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多维分异与影响机理分析——以苏州市为例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目标。基于农民工市民化满意度调查数据,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回归方程以及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从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经济收入、心理认同、家乡环境、居住状况以及社会融入等6个维度构建评分系数矩阵,探究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多维分异特征和影响机理。研究发现：①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整体处于低水平或较低水平;②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在各个维度发展不均衡,存在着明显差异;③社会属性是农民工市民化特征的外部驱动力,其中经济收入情况是市民化程度的基本动力,居住情况是市民化发展的基础条件,职业类型是主导因素;④个人属性是农民工市民化特征的内部驱动力,其中年龄和市民化年限因素是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根本体现,子女因素是潜在推动力,生活支出为非敏感因子,可以通过经济收入和职业类型与市民化程度间接关联。     

社会支持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基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

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数据,运用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模型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在农民工留城意愿中具有重要作用,社会支持直接或者间接通过主观幸福感影响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具体而言:社会支持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社会支持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社会支持通过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公平与安全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基于生活满意和经济收入的作用

作为城市的新移民,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基于社会比较理论、需求层次理论和社会阶层理论,以河北省秦皇岛、唐山、保定和石家庄4个城市的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公平感和安全感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及其间生活满意的中介效应和经济收入的调节效应,探讨其整个过程的心理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在公平感对社会融入的影响过程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生活满意在安全感对社会融入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经济收入负向调节公平感和安全感与生活满意的关系,即经济收入越高,上述关系越弱。可见,公平感和安全感会影响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其影响多是通过心理评价活动来间接产生的。因此,政府应着重关注社会公平和安全体系的建设,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关注其心理健康,使之以一个积极的心态融入城市生活。     

建筑行业农民工收入增长对现代社会关系再构建影响探讨

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的形式,对山东省济南、青岛、潍坊、淄博、聊城、临沂等地的30多处在建工地的农民工进行了调查,分析了所调查地区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收入和生存状态的基本情况,并结合调查结果对建筑行业农民工,尤其是技术工种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群体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建筑行业农民工收入增长将对现代社会关系再构建及中等收入阶层群体的扩大的产生积极影响。     

社会资本促进农民工幸福感的提高——基于CLDS 2016调查数据

在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框架中,农民工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对于社会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CLDS2016数据,构建多元无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互助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互助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正向影响,其中社会信任影响程度最大。受教育程度可以提升农民工的生活幸福感,但存在“倒U型”结构;在县内务工对幸福感是正向促进作用,女性的幸福感要显著高于男性。因此提出发展农村义务基础教育,鼓励农民工多参与社区组织的活动,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拓宽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提高员工的社会资本水平等政策建议。     

建筑业农民工收入与幸福感相关性分析——以拉萨市为例

拉萨市建筑业农民工占西藏自治区流动人口比重较大,对其收入与幸福感的相关性进行调研,并运用SPSS24.0软件对幸福感量表进行效度检验。研究发现,拉萨市建筑业农民工的收入与幸福感呈弱化正相关关系,且幸福感的增加遵循边际递减规律。主要原因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收入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已被弱化。最后提出了未来发展思路。     

农民工流动的社会影响

农民工的流动已经产生了很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农民工自身的家庭经济收入,还体现在对农村和城市交融流动过程中的影响；从更深刻的层面来看,农民工的流动越来越多地涉及到社会制度如户籍制度的改革、城市社会管理及农民工在工会中的地位等；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这是对社会阶级阶层分化过程中产生的重大影响。     

社会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以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采用社会支持行为问卷、主观幸福感问卷收集数据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和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相应地他们的主观幸福感越高;不同方式的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不同。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阶层认同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2013CGSS 的数据实证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农民工思想意识融入城市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该文以农民工阶层认同为视角,运用阶层认同理论,研究了农民工阶层认同的现状及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了人力资本、职位价值、经济实力、生活感知、父辈社会地位和家庭背景6个主要因素及对应的16个子因素,通过对2013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资料(CGSS 2013)的数据分析,发现人力资本、职位价值、经济实力、生活感知和家庭背景对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父辈社会地位与农民工阶层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其中家庭经济实力、社会态度、政治意识、收入水平和工龄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农民工的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也会影响其阶层认同.     

就业质量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CHIP2013的实证分析

基于CHIP2013全国调查数据,引入家庭消费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两个家庭发展能力的中介变量,探讨就业质量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方面,就业质量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具体表现为就业质量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提升1.1%。另一方面,家庭发展能力在就业质量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中介比例达到47.73%。其中,家庭消费能力的中介比例约为40.56%,高于家庭风险应对能力的中介比例,其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间接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身份融合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研究

身份融合是理解农民工经济行为的重要概念。基于2013年浙江省的农民工调研数据,本研究探讨了身份融合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自选择问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身份融合对农民工的劳动参与有显著影响,身份融合对农民工自我雇佣和工作强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身份融合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性别差异以及户籍地差异。本研究获得的政策启示在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利于稳定他们的就业预期,实现劳动供给的可持续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城市化对居民液态奶消费的影响——基于农民工的视角

