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分形理论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定量研究

农村居民点分形特征作为农村居民点自主演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可以很好地反映其发育情况及空间占据能力。以晋城市长河流域为例,通过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主要影响因素的分形分析,探讨了农村居民点分维与其之间的关系,并引入证据权模型量化了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对该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表明:（1）晋城市长河流域农村居民点分维数值随着高程和坡度的增加总体呈降低趋势,农村居民点分维数值显著高于交通维数与水系维数,长远来看,农村居民点与交通维数将会升高,而在采煤的影响下,水系维数则会降低;（2）社会经济因素中的农村人均居民点用地面积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可以直接影响居民点维数值,且与居民点维数变化趋势一致;（3）用证据权模型计算出的各指标影响程度排序为:坡度>道路>高程>水系>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居民点占地面积,研究结果与分形理论研究得出的结论具有一致性。该研究可为丘陵山区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与空间布局优化提供参考。     

平邑山区农村居民点分形特征及影响因素

农村居民点分形特征是研究农村居民点自组织演化规律的重要内容。以山东省平邑县为例,应用分形几何学方法,探讨了农村居民点分布变化影响因子与农村居民点分维的关系,阐明了农村居民点的分形特征。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的面积、周长、人口和分维具有内在联系性;该区域农村居民点分维值随高程变化和坡度的增加呈降低趋势;农村居民点分维值明显高于交通维数和水系维数;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面积呈异速生长关系,农村人口相对变化率低于农村居民点面积变化率,未来该区域农村居民点分维值呈上升趋势;随着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农村居民点分维值呈上     

基于Voronoi图与景观指数法的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结构反映着人地关系演变趋势的同时,也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研究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开展土地整治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运用Voronoi图和生态景观指数法,以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为研究区域,全面分析了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同时运用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山区农村居民点集聚型分布现象明显,表现出大聚居、小散居的分布特征,整体呈现破碎度低、分布零散、分维数小、斑块稳定的景观格局;山区居民点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影响因素为海拔、坡度、水系、道路交通等,其中受地形和道路交通影响尤其明显,呈现出较强的地形和道路交通指向。研究对目前新一轮土地整治规划的科学开展具有引导作用,同时可为政府部门实施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决策支持。     

山地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机制分析（英文稿）

山地丘陵区是受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干扰的特殊区域,也是人地关系矛盾突出的地区,是国土空间治理的重点与难点区域。分析山地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特征,对实现乡村重建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该研究试图构建研究框架,结合重庆石船镇的案例,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探讨山区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山地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居民点大多位于低海拔、平缓地形、低灾害风险、离水中等距离、靠近城镇和道路的地区,人口规模、宜居环境等因素影响农村居民点的发展、选址和扩张。2）山地丘陵区高密度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呈现随机分布、分散分布或均匀分布的特征,而低密度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呈现聚集分布的特征。 农村居民点更有可能集中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如海拔较低、坡度较缓、距水源中等、地质灾害风险低的地区。3）自然因素、区位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相互关联,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耦合模式,决定了山区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和分布。随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然因素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区位因素、城镇化、产业发展、交通条件、政府政策等规划因素是改变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形态的主导力量。 空间治理的差异性策略是实现山区乡村聚落可持续利用和优化布局的必要条件。     

巫山县农村居民点分布与地形因子关系

以重庆市巫山县农村居民点为研究对象,基于分布指数和信息熵,探讨了不同高程、坡度、坡向、地形起伏度、坡度变率和高程变异系数6个地形因子各地形位梯度上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特征;利用变维分形理论方法定量研究了地形因子对农村居民点分布及其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各地形条件上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分布占主导地位的地形位分别为高程250~1 000m,坡度0°~25°,东南、南、西南和西北坡向,地形起伏度0~30m,坡度变率0°~9°,高程变异系数0~0.02;农村居民点的有序度与分布格局体现出高度关联性,在优势地形位上有序度较高;农村居民点与高程、地形起伏度、坡度变率和地形高程变异系数均呈现二阶累积和变维分形分布特征,与坡度、坡向分别呈一阶和三阶累积和分形分布。不同地形因子对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坡度高程坡度变率地形起伏度高程变异系数坡向。     

