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昌经济区耕地保护实施效果评价

以耕地保护为目标层;耕地数量、耕地质量、可持续发展为准则层;耕地数量变化、人均耕地面积、复种指数、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人均粮食保障系数、单位机械动力投入量等为指标层,构建了一套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并综合运用专家打分法和因子分析法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将1996-2007年乌昌经济区的耕地面积、粮食产出、经济发展等数据标准化后,建立了乌昌经济区耕地集约利用总体评价模型,从综合耕地数量、耕地质量、可持续发展3方面分析了乌昌经济区耕地保护政策的总体实施效果。结果表明,乌昌经济区的耕地保护实施效果总体来说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在2000-2003年存在一定的波动性,2004年至今处于稳步上升阶段,2007年为最大值0.779,1996年为最小值0.242,1996-2007年的平均得分为0.454;耕地保护工作从最早的严格控制耕地数量,然后关注耕地质量,再逐步过渡到耕地可持续利用上来。     

耕地集约利用动态评价及障碍因素诊断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本文从投入强度、利用程度、产出效果和持续状况四个层面构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分析了1994-2008年河北省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及障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1994-2008年河北省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大致经历以下三个阶段,1994-1999年为波动阶段;2000-2003年为平稳阶段;2004-2008年为上升阶段;(2)1994-2008年河北省耕地集约利用的障碍因子主要为人均耕地、劳力投入、复种指数、地均产量、劳均产值和非农指数。从长远来看,人均耕地和劳力投入的障碍度呈上升趋势,非农指数的障碍度呈下降趋势。最后,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了提高耕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的对策建议     

新疆1995~2013年农用地生态位变化分析

在生态位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土地生态位模型,从农用地的数量、经济效益的态和势对新疆农用地生态位进行了测度和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牧草地数量生态位最高,其次是林地、耕地、园地,牧草地数量生态位处于波动下降的态势,林地、耕地、园地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耕地和园地经济生态位最大,其次是牧草地和林地,耕地和园地生态位呈波动下降的趋势,牧草地和林地呈波动上升的特征。     

基于Morlet小波的河北省耕地数量动态分析

使用1949~2006年统计数据,求出耕地数量、GDP、人口和粮食产量逐年变化率,选择Morlet小波对其作多尺度分解。结果表明:各要素均存在多尺度波动周期;15年尺度为耕地数量、人口和粮食产量波动的主周期,5~10年尺度为GDP波动主周期;1978年以后耕地数量和人口数量波动呈负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后耕地数量和GDP表现出负相关,大量耕地被占用是启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正确处理GDP增长和土地利用的关系,加快绿色GDP增长,进一步落实好国家的人口政策,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之道。     

中国耕地数量变化与耕地保护政策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耕地数量的统计数据和耕地保护政策的颁布、实施为基础,借助经济计量学理论以及Eviewes 5.1软件,运用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等分析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耕地数量变化与耕地保护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显示:(1)耕地数量变化与耕地保护政策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机制在制约着变量的运动,使二者之间短期内的偏离不会太远,长期则会走向均衡;(2)耕地数量变化与耕地保护政策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即耕地数量变化是耕地保护政策的Granger原因,而耕地保护政策不是耕地数量变化的Granger原因.(3)脉冲响应以及方差分解表明,耕地数量变化对耕地保护政策具有较为持续的促进作用,且作用程度随着滞后期的加大而加强;耕地保护政策具有较强的惯性,主要受其自身以前水平的影响,因此耕地保护政策对耕地保护的促进作用不太显著.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因此,应制订长期而非短期的策略,强化耕地保护政策理论研究,加大耕地保护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力度,这是解决耕地过快减少问题的重要途径.     

我国耕地保护绩效定量研究

根据修正后的耕地面积数据(1978-2012年)和耕地保护相关的经济社会因素,构建耕地数量变化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在对耕地保护政策发展历程、现有体系分析的基础上,依据该模型对我国35年来耕地保护政策的绩效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我国耕地保护政策绩效显著,35年共遏制耕地减少面积250.96万hm2,遏制耕地减少贡献率达17.35％;耕地保护政策绩效有着明显的时间差异性,不同阶段政策遏制耕地减少的贡献率差异明显,但在耕地保护政策发展的4个阶段,政策遏制耕地减少的贡献率是逐渐上升的,说明耕地保护政策在不断的发展,耕地保护政策的绩效在逐渐发挥.在2003-2012年阶段,耕地减少面积逐渐稳定并降至多年来的最低点,同时政策遏制耕地减少的贡献率达到峰值,表明耕地数量保护的目标绩效显著,达到了顶峰.建议未来的耕地保护工作需要突出耕地的质量建设和生态建设两个着重点.     

