。     

基于博弈论的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榆林市为例

生态补偿是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地和谐的重要手段。建立科学的矿产资源开发区生态补偿机制有助于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而科学的机制应建立在对利益相关者的科学分析基础上。通过构建包含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央企业、地方企业、农户等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在内的多方博弈模型,对榆林市矿产资源开发中利益相关者的生态补偿策略选择和利益诉求进行博弈分析。当前,只有加快建立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合理调整各级政府的税收留成比例,有效发挥政府监管职能,增强企业自觉参与生态补偿的责任感,提高农户的监督维权意识,建立补偿收益长效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矿区"生态灾民"的生活,修复矿区生态环境,提升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实效。     

主体功能区农田生态补偿的农户受偿意愿分析——以重点开发、农产品主产和生态功能区为实证

以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及生态功能区为实证,基于Hicks需求理论,构建假想市场条件下的农田生态补偿政策,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维护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的受偿额度、影响因素及异质性,可为补偿标准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以促进功能区为导向的差别化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及机制的构建。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程度越快的地区,农地发展权受规划管制的影响越明显,其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的受偿额度愈高,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及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平均受偿额度分别为7 821.45-9 421.05、6 936.30-8 608.05和3 017.10-3 775.65元/(hm~2·a)。受访农民的性别、教育程度及其关于农田调节气候、涵养水源、控制水土流失、提供休闲娱乐价值、文化价值、维持物种多样性等生态系统服务的认知程度,以及农户家庭的农田禀赋、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承包地流转状况等资源特征对受偿意愿普遍具有正向影响,而受访农民的年龄和月收入状况对农户受偿意愿具有负向影响。研究表明,农民对农田功能认知水平越强、家庭生计对农地的经济依赖性越强,其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愈强。     

冀北地区生态保护受偿意愿及补偿分担研究

[目的]研究冀北地区生态保护受偿意愿及补偿分担。[方法]在调查冀北地区农户生态补偿受偿意愿的基础上,对农户的受偿意愿进行了量化,建立了生态补偿分担率计算模型,并以水资源供给量为基准计算了补偿分担率。[结果]冀北地区农户的受偿意愿为2740.5元/（hm2·a）,2008年底冀北地区共完成退耕面积42.97万hm2,则生态补偿受偿意愿为11.78亿元/a;京津唐3市政府生态补偿分担率分别为37.60%、42.75%和19.64%,则应支付的生态补偿金分别为4.43、5.04和2.31亿元。[结论]该研究为冀北地区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和生态补偿实施提供了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