北京山区农村居民点分布变化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当前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应加强对社会经济转型条件下农村居民点内在演化规律的研究。该文应用GIS空间分析以及景观指数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北京山区为研究区域,分析研究了山区不同地域层次上农村居民点分布及其变化与该区自然环境、生产环境和社会经济三方面环境要素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北京山区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受坡度、高程、农用地以及城镇和交通道路等自然环境、生产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的综合影响,但其分布变化则更多地与农用地距城镇的距离和交通条件紧密相关。该文还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为科学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依据。     

低山丘陵区农村居民点复垦与新建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形态的影响

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形态是一定自然、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下农村居民居住活动在其分布地区的反映。研究以重庆市石柱县万朝乡为研究区,采用Voronoi图、聚集度、紧凑度、分维数及距离分析等方法,从居民点区域空间分布及内部结构形态两个尺度对研究区的农村居民点复垦与新建对其空间分布形态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10—2014年,研究区内农村居民点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分散趋势,在内部格局上呈现出离散的趋势,在内部结构上变得更加破碎,在空间分布形态上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上述这些现象的出现与研究区内农村居民点复垦与新建有直接关系;低山丘陵区农村居民点复垦和新建对农村居民点在空间分布格局、内部结构和空间形态特征的变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新建农村居民点是引起农村居民点区域空间聚集程度降低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农村居民点复垦是造成农村居民点内部结构紧凑度降低的主要因素。因而事前做好相关规划,特别是农村居民点复垦及新建的合理选址是避免上述问题出现的根本路径。     

高山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

科学开展高山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可为山区乡村空间治理和脱贫攻坚提供一定的基础支撑和指导意义。该研究以秦巴山区腹地原国家级贫困县湖北省十堰市房县为典型案例,基于GIS、地形梯度分析法、分形理论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高山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2001—2018年房县农村居民点空间扩张显著,斑块密度减小,平均斑块规模增大;分布指数随着地形梯度等级升高而逐渐减小,且在2013—2018年内变化幅度最大,表明房县农村居民点向着地形条件优越的低梯度区域集聚发展特征愈发显著;2)房县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和形态均具有较强的分形特征,表现为空间聚集维数减小,集聚特征增强;形态维数减小,斑块形状越来越规整,空间形态趋于简单;稳定性指数增大,居民点呈现规则有序的扩张和发展态势;3)自然地理要素是影响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的基本因素,社会经济和区位条件是山区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而"增减挂钩"和"扶贫搬迁"等政策要素进一步驱动着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这对2013年后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不同栅格尺度下镇域农村居民点变化驱动力研究——以太仓市浏河镇为例

从空间角度研究农村居民点演变驱动机制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管理与优化具有重要意义,而栅格尺度的确定是其重要前提。以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太仓市浏河镇为例,基于GIS及SPSS统计分析软件,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不同栅格尺度对其农村居民点变化驱动分析的影响及具体驱动机制。结果显示,栅格尺度为10m×10m时驱动力模型的精度、解释能力及拟合度最佳,农村居民点变化能得到较好的解释;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可推动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空间调整,公路的吸引力可促进农村居民点向交通方便的地区调整,而人口密度、地均农业产值、人均耕地面积、基本农田及到水系的距离仅对农村居民点增加有影响,地均工业产值、人均居民点面积及到城镇的距离仅对农村居民点减少有影响。研究表明栅格尺度对农村居民点变化驱动力模型的精度、解释能力及拟合度存在影响,进而影响驱动因素及其重要性的识别,相关研究应结合研究区实际确定最佳栅格尺度;为推进农村居民点优化,应从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合理规划乡村公路、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及加强基本农田保护等方面入手。     

豫南丘陵山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影响因素及时空异质性分析

为探究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居民点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豫南丘陵山区光山县为例,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局部线性地理加权回归模型(LLGWR)分析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的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结果显示：光山县农村居民点主要集聚于县域的中北部,其影响因素存在着显著的时间和空间非平稳性,在不同区位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作用强度不同。1985年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因素包括地理地貌因素和距离交通条件,分别为海拔高度、距最近国道、省道、水系距离和距最近县城距离。到了2015年,地理地貌因素的影响作用有所减弱,除海拔高度、距最近国道、省道距离外,农村居民点分布影响因素还包括城镇化率和农户密度。总体而言,适宜的海拔高度、通达的道路交通、较高的城镇化率和人口密度对农村居民点分布具有促进作用。     

基于GIS的三峡库区低山丘陵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研究——以忠县涂井乡、石宝镇为例

