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农村垃圾产生特征及处理方式的调查分析

为了了解目前广东省农村垃圾的处理现状,采用按比例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广东省33个县（市、区）中的256个行政村为调查对象,每村随机选取10户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广东省农村垃圾中来源于生活性垃圾占60.13%,来源于生产性垃圾占39.87%;生产性垃圾中主要是种植业垃圾和工业垃圾,各占32.87%和29.73%。各地区农村垃圾产量差异较大,在调查区县中,人均垃圾总产生量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东莞和中山的村庄,最少的是揭阳和梅州的村庄。从全省来看,农村垃圾的处理方式主要是随意处置,占37.89%,其次是由乡（镇）派车外运统一进行处理,占25.78%,在珠三角和粤北的韶关则主要是由乡（镇）派车外运统一处理。以农户为单位产生的垃圾来源统计分析结果显示,91.58%农户的垃圾主要来源于生活废弃物,8.16%农户垃圾的主要来源是养殖业废弃物。农户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最高的是东莞0.82kg.d-1,其次是广州0.75kg.d-1,最低的是茂名和清远,均为0.31kg.d-1;38.86%的农户的家庭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是随意堆放,57.76%的农户生活垃圾是收集堆放的,收集堆放方式中有31.64%是填埋处理,19.06%是焚烧处理,7.06%是生物处理。为了实现各类垃圾的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农村垃圾应该分类收集、分类处理,因地制宜地组合选用垃圾处理处置技术。     

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以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为例

[目的]从农户行为的微观角度出发,就当前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现状、存在问题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与研究,旨在寻求优化和完善耕地质量保护的对策。[方法]选取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作为具体实证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个案访谈法,"压力—状态—响应"框架和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行为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些农户积极主动响应,有些只是被动响应。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二元Logistic回归处理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良好,回归结果可信度较高。[结论]丹徒区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积极性不高,农户的年龄、化肥的使用情况,农户对耕地质量保护重要性和前景的判断这4个因素对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有显著的影响。     

农村居民点整理不同阶段农户参与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为探讨农村居民点整理中农户参与行为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该文基于江苏省5县531个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农村居民点整理阶段农户参与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1)不同农村居民点整理阶段,显著影响农户参与行为的因素存在较大差异。2)所有因素中,农户整理内容认知对农户整体参与行为、决策制定参与行为影响分别在5%及1%的水平上显著;农户参与能力认知对农户决策制定参与行为、施工建设参与行为的影响分别在1%及10%的水平上显著;来自外部环境中的政府支持度对农户整体参与行为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对农户施工建设参与行为以及后期管护参与行为的影响则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3)农户受教育年数以及家庭年收入均未对任何类型的农户参与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建议未来应制定差别化政策激励农户全过程参与,并着重于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农户参与能力的提升、参与程序的制定以及参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建设。     

基于减量化目标的农户施药行为研究——来自7省种粮农户的微观数据

农药投入过量是我国农业生产中的普遍问题,推进农药减量投入是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农户是农药施用的微观决策主体,对农户施药行为进行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利于引导农户减少农药投入。本研究通过分析农户施药行为的内在机理,对影响农户施药行为的内外部因素做出细化,弥补现有研究在生产经营、外部环境等影响因素分析上存在遗漏部分重要因素或表征变量不够准确的不足。基于7省746户种粮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广义有序Logit模型,对影响农户施药行为的个体和家庭因素、生产经营因素、外部环境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弥补了传统OLS模型或二项Logit模型估计方法的不足,揭示了各因素对农户施药行为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从影响方向看,受教育程度、种粮面积、地块集中度、地权稳定性、农药投入成本、农业技术培训、农业生产保险等变量对农户施药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年龄、种粮收入占比、种粮动机等变量对农户施药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农户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种粮面积越大、地块集中度越高、地权稳定性越好、种粮收入占比较低、以自给为目的、农药投入成本越低、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和农业生产保险,施药强度越低。2)从影响程度看,农业技术培训、农业生产保险、种粮收入占比、受教育程度、地块集中度、地权稳定性、种粮动机等变量对农户施药强度的影响较大,而种粮面积、农户年龄、农药投入成本的影响相对较小。为激励农户减量投入农药,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激发农户安全生产的内生动力,也为农户减少农药投入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太湖流域农村生活垃圾产排污系数测算研究

