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扶贫的制度性陷阱与制度创新

本文在从博弈理论和农民的权利贫困角度,分析我国农村扶贫的制度性陷阱生成机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展农村扶贫制度创新和构建"市场+政府+民主协商"准市场化农村扶贫资源配置机制等,打破我国农村扶贫的制度性陷阱和推进农村扶贫事业发展的对策及措施.     

探索扶贫模式 助推产业发展

虽然我国农村绝对贫困数字正在逐年减少,但部分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部分农村的贫困问题依然突出,并呈现出返贫现象严重等新的复杂特征。科研院所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应深刻认识扶贫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投身于科技扶贫工作,推进农村扶贫开发,搞好新农村建设,对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具有重大意义。文章总结了重庆市畜牧科学院多年的科技扶贫工作经验:采取分院模式,助推科技扶贫;搭建平台基地,发展特色产业;实施扶贫项目,铺设致富之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以供参考。     

甘肃中南部贫困山区农业综合开发扶贫与生态环境改良模式初探

依托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农业综合开发扶贫与生态环境改良项目》,利用国际先进的脆弱性分析与制图（VAM）系统、参与式农村评估（PRA）、绩效管理（RIMS）系统等方法,结合当地人文环境、地理和资源优势,探究贫困的原因。依照科学分析结果,研究出甘肃中南部山区农村综合扶贫开发和生态环境改良理想模式。     

精准扶贫视角下民族地区扶贫绩效评估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其特殊的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一直是我国扶贫开发的重点。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攻坚背景下,本文从经济、社会和贫困基本状况这3个维度构建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村域的反贫困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AHP评价法,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扶贫综合绩效评价方面,贫困基本状况评价综合成效较好,经济评价和社会评价综合成效一般。     

精准扶贫理论的内涵及其策略

加快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奔小康,是中国目前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精准扶贫是削减贫困,实现城乡一体化、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面对差异化的贫困现状,精准扶贫理论是当前中国治理贫困的重要机制和指导性思想,是新形势下扶贫工作的理论创新,从制度、政策以及模式上保证了扶贫工作的顶层设计,在实施步骤和工作方法方面也明确了具体要求,它的形成既是对国内扶贫开发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外扶贫开发模式的借鉴,有效确保2020年全面脱贫大目标的成功实现。     

大别山片区生态式扶贫对策探讨

大别山连片特困区是一个集经济贫困与生态贫困于一体的区域,虽然近年来大别山片区扶贫开发取得了阶段性成绩,但是大别山片区扶贫攻坚任务依旧严峻。本文从介绍了大别山片区的总体概况、扶贫工作的成效以及大别山片区扶贫开发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生态投资扶贫、生态产业扶贫和生态补偿扶贫等具体生态式扶贫模式。     

扶贫产业开发新思路:打造跨区域扶贫产业区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把全国贫困地区划分为14个连片特困地区,力求打破以往的点式扶贫和区域限制。但是,扶贫产业发展仍旧受到行政区域的限制,各自为营。为此,从扶贫对象转变的视角梳理了中国贫困治理的历史演进逻辑,并提出打造跨区域扶贫产业区的扶贫产业开发新思路,即在充分尊重连片特困区的资源特点、产业特点的基础上,完全立足于产业发展,打破区域界线,实现资源的统一配置,提高规模效益、资源配置效率和扶贫效果。但是,当前打造跨区域扶贫产业区面临着内涵的科学界定、分工与协调机制欠缺、区内产业发展参差不齐、地方资金配套标准难以统一等现实困境。因此,需要把跨区域扶贫产业区建设作为中央单列扶贫项目管理、探索"联合体发展模式"、普惠与特惠政策相结合以及创新参与式产业扶贫模式等措施,促进跨区域扶贫产业区建设和发展。     

新时期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面临的挑战与扶贫开发机制创新——以贵州省为例

新时期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2020年我国全面小康社会战略目标能否实现。本文以贵州省为例,在分析新时期农村反贫困面临的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不同对象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扶业与扶人并举、区域瞄准与人口瞄准相结合的扶贫开发总体思路,并从"两项制度"衔接、推进区域连片开发、完善"大扶贫"联动机制和扶贫资金投入与监管机制、健全贫困动态监测与绩效考评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推动新时期农村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创新的对策措施。     

新时期甘肃农村扶贫开发模式选择及探索

根据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和新的贫困人口标准,甘肃的重点贫困县由51个增加到58个、贫困人口由300多万增加到1 300万、贫困面由16%增加到80%。扶贫开发主要工作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新纲要和新标准的提出和实施,对甘肃省的农村扶贫开发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时期新任务,我们必须调整思路,总结经验,创新模式,探索新阶段符合甘肃省实际的农村扶贫开发模式。     

江西省产业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作为扶贫开发的战略重点,产业扶贫在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增加贫困农户收入、带动贫困农户脱贫致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实地调研,分析了江西省产业扶贫中的农户小规模经营、主导产业规划与一般产业规划重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创新产业扶贫模式与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因地制宜选择发展模式与加快农户脱贫致富步伐、调动农户生产积极性与保障粮食安全、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与科学推进产业扶贫工作等加强和改进扶贫工作的对策。     