选择三峡库区腹地典型低山丘陵区的忠县涂井乡和石宝镇的乡村聚落为实证研究对象,采用GIS空间分析模块定量分析该区域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特点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区乡村聚落以中型为主,独立院落和大型聚落为数较少。空间分布呈现出东部相对密集,西部、西南部较为稀疏的特点,且具有明显的道路、水源指向性。海拔和坡度对该区域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有显著影响,海拔200～400 m和坡度5°～15°范围是乡村聚落的密集分布区,并且乡村聚落随高程和坡度的增加呈偏左态分布。社会经济条件以及政策等人文因素,也是影响乡村聚落分布的重要因素。乡村聚落的形成、发展及空间分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是乡村聚落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人文社会因素是乡村聚落发展及空间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重庆三峡库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探析

基于对重庆三峡库区地理环境基础和经济社会发展概况的认识,通过实地调研并结合文献资料,采用PSR剖析了影响重庆三峡库区乡村聚落分布的自然力（自然环境基础）和非自然力（包括区位力、经济力、社会力、政治力）的作用,揭示了重庆三峡库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重庆三峡库区乡村聚落分布呈现明显的地域分异,可以划分为:平行岭谷区河谷平坝与缓丘通达良好高度聚集型、岩溶低山与中山槽谷一般通达松散聚集型、平行岭谷丘陵与低山一般通达松散团聚型、低山与中山山麓及盆地通达良好松散聚集型、低山与中山一般通达松散团聚型、低山与中山岭谷封闭散居孤立型、低山与中山坡地封闭散居孤立型等地域类型;（2）上述乡村聚落地域类型空间发展呈现集聚与扩散并行的总体特点,具体表现为聚集型分布—网络扩展并行、团聚型分布—带状伸展并进、散居型分布—串珠状伸延并存等演进类型;（3）非自然力是驱动重庆三峡库区乡村聚落分布与演进的重要力量,但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基础制约作用也十分明显。     

巴山南部山区乡村聚落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以重庆市城口县为例

为探究山区乡村聚落的时空变化特征,以巴山南部城口县为例,基于2010年、2015年、2019年乡村聚落斑块数据,通过GIS空间分析和景观指数方法,从聚落分布、规模、形态和区位4个角度分析了城口县乡村聚落的时空变化特征,并运用空间误差回归模型揭示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城口县乡村聚落空间集聚趋势增强;聚落分布呈现“西北密,东南疏”,高密度区范围向乡镇中心缩减;(2)与2010年比较,2019年城口县聚落数量减少而规模明显增加;乡村聚落规模以小型化为主,由小规模逐渐向大规模发展;聚落形状不规则并趋于复杂化,乡镇中心周边及主要道路河流两侧的形状不规则程度较大,且程度增大;(3)聚落主要分布在海拔<1 500 m,坡度<25°范围内,沿河流和道路呈带状分布;低地缓坡处和河流道路两侧为聚落扩张区,海拔和坡度较高的地区为聚落收缩区;(4)人口规模、坡度和距乡镇中心距离是城口县乡村聚落规模变化的首要因素。综上所述,自然因素塑造城口县乡村聚落的基本格局,而区位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及政策因素进一步推动乡村聚落演化。研究结果可为秦巴山区乡村聚落布局优化提供依据,对改善山地乡村人居环境、推动山...     

浙江省农村居民点与乡村人口耦合关系及时空特征

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资源与资产,农村的人地关系是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城乡融合、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影响因素。该研究以浙江省为例,运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地学图谱法、人地协调模型和Tapio脱钩模型对2000—2020年浙江省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并识别县域尺度农村居民点-乡村人口脱钩类型与人地耦合关系演进过程。结果表明：1）浙江省农村居民点时间上呈现减速上升的趋势,耕地是主要转入源,城镇用地与耕地是主要转出源;空间上呈现多区域集中,全域分散增加的趋势。2）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在时间序列上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空间格局上呈现显著集聚特征,高值区聚集于浙北平原区,而低值区集聚于浙西南山地区。3）浙江省县域乡村人口-农村居民点脱钩关系以强负脱钩为主,即区域乡村人口下降,而农村居民点面积保持上升趋势,乡村人地耦合关系失调现象严重。研究结果对调节人地关系、促进农村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与高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山丘生态保护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异及格局优化