选取太湖流域典型农村9户农户（高、中、低收入水平各3户农户）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现场监测及入户调查的方法对农户生活垃圾污染物产排系数进行为期一年的系统定量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对农户总垃圾、有机垃圾、有机垃圾TN、TP产排污系数及可回收垃圾产污系数影响极显著（P〈0.01）,具体表现为高收入农户〉中收入农户〉低收入农户,但对农户有害垃圾产排污系数及可回收垃圾排污系数无显著性影响（P〉0.05）。因此,除有害垃圾产排污系数及可回收垃圾排污系数外,农户总垃圾、有机垃圾、有机垃圾TN、TP产排污系数及可回收垃圾产污系数可按收入水平划分。各收入水平农户有机垃圾占总垃圾比例超过80%,表明有机垃圾的综合利用效率特别是畜禽养殖率是影响生活垃圾污染物排放系数的主导因素,而农业收入水平则对这种因素影响显著。     

认知对农户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行为的影响——以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为例

农户作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和直接参与者,对遗产保护的认知影响着参与保护的积极性,进而影响遗产系统的可持续性,是保护与发展措施实施的信息反馈,也是政策制定和改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文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为例,在计划行为理论的框架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认知对其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户遗产保护认知的行为态度对其参与遗产保护意愿的正向影响不显著,但农户遗产保护认知的主观规范、控制认知对其参与遗产保护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从而通过参与遗产保护意愿的中介作用对参与遗产保护行为产生间接的正向影响,间接影响效应分别为0.292、0.442。2)参与遗产保护的能力和遗产保护的制度环境是影响农户是否愿意参与遗产保护的关键因素。3)农户遗产保护认知的3个维度即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控制认知两两存在显著地相互正向影响,其中行为态度与控制认知的相互影响最大,影响系数达到0.652。基于此研究结果,提出关于加大宣传力度、完善保护制度、落实激励政策等方面的政策建议,以此深入推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农村生活污水分散处理设施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全国7个省大规模的村和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本文系统深入地分析了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分散处理设施的采用现状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农村生活污水分散处理设施的建设还相当落后,集中于几种基础的或初级的设施;而且投资主体是农户,政府投入十分有限。描述性统计分析和计量经济学模型的估计结果都表明,农户修建生活污水的分散处理设施受到卫生补贴政策、相关规章制度和项目工程的显著影响,另外,农户的人均纯收入越高,家庭规模越大,就越有可能修建生活污水的分散处理设施。在人口居住越密集、交通越发达的地区,农户修建生活污水分散处理设施的概率也越大。     

北方典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初探——以曲周县王庄村为例

以华北平原上的曲周县王庄村为研究对象,在对村民进行环境意识调查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生活垃圾组成及农业活动旺季垃圾的变化趋势,并对生活垃圾分类进行了典型示范。结果表明,村民对垃圾污染问题较为关注,并希望能回收利用,但主动改善性不强;王庄村生活垃圾成分较为简单,主要可分为有机垃圾、无机垃圾、塑料垃圾及有害垃圾4大类,产生量为有机垃圾〉无机垃圾〉有害垃圾〉塑料垃圾,其中有机垃圾占主要部分,达到56.76%;农户种植生产活动对有机垃圾和有害垃圾的产生有显著影响,无机垃圾产生量则主要与农户的燃料结构变化有关。通过对垃圾分类试验的效果进行分析得出,北方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村地区适宜采取以村为单位的垃圾分类收集方法,并实施村委会-保洁员-农户三方的监督机制和适当奖惩措施,垃圾处理方式开始宜采取卫生填埋兼以废品回收的无害化模式,并逐渐过渡到分类利用的资源化模式。     

基于ISM模型的山东省农村生活环境污染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生活环境污染影响因素复杂多样。通过实地调研,从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生活能源和农村厕所4个层面,识别出影响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染的11个具体因素,运用ISM模型分析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染的影响因素及其层次关系。结果表明:11个影响因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一个5层级的影响因素递阶结构,其中卫生知识和环保意识是表层直接影响因素;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水平、所在村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非农业就业经历、政府投入和基础设施投入是中层间接影响因素;年龄、城镇化水平和人口居住密度是深层根源影响因素。     

