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经济与明清徽州民众生活的维系

徽州山多田少,林业资源丰富,山林经济是明清时期徽州民众生产生活赖以维系的生命线,实为当地的经济命脉。徽州山林经济改善了农作物种植结构,为百姓生活提供衣食来源;为徽商提供资金来源,促进了徽州商业的发展;亦是徽州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徽州区域经济的发展;还是徽州族产的主要组成部分,为徽州宗族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山林经济对明清徽州山区社会、经济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徽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

徽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体系,徽州宗族是其形成的社会基础,新安理学是其思想基础,徽商是其经济基础。本文阐述了徽文化中的和谐理念和思想,提出徽文化中的和谐因素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徽文化中的和谐传统,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     

合同文约:清代徽州乡村社会的宗族管理

清代徽州乡村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宗族组织繁荣,宗族管理对于乡村社会的治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徽州宗族家法族规森严,当遇到具体问题和纠纷时多是通过制定合同文约的方式来调解和应对,这些合同文约类型繁多,内容丰富,涉及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是在宗族组织的参与管理下,清代徽州社会得以稳定和繁荣发展。     

明清徽州乡村宗族秩序的构建与村际竞争——以祁东吴氏为中心

在聚族而居的徽州村落,宗族既是族内秩序的构建者,也是维系村落秩序的主体和重要力量。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精英通过编撰族谱、制定祭祀规则、推行礼俗教化、实施经济救助等措施,积极推动宗族组织化进程,维持村落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村落社会实际权力的掌控者。位于祁门十一都的祁东吴氏宗族通过宗族秩序的构建和完善,提升了吴氏宗族在村落社会的竞争实力。     

徽州茶商的经营理念和商业道德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的歙县等六县商人集团之总称。到了明成化、弘治年间,起源于皖南山区徽州的各小商帮聚集成中国的一大商帮——徽商,主要从事木、盐、典当和茶叶四大产业,三百余年的辉煌,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从商能力之强,不仅是其他商帮所无     

徽茶、徽州茶商与茶文化传播初探

据史料记载,徽州商帮始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茶叶贸易是徽州商人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州地区的茶文化资源伴随着茶叶外销而传播至世界。徽商文化深受儒学影响,其中讲道义、重诚信、行善缘等方面都与茶文化有着共通之处,促进徽商精神与茶文化的交融。茶和天下,徽茶千年,徽茶的优良品质得益于当地的气候、环境,徽茶文化的传播光大得益于徽商的诚信和拼博精神。     

基于宗族文化视角的徽州传统村落景观研究

在徽州历史上,宗族不断繁衍壮大,宗族文化深入人心,徽州传统村落景观的形成和发展与此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村内的宗族建筑、村落格局、街巷空间、建筑空间等都受此影响。在宗族文化视角下,村落景观提升面临着物质载体受损、传统文化消亡等现实困境。应坚持整体性与原真性、动态性与持续性原则,注重宗族文化资源在空间层次、物质形态、非物质文化等方面的有机转化,最终实现传统村落景观的有机提升。     

榉根关古徽道的保护研究

榉根关古徽道坐落在皖南石台、祁门、东至三县交界处的国家级风景区仙寓山榉根岭上,是古徽州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古道既是民道,兵道、也是明清徽商徽商走出古徽州的商道,清咸丰年间曾国藩为抵御太平军,在榉根岭偷建榉根关关隘,因此也被称为榉根关古徽道。     

徽文化对徽州园林植物景观的影响

徽州园林受徽文化的深刻影响,其植物景观融合了徽州地域文化的方方面面,多以抽象、隐晦的方式反映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内涵。笔者以徽派盆景、具比德内涵的植物、具特殊寓意的花果树木为例,总结出徽州园林植物景观既受新安理学的影响,又体现了徽商的审美情趣,还是徽州民间文化的反映者,说明了徽派园林的植物景观是融入了人文精神,具观赏性和实用性的园林植物景观。旨在为研究古徽州社会现状、保护徽州古园林,构建新徽派园林提供参考。     

清代徽州万氏宗族流变与定居分析——以《黟县十都宏村万氏文书》为中心

黟县宏村万氏宗族遗存了将近三百份的万氏宗族文书,时间跨度达268年,全面真实地反映了万氏宗族迁徙至宏村的历史片断以及与主姓的经济互动。黟县宏村万氏遗留文书显示徽州人口异姓之间的本土迁徙现象在清朝早期就已经出现,揭示了清中期之前徽州宗族统治的增强并不能掩盖住徽州宗族内部松解问题——村庄地缘性在逐渐消解着,村庄的社会性在逐渐形成中。然而对于迁徙到异姓村庄的庶小宗族来讲,面对强宗大族仍然要在精神与物质层面上向大宗看齐,否则就会沦为佃仆或者被驱逐。     