为探究城市化对居民液态奶消费的影响,从农民工消费角度出发,基于2014年在我国5省调研得到的截面数据,采用Heckman两步法分析城市化影响液态奶消费的途径。结果表明:城市化进程下,居民收入、市场发育程度、居民消费习惯对液态奶消费增长的贡献依次增大,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消费习惯的贡献更加明显,在经济较不发达的地区,收入和市场发育程度的贡献相对突出;消费选择是影响液态奶平均消费水平的关键,而且相比于农村居民,农民工的消费习惯正在接近城市居民。根据分析结果,做出了液态奶消费增长预测,建议以培养消费习惯、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工保障水平作为促进居民液态奶消费的重要途径。     

青少年体育锻炼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实现型动机的调节作用*

为了考察青少年体育锻炼、快乐型和实现型动机与心理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采用体育锻炼等级、快乐型和实现型动机、心理幸福感3个量表对455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体育锻炼等级可正向预测青少年心理幸福感，锻炼量越大，青少年的心理幸福感水平越高；2）快乐型动机和实现型动机可正向预测青少年心理幸福感，且比体育锻炼量更具有预测力；3）实现型动机在体育锻炼与青少年心理幸福感之间起调节作用，而快乐型动机不起调节作用。结论：在提升心理幸福感路径中，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追求快乐型和实现型动机比提高锻炼量更加重要；当实现型动机处在较高水平，体育锻炼量才可更好地正向预测青少年心理幸福感。     

内部人身份认知对村民参与村庄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基于陕西、宁夏两省份数据的考察

为考察身份认知对村民参与村庄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对陕西、宁夏两省758份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将村民归属感和干部亲近感作为内部人身份认知的两个维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内部人身份认知程度对村民参与村庄环境治理行为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集体效能感在内部人身份认知对村民参与村庄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3）村民的亲社会倾向能够显著增强集体效能感对村民参与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基于分析结果,建议以营造集体文化、凝聚集体意识、再造集体组织为前提,弱化村社内部的异质性,增强村民对村社集体和村级组织的认同感,为村民参与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强化宣传教育,提高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意愿和水平。     

“门当户对”的婚姻更幸福吗——以夫妻双方个人特征差距为视角

夫妻双方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以及户籍方面的差异会影响婚后的主观幸福感。夫妻双方的年龄差距越大,生活幸福感越弱,且这种影响更多地存在于男性和农业户籍人口中;夫妻双方的受教育程度差距虽然有利于女性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却会恶化男性的主观幸福感;夫妻双方的收入差距越大,生活幸福感越强,且对于女性和农业户籍人口而言,收入差距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与夫妻双方都是农业户籍相比,夫妻双方都是非农业户籍的幸福感更强。夫妻双方的个人特征差异对婚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性别与户籍差异。     

互联网信息技术、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效应

为考察互联网信息技术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信息效应理论,利用一手调查数据识别和检验了互联网信息技术影响农户收入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提高农民非农收入。同时采用Heckman两阶段法以及工具变量法对潜在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后,这种影响仍然显著。进一步探讨作用机制后发现,互联网信息技术有利于农户做出非农就业选择,通过促进农户自我雇佣和他人雇佣影响农户收入。文章为理解互联网信息技术影响农户收入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发挥互联网信息技术在提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农民收入方面的作用提供参考。     

湖北省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的效应分析

为了解湖北省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分别基于农业生产布局结构以及农业要素投入结构2个视角,一方面利用耦合度指数的方法测算出农业生产结构与比较优势的契合度,回归分析二者耦合度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利用要素禀赋结构系数的方法测算出农业生产中要素投入结构的协调性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花生、水稻以及油菜生产结构的合理性对农民收入增长表现为显著影响关系,其中油菜和花生表现为正向影响,水稻为负向影响,玉米、棉花以及小麦并未对农民收入形成显著影响,而各种要素禀赋结构系数的极差与农民收入增长呈现负向影响关系。基于此,湖北省农业发展应发挥本省各农作物的生产比较优势来规划农业生产布局结构,加大水稻以及油菜等优势作物的发展力度;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在保证农业用地的根本属性基础上合理推动土地流转,鼓励二、三产业资本合理进入农业生产,以实现劳动力、土地以及资本的最优配置。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的实证分析

为评价贫困地区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效果,本研究基于2014年贵州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独山县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分析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林业纯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消除混杂因素及样本选择偏差和管理选择问题等的影响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人均收入的效应为0.45%左右,但影响不显著,而对农户人均林业纯收入的效应为2.76倍左右,具有稳健的显著正向影响。与倾向得分匹配法相比,传统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高估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人均林业纯收入的影响,大致高估了5倍左右。建议进一步深化贫困地区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激励农户充分利用林地资源,促进林业收入可持续增长。     

普惠金融助力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

普惠金融所能更好地助力新时期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顺利的实施,运用定性分析结合经验研究,根据甘肃省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现状,提出普惠金融应在农业特色产业培育、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等方面为甘肃省乡村振兴提供更好服务,从而实现普惠金融有效支持“三农”发展的目的,这对于未来推动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