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地膜回收再利用，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

文章通过对废旧地膜对农业生产及环境影响的分析,提出了实行资金补助政策,确保废旧地膜回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加强宣传教育,调动农民积极性;加快建立废旧农膜回收利用体系等加强地膜回收再利用的措施。     

云南省废旧地膜回收利用机制构建的探析

地膜覆盖技术的应用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长期以来存在重使用、轻回收的现象,地膜残留污染已成为云南农业绿色发展的挑战和云南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废旧地膜属于可再生利用资源,做好回收工作是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目前云南省废旧地膜回收利用率还偏低,距离国家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云南省急待建立一套完善的废旧地膜回收利用机制。通过对云南省地膜使用及回收利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云南省的废旧地膜回收应该从构建政府监督机制、“谁生产谁治理”机制、“谁使用谁治理”机制、回收网点激励机制、回收企业管理机制、创新型回收利用机制这6个方面来进行完善。     

江苏:建立270多个废旧农膜回收站点

近年来,江苏省深入贯彻落实农业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乡村的要求,积极开展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工作,持续推进地膜覆盖减量化、地膜产品标准化、地膜捡拾机械化、地膜回收专业化,坚决打好废旧农膜“白色污染”防治攻坚战。为强化普查摸底,江苏全面组织开展农膜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加工利用和残留等情况普查,摸清基数,使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工作数据经得起历史检验。以项目建设为抓手推动废弃农膜回收网点建设,建立了各类废旧农膜回收站点270多个,探索总结废旧农膜回收利用模式,开展地膜减量替代技术试验研究。     

临洮县废旧地膜回收现状探析

本文介绍了临洮县废旧地膜现状,分析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废旧地膜治理的思路,提出了加强废旧地膜回收利用,提高废旧地膜残留回收率以及科学使用地膜,增加农业产出等措施。     

甘肃省创新农膜回收利用机制

<正>近年来,甘肃省在大力发展旱作农业、推广地膜覆盖技术的同时,注重废旧地膜残留污染防控,到去年,全省废旧地膜回收利用率达到78.6%,有力地推动了全省重点用膜地区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善。为进一步加快废旧地膜回收利用步伐,甘肃省积极推动农膜回收利用相关政策、法规和标准的出台,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体系,为全省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     

金川区:废旧农膜回收成效显著

金川区以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行动为契机,积极创建全省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示范区,截至目前,全区4个标准化废旧农膜回收网点共回收废旧农膜213.7吨,兑换高标准农膜43.14吨。为避免废旧地膜污染农村环境,提高废旧地膜回收利用率,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今年,金川区利用省级资金136万元、区级配套资金70万元,采购高标准农膜开展“以旧换新”工作。改建废旧地膜回收企业1家,组建废旧农膜标准化回收网点4个,形成“覆盖全区、运行有效、区镇监管、市场运行”的废旧农膜回收体系。     

甘肃：拟引进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加工企业力争2015年达80％回收利用

为防治农田“白色污染”,甘肃省政府于近日批转了该省农牧厅《关于加强废旧农膜回收利用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的意见》,加强废旧农膜回收和再生利用,扶持废旧农膜回收加工企业,禁止使用厚度小于0．008毫米的超薄地膜,降低废旧地膜的捡拾难度。     

河北省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组团考察甘肃省废旧地膜回收利用工作

正2016年11月9—12日,河北省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组织有关市县两级农业局、农业环保站一行12人赴甘肃省考察废旧地膜回收利用工作。考察组一行先后赴甘肃省凉州区、山丹县实地考察了废旧农膜回收加工企业回收、加工情况及废旧农膜回收网点运转情况,并与当地市、县农业环保站相关人员及企业负责人就地膜使用情况和地膜残留及回收利用情况进行了交流。     

鄂尔多斯市农田地膜使用情况及发展对策

<正>近年来,农田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在鄂尔多斯市被广泛地推广应用,由于地膜自身的难降解性及回收利用不到位等原因,其对农村环境的危害和土壤的污染也日益严重。如何加强废旧地膜回收利用,有效治理农业"白色污染"已成为当前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本文分析了鄂尔多斯地区地膜残留问题,并对废旧地膜的回收和利用、变废为宝、化害为利提出了对策建议。一、农田地膜使用、残留及回收利用情况1.农田地膜使用情况     

废旧地膜回收与综合利用典型模式及发展建议

废旧地膜回收利用是打好农业面源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形成可复制、可持续推广的回收利用模式是推进废旧地膜高效回收与综合利用整体水平的关键。基于甘肃省近年来的探索实践,概述了在农业生产中总结形成的2种废旧地膜回收与资源化利用典型模式,归纳分析了运行方式及运行效果,并针对存在的关键问题提出了模式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

乡村振兴离不开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农村居民、社会组织以及市场主体积极参与。但事实上,基层党组织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基层政府的角色表现不明显,农民的参与意愿不高,社会组织的参与力度不够,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为了充分调动各类主体积极参与并形成合力,必须探索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互联网为依托,以协商为手段,以网络治理为平台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新路径。     