云南省兰坪县河西乡普米族贫困问题研究

当今世界,贫困问题是阻碍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我国,贫困现象的存在已成为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特别是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此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因此,贫困是我国现在面临的需要迫切解决的难题。自农村改革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出现了持续下降趋势,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逐渐摆脱贫困。但在中国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贫困问题还处于尚待解决的阶段。云南省是中国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之一,通过对云南省兰坪县河西乡普米族进行实地调查,阐述了普米族农民的贫困现状,并且针对普米族摆脱贫困问题提出几点意见。     

欠发达地区农产品供应链发育与农户减贫增收的关联效应研究——基于西部12省(区、市)2002-2012年面板数据的实证

针对小农户融入农产品供应链发展对农户减贫增收效应问题,以西部12省(区、市)为例,根据2002-2012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欠发达地区农产品供应链发育度与农户减贫增收之间的关联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产品供应链发育度与农户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关联效应;在构建的农产品供应链发育度评价指标体系中,第一产业产值比、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人均农业GDP、平均农膜用量、平均柴油用量、灌溉面积比对欠发达地区农户减贫增收均具有显著影响。     

关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思考

脱贫攻坚是贫困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推进乡村振兴也有利于从根上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和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在乡村振兴的起始阶段,如何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立可持续脱贫的长效机制意义深远。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应在战略、责任、政策、工作四个层面有效衔接,要重视战略部署和规划,坚持将“精准”思维同时贯穿两个战略,充分吸纳脱贫攻坚中具有实效的体制机制,政策上要做好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扶贫减贫”与“惠农支农”的衔接;在工作上全力推进产业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加大农村基础设施、人才队伍、乡风文明建设,以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脱贫攻坚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农村减贫 ——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工作.利用2008—2017年中国除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外的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构建邻接矩阵和反地理距离矩阵,在进行空间相关检验的基础上选择相应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密度对农村减贫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省级层面上,农村贫困水平表现出显著(P<0.0...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分析——基于重庆涪陵的实践检验

【目的/意义】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尚未得出一致结论,基于对重庆涪陵的实践分析,探讨通过做好政策保障以提升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方法/过程】以涪陵区2004-2018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相关数据为基础,通过运用多元回归法分析涪陵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结果/结论】结果显示: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利于农民减贫;提高人力资本密集度有利于增强农民的挣得能力。要提升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这就要求: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提升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提高乡村自治与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动力;完善社会扶贫协作联动机制,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制度保障。     

精准扶贫背景下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与机制分析——基于粤东西北地区12市的实证研究

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推进,我国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后扶贫"时代,巩固脱贫成果和助力乡村振兴需要普惠金融发挥更大作用。本文在测度精准扶贫时期粤东西北地区12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减贫增收,且对农村低收入水平群体的减贫增收效应要大于中高收入水平群体。但是对于农村低收入水平群体,减贫增收效应主要通过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来实现。为此,提出改善普惠金融供给结构、优化供给方式,深化发展"普惠金融+产业项目"的产融结合扶贫模式和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素质等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影响研究

随着现行标准下我国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将成为新时代扶贫工作的重点,因此发挥数字金融优势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A-F方法、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探讨其影响机制和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农户使用数字金融占比为39.7%,说明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数量仍相对较低。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以脆弱型和一般型相对贫困群体为主,发展能力已成为缓解相对贫困的关键维度,西部地区仍是我国相对贫困的集中区域。数字金融能够有效减缓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对脆弱型多维相对贫困缓解效果更好,从不同维度来看,数字金融对缓解发展能力贫困和经济能力贫困影响程度更深;进一步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高农户金融素养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现象。从异质性分析来看,数字金融能更好降低东部地区的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发生概率。据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数字化建设,加强数字金融相关知识技能的宣传与针对性指导,推进数字征信在农村地区发展等政策建议。     

安徽省农村扶贫开发的阶段特征、成效经验与政策展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安徽省农村扶贫开发经历了解决生存性极端贫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驱动群体性减贫、规模化开发式扶贫、综合扶贫开发及精准扶贫五个阶段，总结出了党的领导、政策组合、资金整合、聚焦重点、多方合作、激发动力等经验，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安徽还需夯实脱贫攻坚成效的基础性工作，建立防止返贫工作机制，完善巩固脱贫成效保障措施，着力提升财政资金管理水平和政策成效，切实加强组织保障等相关扶贫政策，巩固安徽省脱贫成效，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基础。     

心理贫困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介绍了心理贫困的定义及我国农村心理贫困的现状,心理贫困在我国农村表现为乡土主义观念严重;小农意识强;身份认同焦虑。分析了心理贫困影响农民行为模式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因,心理贫困影响农民改变现状;影响农村人口结构;影响农村正常秩序。提出了消除农村心理贫困的对策建议：一是增强农民主体意识,改善农民心理感受;二是协调城乡发展,增加农民社会认同度;三是加大文化建设投入,提高农民素质;四是开放思想,鼓励劳动力的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