合理优化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山丘生态保护区山东省泗水县为例,运用最近邻点统计、空间关联测度模型、空间韵律测度等方法分析泗水县乡村聚落空间分异特征,并从生态保护与建设的视角,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从森林、水体2个方面构建生态保护格局,探讨泗水县乡村聚落格局优化方向。结果表明:泗水县乡村聚落空间集聚态势显著,平均密度在1.6~4个/km2范围内,呈现出的"南北密,中间疏"的空间分异特征;聚落规模以小型聚落居多,斑块数量占总数的45.43%,存在低值集聚的冷点区,表现为"中部大,南北小"的分布态势;乡村聚落斑块形状较为复杂,连续性差,破碎化明显;聚落主要分布在高程73~250 m、坡度0~5?以及距河流600 m范围内。通过构建生态保护格局并根据乡村聚落对森林、水体的影响将其划分为重点整治型、限制扩张型、适度建设型和优先发展型4种格局优化类型,该研究结果可为生态保护与建设背景下区域乡村聚落的规划发展提供依据。     

甘谷县乡村聚落时空布局特征及格局优化

对黄土丘陵区的甘谷县乡村聚落时空布局特征进行分析,为乡村聚落格局优化及土地集约利用提供研究基础。基于1998年的Landsat-5TM和2008年的SPOT5遥感影像,应用景观格局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甘谷县1998-2008年乡村聚落的时空布局特征及空间格局优化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在时间分布上,近10a来,甘谷县乡村聚落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3.69%上升至5.45%。斑块数和斑块总面积分别增加114.77%和47.76%,现状聚落斑块密度很高(1.68个/km2),2个时期斑块面积大小悬殊,平均斑块面积减小。在空间分布上,2008年甘谷县乡村聚落密度明显高于1998年,呈"东北密、西南疏、距县城距离近的密"的空间分布格局,且空间差异显著。2个时期乡村聚落均呈显出强烈的海拔、坡度、交通和水系指向,海拔1750m以下、坡度小于15°、距离道路和河流1000m以内是甘谷县乡村聚落的主要聚居区。为了城乡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对甘谷县乡村聚落以优先发展型、扩建发展型和集中发展型3种发展模式进行空间格局优化。     

巴中市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对山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探索,可实现乡村聚落布局优化、统筹区域发展,对改善山区居民生活水平具有显著作用。以巴中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核密度估算、平均最近邻指数等方法,分析了巴中市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与规律,并探究了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因素对乡村聚落所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巴中市乡村聚落主要分布于西南区域,数量依次向外梯状递减,呈西南—东北向椭圆分布特征,中心位于巴州区东北部; 聚落总体为均匀分布类型,各县区自上而下分别呈现集聚—随机—均匀的链状分布形式,区域分布显著。巴中市乡村聚落随高程和坡度变化具有明显正态分布规律,聚落多分布于海拔1 000 m以下、坡度小于15°的低山丘陵与平坝盆地。距河流6 000 m内覆盖83%的乡村聚落,河流距离与聚落数量呈负相关。受人文因素影响,聚落主要位于道路通达性高、交通便捷的区域,人口经济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及社会聚集性呈正相关。     

川南山地丘陵区乡村院落空间演变及优化

乡村院落作为乡村聚落空间的基本组成单元,是农户日常生活的主要空间,也是当前乡村聚落空间优化和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的重点。现有研究多集中在村域层面,未能深入到农户院落内部。本研究以乡村院落空间演变过程解析为切入点,选择四川南部盆周低山丘陵区僰王山镇为研究区,从宏观层面深入剖析了50多年间乡村院落的演变过程,又在微观农户层面选择不同海拔的乡村院落,从居住空间、建筑外观、附属生产、景观文化等4个方面分析院落空间的演变特征,并解析其演变的自然因素和社会人文因素。研究表明:研究区院落布局由坡度较小的丘陵中部向丘陵间坡度较低的槽坝地区转移,院落内部空间功能区演变特征明显;受城市文明影响显著,当前乡村院落营造的传统和地域特色体现不够;受居住习惯及改造能力等影响,"脏、乱、差"的人居环境现状问题仍然明显;政府新建或农户自建的院落存在着一些规划欠合理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院落空间质量提升的解决路径,包括院落的营造要体现人本主义和"传统文化+自然环境"的营造理念,并由政府牵头,给农户提供高质量空间利用的理想院落范本;注重发挥农户在院落营造的主体作用,激发农户院落营建的积极性和院落美化的创造性等。同时,政府和农户在未来乡村院落空间质量提升中的角色定位,如何处理区域特色、营造传统及现代人居环境趋势之间的矛盾将是不得不面对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