网络民意对我国政府处理公共危机的影响

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已日益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其中公民通过网络这一信息平台参与政治信息尤其是对政府关于公共危机的处理,就是其中的一个。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时应体现网络民意,通过网络这一信息平台,强化公民的参与意识,增强政府与网民的沟通,利用网络化解矛盾,将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     

非农业生产专业村创办新型农村合作社探析——以浙江省奉化市为例

剖析了奉化市非农业生产专业村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一是生产技术科技含量和标准化程度低;二是销售零散和销售渠道不固定;三是特色效益农作物抱团合作方式难;四是奉化市非农业生产专业村村委会服务不完善。为了帮助奉化市非农业生产专业村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提高他们的整体收入,创办了一个新兴农村合作社：一方面,建立一个完善、科学的非农业生产专业村的合作社运行机制,具体包括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统帅和桥梁作用、充分发挥行政村能人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行政村村民的积极参与配合作用3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当地各级政府指导下做好非农业生产专业村合作社的＂三化建设＂,包括着重加强规范化建设、着重加强标准化建设、着重加强品牌化建设3个方面。探讨了建立奉化市非农业生产专业村合作社的关键：一是非农业生产专业村的基层干部要有很强的为人民服务意识;二是各级政府大力扶持合作社的建立运行。     

农户参与灌溉管理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苏北地区调查数据

基于2007年苏北地区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累积比数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灌溉管理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政府支持用水者协会与否、农户是否参加培训、农户参加例会次数、协会账目公开次数、农户上交水费是否减少以及协会规范运行时间等因素对农户参与灌溉管理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协会规模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显著为负;成立协会是否征求农户意见、农户是否参加农民用水者大会和是否参加协会主席选举、协会主席身份以及农户的基本特征变量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其中一些因素的影响机理相对复杂。     

农户参与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果的影响

为从农户参与角度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的提升途径,本研究从理论上分析农户参与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的影响,基于2019年浙江省杭州市187个村的调查数据,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测算农户参与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采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参与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的影响,并从投入产出角度进一步分析农户参与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产生影响的途径。结果表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均值为0.58,整体处于相对低效水平。对垃圾分类的知晓和参与、参与垃圾分类村民间的监督行为等农户直接参与行为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付费等间接参与行为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直接和间接参与行为通过影响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投入和产出来影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据此,提出当地政府应合理增加垃圾分类处理相关投入、加强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引导农户进行垃圾分类投放、建立农户参与垃圾分类处理激励机制等政策建议。     

雷竹发展的参与机制和效果分析*

在农村发展项目中,参与机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通过对浙江省临安市雷竹发展的详细调研,揭示了农民、政府和科技人员共同参与的途径和机制,指出农民是参与的主体,提高农民参与水平是参与机制发展的关键。最后评价了雷竹发展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法治湖南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思路与框架

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客观评价的基础。法治湖南建设评价既是对建设进程也是对建设效果的评价，因此，应以分解、细化和量化《法治湖南建设纲要》的精神实质为出发点，保证党委和政府、专家、社会公众对评价过程的参与性，从基本举措、客观成效和主观感受三个维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中国创意农业的发展方向选择

从关键资源要素、表现形式、支撑条件、外部环境等方面阐述了创意农业发展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消费者、经营者、村镇居民、地方政府等主体对创意农业发展的内在需求。进一步探讨了创意农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包括发展理念的创新与应用、多元化创意的植入与融合、专业化主体的引入与参与、特色化资源配置与利用。基于此,提出中国创意农业发展的5种方向:农业景观的创意展示、农副产品的创意生产、农业文化的创意体验、乡村生活的创意参与、关联产业的创意融合。     

Landcare in Australia: Beyond the expert farmer

The landcare program has been embraced by governments, farmer organizations and conservation groups throughout Australia as offering a model for effective community action to assist the move to more sustainable resource use. Over 2,500 landcare-type groups now operate across Australia with 65,000 members including almost 30% of the farming community. This research used surveys of landcare group activity in most Australian states, a study of the regional landcare action plan (RLAP) process in the state of Victoria, and a survey of landholders in north east Victoria to assess landcare program effectiveness, and particularly, the assumptions underlying the program logic. Information provided revealed the vast scale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landcare and the considerable amount of onground work undertaken by groups and landholders. Analysis of north east landholder surveys indicated landcare participation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upon landholder awareness of issues, level of knowledge, and adoption of best bet practices. However, research findings also highlighted a number of concerns about the program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and the authors suggest it is time to adopt a revised landcare program model.     

非对称信息下"农村贫困户"贷款难问题研究

利用博弈模型对农户、政府及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农村贫困户贷款难问题进行分析,结果显示,3个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贷款风险的增加、金融机构的参与积极性不高、贷款主体转移目标至非贫困户。为了改变"贷款难"的局面,从金融机构、政府和农户3个主体出发,分别对贷款对象的确定、风险的防范以及农户的还款保障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