试论清代徽州的佃仆宗族——以祁门三四都汪家坦黄氏为中心

明清时期徽州的佃仆制是徽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本文利用《祁门三四都汪家坦黄氏文书》及相关材料,对汪家坦黄氏这个具有佃仆身份的宗族进行个案研究,梳理该宗族在清代中期经济发展、社会地位逐渐提高的过程,揭示出以往佃仆制研究中不曾注意的面相,以期深化我们对清代徽州佃仆及其家庭、宗族的认识。     

明代通俗小说中慕色徽商形象的文化解读

明代通俗小说中涉及徽商贪慕女色的篇目较多,多类型慕色徽商形象的出现,有复杂的原因。首先是徽州重商、早婚习俗的影响。过早的娶亲外出经商使青年男子对女色难以抗拒。其次是晚明纵欲之风的影响。在时代享乐风气的影响下,缺少文化修养的暴富徽商大多重金狎妓。再次是小说家的渲染与再创作。明代一些小说作者已经具有高度自觉的独立创造意识。明代小说中刻画的这些慕色徽商形象,已经明显淡化了过去小说对商人慕色行为的惩戒色彩,代之以宽容和羡慕,成为透视徽州文化和明代社会的重要窗口。     

徽州古民居

徽州古民居极富地域特色。本文对历史上的徽商活动、家族制度、文化变迁、封建礼教、风水观念等对徽州古民居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对徽州古民居在选址、理水、布局及细部构造等方面的特征进行了总结。     

明清基层乡民生活中的“徽州文书”

徽州文书是宋元以来徽州基层乡民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尤其是明清两代大量徽州文书的留存,是研究徽学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明清传统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明清徽州文书是明清徽州基层乡民社会的历史记忆,对基层乡民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明清徽州文书在调解徽州乡民纠纷,促成土地交易、保护双方权益,订立宗族内合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了解明清传统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     

徽州社会环境对徽州木材业的推动

徽州地区的自然环境为徽州木材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那么,徽州的社会环境与徽州木材业之间的关系如何?本文认为,徽州人重视山林商品生产,积极发展山林商品贸易;宗族组织和族人高度重视山林的培护、管理和木材贸易;徽州发达的文化教育和徽州人较高的文化素质均有力地推动了徽州木材业的发展.     

从明清徽州杂字看徽州的法律教育

利用童蒙教材进行法律教育是明清徽州对民众进行法律宣传、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杂字是明清徽州民间童蒙识字教材的重要类别,其中涉及诸多法律教育的内容,并采用了多种形式予以呈现.而明清统治者对民众法律教育的重视,徽州宗族对法律教育的强调以及明清徽州争讼的频繁是徽州杂字中法律教育内容大量出现的三个主要原因.     

论徽州乡土景观

乡土景观是包含土地及土地上的城镇、聚落、民居、寺庙等在内的地域综合体。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适应于当地自然和土地的,是当地人的,是为了生存和生活的,徽州乡土景观极富地域特色,本文从徽州的人文地理背景、主要形式、布局特点、细节特征入手,对历史上的徽商活动、家族制度、文化变迁、封建礼教、风水观念等对徽州乡土景观的影响进行剖析,总结提炼出徽州乡土景观的主要特征。     

徽州会社兴起的原因

民间会社作为一种基层社会中的自设性和自愿性组织,在传统中国社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尤其在相对封闭、较少受到政府约束的徽州,会社更为普遍.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族制度等四个方面初步探讨了徽州会社兴起和发展的原因,以便更好的了解徽州会社的兴起和发展.     

禁锢与关怀:徽州建筑遗存的女性主题演绎

历史上徽州女性长期生活在封建礼教、宗族制度的压迫下，精神、思想和行为受到严苛的限制。作为徽州文化的物质载体，徽州建筑类型、形态、空间组织方式以及装饰等在展现徽州建筑艺术美的同时，也体现了对徽州女性精神、思想和行为的禁锢和关怀，折射出明清时期徽州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牌坊与宗祠虽给予女性一定的尊重，而其实是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的纪念碑；徽州民居和宅院内向性封闭式的空间格局虽是徽州女性的精神家园，也反映出对徽州女性的制约；有关徽州女性题材的建筑雕饰在反映他们的社会地位、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的同时也对妇德提出了较高要求。     

试论明清家族式“徽匠”群体何以能崛起？——以刻工为中心的再探究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建筑、雕刻、刻书、文房用品、版画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背后不仅是商业经济的繁荣，更有大量工匠的劳动支撑。明清徽州家族式"徽匠"群体崛起有内外两方面原因，外在环境主要有徽州的自然条件、徽商的兴起、交通贸易的便利、民众观念的转变以及有利的政策等，内在因素方面则是因为徽州匠人的技艺高超、同村豪族构建族产需求以及匠人内心世界的寄托等。此外，徽州家族崇尚集体行为，对家庭内部组织的稳定极为重视，也促使了徽州匠人家族式群体的崛起。这些因素共同交织促使徽州工匠在明清时期蓬勃发展，也为当地文化、工商经济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