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变化、收入分配与农村益贫式增长

基于3维Shapley贫困变动分解方法,分析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价格变化对于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将价格因素引入益贫增长指数,测度农村增长的益贫性;运用增长发生曲线,结合特定百分位消费价格指数,观测各百分位平均收入增长率的变动轨迹;在此基础上,采用减贫等值增长率综合评价1990—2009年中国农村增长的益贫性质。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增长弱绝对意义益贫、价格变化和收入分配影响减贫进程,通货膨胀的异质性是益贫式增长判断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农村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的贫困变动效应

为研究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贫困变动效应,探寻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规律性及其相互抵消程度。论文基于洛伦茨曲线的贫困弹性建立分析框架,采用《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6年农村居民收入分组和人均收入的面板数据,运用POCVAL软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弹性是随着最初的贫困水平和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收入分配政策对于贫困的进一步减少至关重要。同时,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也可以为经济增长创造一个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政策的理想结合,更好地减少贫困。     

基于Lorenz曲线的农村贫困和收入分配状况测度——来自福建省的实证分析

贫困和收入分配状况的度量是在贫困含义的理解、贫困线的确定、贫困指标体系的选择等3个层次上展开。基于Lorenz曲线的GQ模型和Beta模型,采用《福建统计年鉴》1990-2006年农村居民收入分组和人均收入的面板数据,运用世界银行的POVCAL软件,分别对绝对贫困线、每人每日1$的国际标准贫困线、农村年人均纯收入40%和50%等4条贫困线下的福建省农村贫困和收入分配状况进行测度。结果发现,绝对贫困减少,特别是贫困率指数减少效果显著,但贫困距指数和贫困距平方指数下降幅度较小;相对贫困上升,贫困率、贫困距指数、贫困距平方指数基本保持缓慢上升的态势。     

农业产业规模与结构对农村减贫的门槛效应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目的】分析农业产业发挥减贫效应的门槛条件,为精准扶贫和扶贫资金的有效利用提供政策参考。【方法】在农业产业发展与贫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福建省县域贫困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构建门槛回归模型,以残差平方和最小化为条件确定门槛值,在考虑基础设施、金融情况、教育水平、医疗条件下,主要从规模和结构两个方面检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农业产业扶贫的门槛效应。【结果】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门槛值时,农业产业规模越大,农业产业的弱质性越强于益贫性,越不利于减贫,但是改善农业产业结构有利于减缓贫困。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门槛值时,农业产业的规模扩张对农村减贫发挥出正向效应。随着农业产业规模的扩大,农业产业的益贫性强于弱质性,减贫效应开始显现。若某个地区已经脱离贫困,就会进入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农业产业的适度规模就会产生规模经济,大幅提高农民的经济收益。【结论】福建地区农村贫困存在贫困门槛效应。对于尚未跳出贫困陷阱的地区,建议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完善农村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兜底式扶贫。对于跳出贫困陷阱的地区,建议加快农地流转,促进农业适度规模发展,推广资源资产收益扶贫机制。     

林芝市农村收入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通过利用林芝市2005~2014年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分析以及OLS回归,得出,农村收入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村收入结构对农村经济增长起着正向效应,其中第一产业收入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促进效应为0.5105个百分点),其次是第三产业收入(促进效应为0.363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收入的促进作用最小(促进效应为0.0832个百分点),农村收入结构的变动将会引起农村经济增长的变动,调整农村收入结构,将能够有效的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最后结合林芝市实际情况,提出政策建议。     

新疆农村贫困的测度及其变动原因分析

利用FGT贫困测度指数,采用Datt和Ravallion贫困变动分解方法分析了1995～2007年间新疆农村贫困状况及其变动原因。结果表明,整个研究期内新疆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距指数与平方贫困距指数均呈下降趋势,但自2004年以来,新疆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缓慢,贫困距指数相对稳定,平方贫困距指数从2004的1.00%上升到2007年的1.38%;影响新疆农村贫困变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CD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助力提高农户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的关键,对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6省11县(市、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OLS模型、Probit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减贫增收和收入分配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作用机制,并进行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各县中等水平之下,并且发展呈现明显地区差异。43.9%的农户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农户收入存在有提升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减少农户相对贫困的可能性并降低村庄层面相对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作用更明显,能够改善农户收入分配问题。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指标对贫困减缓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差异,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的增收效果更好。此外,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建议持续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快县域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强数字金融教育开展力度,让数字红利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弱势群体,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减贫:南非农业的使命——来自中国的经验借鉴

农业部门经济增长具有最大的减贫效应。贫困是当前全球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通过农业部门经济增长实现了大规模减贫,成效显著。从中国实践中获取有益经验有利于推进全球,尤其是非洲的减贫事业。本文考察了南非贫困现状,对比了各阶段南非和中国的农业减贫主要做法,并对南非今后减贫事业提出了相关建议。研究发现,南非在减贫道路上面临着农业发展限制多、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家庭粮食不安全等挑战。南非减贫当务之急是促就业、提收入、缩差距,这与中国2001—2012年减贫阶段性任务有相似之处,但在减贫措施上截然不同。南非没有充分认识到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增长对减贫的重要性,而更多采用诸如社会保障等福利型扶贫措施。基于中国减贫经验,要使农业产业发挥可持续的减贫效果,南非首先应继续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将发展置于第一要务,加大公共政策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快速增长;其次要把握好社会保障扶贫的度;第三要积极参与农业减贫实践的国际交流和合作。     

扶贫资金投入与减贫:来自新疆农村地区数据的分析

新疆的贫困问题不仅是一项经济社会课题,更是一项事关西北边疆安全与稳定的政治课题。该问题的有效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疆农村地区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基于新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组数据,采用S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测算了1988-2012年新疆农村地区的FGT贫困指数,分析扶贫资金投入对新疆农村地区的减贫作用。结果表明,新疆农村地区贫困程度波动明显,2012年新疆农村贫困广度为13.9%、贫困深度为6.7%、贫困强度为7.4%;贫困人口"被脱贫"现象仍然存在,贫困标准有待进一步提高;新疆农村Gini系数已达0.49,收入分配状况不容乐观;扶贫资金的投入对降低新疆农村地区贫困广度和贫困深度作用较为明显,而对贫困强度的改善作用比较微弱。今后扶贫工作中,更加注重精准扶贫和最贫困人口状况是提高扶贫资金减贫效果的关键所在。     

农村居民收入变化对贫困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是减少贫困的重要工具,探讨农村居民收入变化对贫困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农村居民收入与贫困变化的内在逻辑,利用2010—2017年中国分省农村居民收入和贫困人口规模、贫困发生率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动态计量分析方法,分析农村居民不同类型收入变化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时期内,农村贫困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而减少;全国层面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变化对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均有持续负向作用,是影响贫困的主要因素,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的影响较弱;转移净收入对贫困发生率变化的贡献度高于其对贫困人口规模变化的贡献,财产净收入对贫困人口规模变化的贡献高于其对贫困发生率变化的贡献。此外,农村居民收入变化对贫困的影响存在地域差异。因此,今后扶贫工作应根据当地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情况,有针对性地增加贫困人口的不同类型收入,提升减贫精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