中国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量与物理特性分析及处理建议

中国农村生活垃圾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日益严重,为给农村生活垃圾的管理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促进"新农村"的建设,该文基于对西部6省18县59村580户农户的现场调研和全国25个省(市)128篇文献调研的数理统计,对中国农村生活垃圾的来源、产生率、产生量、组分、容重、可压缩性等特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归纳总结与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生活垃圾产生率介于0.034~3.000 kg/(人·d)之间,中位值为0.521 kg/(人·d),2014年产生量达到1.48亿t,具有来源广泛且分散、产率低、产量高、增长迅速、区域差异显著等特点。生活垃圾主要组分包括厨余类、灰土类、橡塑类和纸类,其湿基质量累计百分比达到了83.61%,区域差异显著;与城市生活垃圾组分相比,具有低厨余和金属、高灰土含量的特点,并逐渐趋于城市化。生活垃圾的容重介于40~650 kg/m~3之间,平均值为263 kg/m~3,可压缩性较好。根据生活垃圾特性,在实施"村收集-镇运输-县处理"管理模式的农村,建议采用压缩式中转站和垃圾车进行收运;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可逐步开展垃圾分类收集,将厨余和灰土从生活垃圾中分离后就地消纳。     

信息素养、绿色防控技术采用行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为帮助农户有效利用信息,顺应生态经济、绿色农业发展的趋势,持续稳定增收,本文基于山东寿光786户蔬菜种植户的调研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认知、获取、分析、应用"4维农户信息素养测度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信息素养、绿色防控技术采用行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路径,并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1)信息素养正向显著影响绿色防控技术采用行为和农户收入;2)绿色防控技术采用行为在信息素养影响农户收入路径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其中,是否采用和采用数量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73.09%和62.72%;3)蔬菜种植年限和是否参加技术培训正向显著影响绿色防控技术采用行为; 4)受教育年限、家庭规模、蔬菜种植年限和蔬菜收入占比正向显著影响农户收入,蔬菜销售市场距离负向显著影响农户收入。因此,信息素养不仅对农户收入具有直接影响,还通过绿色防控技术采用行为的中介效应对农户收入具有间接影响。据此,提出通过开展农户信息素养专题培训和加强绿色防控技术宣传推广力度等途径,以增加农户收入的政策建议。     

农户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Logistic和SEM模型的实证分析

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对提高城乡土地利用效率,增加耕地面积,缓解建设用地供需矛盾,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空间配置的意义不言而喻。基于农户调研资料,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SEM）,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农户对开展居民点整理的意愿。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农户整理搬迁意愿并不高,仅为41.5%;（2）在5个潜变量中,农户个人特征与其它变量对整理意愿产生了显著的负影响,农户分化、家庭经济、家庭住房等变量则产生了显著的正影响;（3）在反映潜变量的外生观测变量中,家庭收入、职业类型等对整理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年龄、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等有显著的负影响;（4）在农村居民点整理中,要实现农户生计多样化,探索创新农村宅基地流转市场化,实现宅基地保障性功能转化,积极探索多样化整理模式,避免“一刀切”政策,保护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传统建筑。     

中国农村固废资源循环利用问题探讨

垃圾问题是影响农村环境的主要因素,应用循环经济的原则对农村固体废弃物进行循环利用是垃圾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有效途径。通过对当前中国农村生活垃圾、禽畜养殖废物、农业秸秆等固体废弃物的污染及处理现状的分析,深入阐述了各类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的途径。     

南方城市近郊农村生活垃圾现状调查与处理模式研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生活垃圾的数量和种类正趋向于城市垃圾,基于农村人口居住地较为分散,经济发展水平也低于城市水平,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技术与模式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技术课题。本文在湖南省长沙县、安徽省巢湖市等地近郊农村生活垃圾调查的基础上,对可腐熟降解类生活垃圾的养分含量进行检测,并对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模式进行了探讨,通过分类处理模式可使农村生活垃圾在村级水平减量60%~70%。     

