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参与模式下乡村社区旅游增权感知差异和对策研究——基于浙江省4个未来乡村社区的实证分析

为提升乡村社区居民在参与旅游发展中的权益，更精准有效地解决乡村社区与旅游协同发展的问题，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文献回顾、田野考察、问卷调查，以4个浙江省旅游发展较好的未来乡村社区为研究对象，厘清各村的参与模式，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不同发展模式下居民旅游增权感知的差异，得出不同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下居民增权感知存在差异；要选择适宜的社区参与模式促进旅游增权；在社区参与模式中要确保社区居民的增权与维权。     

基于知识图谱的社区参与旅游研究可视化分析

社区居民作为旅游发展不可或缺的主体,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推动旅游可持续发展。运用Cite Space软件对CNKI中社区参与旅游2000—2022年的核心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系统梳理了社区参与旅游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国内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可分为研究起步、快速发展和深入研究3个阶段;研究拥有一定的科研力量,但相互之间合作交流不够密切;研究热点呈现一定的政策导向性,居民情感、感知态度和社区增权是当下的热点问题;研究主题主要包括社区居民感知、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旅游增权等方面。     

天龙屯堡与郎德苗寨乡村旅游社区经济增权比较研究

采用田野调查、统计分析和文献分析方法,以Regina Scheyvens提出的面向社区的增权框架为依据,借鉴Ap和Crompton提出的旅游影响评估指标体系及国内旅游学者社区增权研究的已有成果,对贵州天龙屯堡和郎德苗寨两地不同乡村旅游开发模式下社区经济增权差异进行对比分析.     

基于社区增权理论的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研究

在阐释增权理论的内涵基础上,根据我国农村社会养老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我国当前农村老年群体增权层次的发展模式,同时结合我国农村社会养老社区增权的重点,强调要营造社区本土村民的广泛参与的条件,即培育社区资源和发展社区建设。     

社区营造视角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以福建平潭北港村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社区营造在于激发乡村社区主体活力和内生动力,促进社区价值的实现和社区福祉的提升。应用社区营造解决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行动主体不到位、社区参与不充分、社区增权不均衡等问题,拓展乡村旅游内容的深度和厚度,形成优选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与新机制,完善基于互益共同体的旅游社区治理体系,打造内引外聚的乡村旅游内容创新平台等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可行性路径。     

普达措和老君山国家公园社区参与旅游比较研究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从社区参与旅游收益分配、参与旅游经营和工作、参与旅游资源保护、参与旅游发展决策四个方面对普达措和老君山国家公园社区参与旅游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在社区参与旅游收益和社区参与旅游资源保护方面普达措优于老君山国家公园,在社区参与旅游经营和工作和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决策方面两个国家公园没有明显差异。对两个国家公园社区参与旅游差异和共同点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民族旅游地社区参与对社区韧性的影响研究——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研究基于参与式发展理论,探索了社区参与、社区增权、社会资本和地方依恋对民族旅游地社区韧性的影响。基于构建的概念模型,实证检验居民社区参与对旅游地社区韧性的影响,以及社会资本和社区增权对其关系的中介作用和地方依恋的调节作用。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支持所有的假设,结果显示：社区参与促进了社会资本和社区增权对社区韧性的支持,社会资本和社区增权对这些关系起着中介作用,而地方依恋对中介模型起着调节作用。研究强调从各方面增强旅游地居民社区参与的重要性,建议景区管理者、政府和地方当局宣传社区韧性的积极影响,并帮助增强社区韧性,以确保居民的全面支持。此外,管理者应确保居民充分意识到其所拥有的权力,并且能够利用这种权力来积极参与社区的发展,增强社区韧性。     

民族村寨乡村旅游开发与社区参与研究——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肇兴侗寨为例

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基本理论出发,设计相关调查问卷,对全国最大的侗族村寨之一——肇兴侗寨进行实地调查,从参与旅游决策与管理、民居接待与餐饮服务、集体接待表演、民族工艺品的制作与销售、村寨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等方面探讨了肇兴侗寨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现状,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即旅游发展处于开发的初级阶段、群众参与旅游发展的机会较少、资源保护与旅游利益无法挂钩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强调应扩大参与面,提高参与层次,增加群众受益;把握＂不参与就是最大参与＂的原则,对农民进行经济补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民俗实物博物馆;营造浓重的民族文化氛围;加强与周边村寨的旅游合作,尽量做到＂产业链本地化＂;创建肇兴侗族文化旅游发展研究中心。     