不同类型农村住户生活垃圾特征识别

以京郊农村熊儿寨乡为例,依托该乡已建立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分析全乡生活垃圾产生强度与组分特征;重点入户调查纯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兼业户、非农户4类典型户,识别其生活垃圾产生强度,以及与经济、养殖、旅游接待等因素的关系,并用SPSS分析相关性与差异性。结果表明,全乡生活垃圾平均产生强度为379.5 g·d-1·人-1;4类典型户生活垃圾产生强度分别为335.3、403.8、414.6、350.7 g·d-1·人-1;生活垃圾产生强度与人均年收入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相关系数排序为非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兼业户＞纯农户;不同类型住户中厨余垃圾产生强度为养殖户低于非养殖户,但差异不显著（P=0.053）,民俗旅游接待户明显高于非接待户,差异极显著（P〈0.01）;人均年收入水平和民俗旅游接待成为影响该乡生活垃圾产生强度的主要因素。     

价格激励对我国农村生活固体垃圾回收的效应分析

农村生活固体垃圾回收对减少垃圾污染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6省1 118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垃圾销售价格对垃圾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垃圾销售价格对纸制品类、塑料制品类垃圾的回收量有着显著的正效应。当这两类垃圾的回收价格增加0.1元.kg-1,我国农村每年纸制品、塑料制品垃圾分别可以增加回收61.52万t和3...     

生计资本对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的影响——以湖北省9县(市、区)为例

测度湖北省9县(市、区)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度,分析了影响农户有效参与的生计资本因素。利用TOPSIS法计算农户有效参与及生计资本综合值,采用典型相关模型分析了生计资本对农户有效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平原工程模式区农户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均优于丘陵工程模式区农户,而丘陵工程模式区农户在农地整治项目中的有效参与度更高;从生计资本综合值来看,非农业型农户(0.367 8)高度兼业型农户(0.352 7)纯农业型农户(0.351 4)低度兼业型农户(0.311 3),从农户有效参与度来看,纯农业型农户(0.448 5)低度兼业型农户(0.425 4)高度兼业型农户(0.402 9)非农业型农户(0.402 4);自然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依次显著影响着丘陵工程模式区农地整治项目农户参与范围及参与主体,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依次显著影响着平原工程模式区农地整治项目农户参与范围、参与深度、参与渠道;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依次显著影响着纯农业型农户参与范围和参与效度,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依次显著影响着低度兼业型农户参与主体、参与范围和参与效度,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依次显著影响着高度兼业型农户参与范围、参与效度、参与深度和参与渠道,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显著影响着非农业型农户参与范围、参与效度、参与主体和参与深度。生计资本对农户有效参与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和个体差异。     

鄱阳湖沙区农户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以江西省都昌县多宝乡为例

为探讨鄱阳湖沙区农户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及其机理,以该区多宝乡238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Logistic模型从农户家庭和农户个体两方面分析了南方沙区土地利用变化对农户行为的响应机制,结果表明,农户与沙山距离、风沙危害程度、农地面积以及农户个体状态是影响该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显著因素。通过对鄱阳湖沙区人地关系的探讨,提出了通过政策、资金、技术等手段改善农户生存与生产条件,健全土地流转市场,优化能源结构,提高农户生态保护意识等措施,以期正确引导农户合理、高效、可持续利用土地,实现农村新型、集约化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云贵高原农村地区生活垃圾特性与管理分析

鉴于当前农村生活垃圾的污染日益突出,且云贵高原农村地区生活垃圾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随机选择了该地区9个自然村,通过访问式问卷调查、现场采样、实验室测试等方法,对当地农村生活垃圾的特性、群众对生活垃圾的认知以及参与管理的意愿进行了调研,以期为农村生活垃圾的管理与处理处置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指导。研究表明：云贵高原农村地区生活垃圾产生量为160g·人-1·d-1;主要组分有厨余类、灰土类、橡胶类、纸类和木竹类;垃圾容重、含水率、灰分、可燃物和热值分别为106kg·m-3、39．16％、19．48％、41．37％和7615kJ·kg-1。此外,云贵高原农村地区群众对生活垃圾的污染性认知主要来自于直观感受,对可回收生活垃圾的认知直接受当地废品回收商的影响,对有毒有害生活垃圾的认知不足;群众对生活垃圾处理处置的支付意愿较好,参与生活垃圾保洁和管理工作的意愿较强,该地区已基本具备开展农村生活垃圾管理与处理的群众基础。     

杭州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实践及问题对策研究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我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重要任务,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以杭州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从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对治理现状进行了梳理,指出了在规划、保障、资金、技术、分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杭州市以整乡镇推进的方式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值得借鉴的做法,政府应当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通过科学规划、政策扶持、技术创新、市场运作、机制建设等途径,实现科学长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