能人带户旅游扶贫模式下农户增权效应研究——基于易县狼牙山地区的案例分析

贫困人口能力和权利缺失已成为影响旅游扶贫效应的重要因素,探究能人带户旅游扶贫模式下贫困地区农户社区增权效应对当地旅游扶贫项目精准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其他区域实现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以河北省易县狼牙山地区为例,运用案例分析和实地调研方法,分析能人带户旅游扶贫模式下社区增权效应,剖析其内在逻辑。结果表明,狼牙山地区在能人带户旅游扶贫模式下基本实现了社区旅游经济、心理、社会增权,主要得益于村庄能人的社会责任感和能人带户示范带动效应,也契合了村民、政府和村庄能人的利益诉求。同时依托于全民参与机制与利益分配机制,实现了旅游扶贫社区增权,提升了贫困农户的可行能力和获得感。面对村庄公共事务村民仍然存在话语权和决策权缺失、利益分配不均衡导致的政治失权。因此,提出强化村庄能人培养,加大对能人带户旅游扶贫模式政策扶持和引入社会组织机构的对策建议。     

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洛茸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状况调查

以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中的洛茸社区为研究对象，分析该地区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社区参与状况，并对社区参与旅游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以实现和保障生态旅游区与社区的和谐发展。     

我国古村落旅游研究进展

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2001～2008年间收录的83篇有关古村落旅游方面的学术论文的研究,对其进行分类、整理、排序及主题分析,总结归纳了近8年来国内古村落旅游研究的进展情况和现状,主要包括古村落旅游资源、古村落旅游开发保护、古村落旅游产品、古村落旅游运营管理、可持续发展、社区利益、社会文化影响和古村落旅游研究,从而对我国今后的古村落旅游研究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自然灾害对旅游地社区满意度影响探究——以四川省九寨沟景区为例

选取了四川省九寨沟景区内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因子分析与线性回归2种方法,对地震后自然旅游地社区居民满意度进行了研究,以期为旅游地社区的危机管理与规划提供实践指导。     

社区居民视角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比较研究——以环洱海地区喜洲、双廊为例

乡村旅游是乡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具有长足影响。社区居民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主体,对当地旅游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基于社区居民视角,以环洱海地区喜洲和双廊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和实地调研,对环洱海地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模式分析,探讨适合当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结果表明,环洱海地区呈现两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基层组织引导社区居民参与模式和社区居民主导模式。基层组织引导社区居民参与模式即自上而下型,政府主导、居民参与、旅游企业支持,以政府规划为主、发展当地乡村旅游;社区居民主导模式即自下而上型,居民主导、政府扶持、旅游企业支持。社区居民作为乡村旅游资源的挖掘者和保护者,发挥社区居民的主观能动性,自发地保护与利用资源并形成良性循环,实现真正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南京地区乡村公共空间植物群落特征研究

以南京地区20个美丽乡村的107个公共空间为调查对象,分析乡村公共空间植物群落的物种构成、植物多样性和垂直结构特征,并对不同类型乡村和不同类型公共空间的植物群落特征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南京地区乡村公共空间调查共记录植物111科259属344种,植物群落丰富度和乡土性较高,以“乔+灌+草”模式为主。从乡村类型来看,休闲旅游型乡村植物群落的丰富度最高,但乡土性最低,乔木、灌木层的多样性、均匀度较高;而自然生态型乡村植物群落乡土性最高,草本层的多样性和均匀度也最高。从公共空间类型来看,点状和面状公共空间植物群落的丰富度以及乔木、灌木层的多样性比较接近且明显高于线状。此外,不同类型乡村和不同类型公共空间优势乔、灌、草的差异较小。不同类型乡村和不同类型公共空间的植物群落特征存在差异,植物景观也各有不同,应在了解植物景观特点和功能需求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针对性的植物群落配置模式和植物景观优化策略。     

对欠发达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思考

本文提出了欠发达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几个基本问题，包括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理念以及几个基本概念，其中概念包括欠发达地区、旅游社区、社区参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乡村旅游综合发展优势及协调性研究——以华中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为例

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促进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本研究以华中地区124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运用地理探测器量化多个影响因素对华中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影响效果,构建综合优势度模型评价华中地区乡村旅游综合优势度,并结合重点村分布和综合优势度分布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以评估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的协调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华中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呈现多核心的集聚分布,受多维影响因素综合影响,各因素间协同影响作用突出;2）综合优势度分析显示,华中地区乡村旅游综合发展优势总体上表现为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与重点村空间分布高度耦合,且耦合协调类型与综合优势度成正相关;3）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发展优势受各因素协调效果的制约,资源禀赋是选址的首要考虑指标,而交通条件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本研究可为乡村旅游创新提质和产业升级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