基于灰色综合评价法的甘肃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分析

构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灰色综合评价模型,并基于2010-2012年的相关数据,对甘肃省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价分析.结果表明:甘肃省的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在逐年上升,且在2012年,综合能力呈现大幅度上升:各项要素中农业科技创新投入能力是影响甘肃农业科技综合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其中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和省级农业科技项目经费是主要影响甘肃省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两项要素.     

新疆耕地资源态势演变分析

利用1996～2005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分析了新疆近年来耕地态势演变、区域差异及其生态环境效应,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研究了新疆耕地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因子.结果表明:近年来新疆耕地数量呈波动变化态势,总量稍有增加,但人均耕地占有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耕地数量变化区域差异明显,且产生了不良的生态环境效应.人口增长及城镇化是耕地变化的首要驱动因子,农业发展与农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及政策因素对耕地变化也具有重要驱动作用.研究对新疆农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基于熵权法的河南省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测度研究

文章根据新时期现代农业的内涵和特征,构造了一套客观、全面地评价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以河南省1990～2009年的各指标数值为例,运用熵权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计算河南省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和各子系统发展水平指数。研究结果表明,除少数年份以外,1990年以来河南省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但可持续发展水平波动比较剧烈。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了严格执行耕地保护制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科技兴农战略、拓展农业产业链条、适度推进农地流转等政策建议。     

基于政策量化的我国耕地保护政策效果评价

【目的】通过政策量化,定量评价 1996—2017 年我国耕地保护政策效果,计算耕地保护政策贡献率,检验耕地保护政策发挥的作用,为发展和完善耕地保护政策体系提供依据。【方法】从政策力度、政策目标、政策措施 3 个维度对在 1996—2017 年内起作用的耕地保护相关政策进行量化,计算研究期内每年的耕地保护政策强度指数,结合耕地面积和耕地保护相关社会经济因素,构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在对我国耕地保护政策发展历程梳理的基础上,根据模型定量分析 1996—2017 年耕地保护政策效果。【结果】1996—2017 年我国耕地保护政策保护了相当于 2017 年 1.59% 的耕地,占 1996—2017 年耕地减少总量的 24.47%;1996—2003 年我国耕地保护政策保护的耕地相当于期间耕地面积减少总量的 18.14%;2003—2017 年我国耕地保护政策保护了相当于 2017 年 0.70% 的耕地,占 2003—2017 年耕地减少总量的 44.37%。【结论】我国耕地保护政策切实有效,在耕地保护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需长期坚持;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发展,我国耕地保护政策的数量保护体系在 2003 年后逐渐完善、成熟,今后在把更多精力放在耕地质量、生态保护的同时,应继续维持或强化耕地数量保护的力度。     

江苏省耕地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

应用能值分析理论,通过计算、对比江苏省1996-2005年耕地生态经济系统能值评价指标,分析了江苏省耕地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投入产出结构及发展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在研究时段内江苏省耕地利用系统处于弱可持续发展阶段,且由于经济反馈能值投入比例失调、“重产出,轻保护”、耕地利用环境污染加重、耕地数量减少质量降低、耕地生态系统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弱等,其可持续性有减弱趋势。为促进江苏省耕地的可持续利用,应从调整耕地能值投入结构、加大农业科技及基础设施投入、治理工农业污染以及严格耕地保护政策等方面入手。     

我国耕地数量变化与耕地保护政策关系的计量研究

摘要依据国土资源部《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报告》《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等数据,选取耕地数量变化和耕地保护政策两大指标,借助经济计量学理论以及Eviewes5．1软件,运用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等分析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数量变化与耕地保护政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耕地变化与耕地保护政策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机制在制约着变量的运动,使二者之间短期内的偏离不会太远,长期则会走向均衡;耕地变化与耕地保护政策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即耕地变化与是耕地保护政策的Granger原因,而耕地保护政策不是耕地变化的Granger原因;脉;中响应以及方差分解表明,耕地变化对耕地保护政策具有较为持续的促进作用,且作用程度随着滞后期的加大而加强;耕地保护政策具有较强的惯性,主要受其自身以前水平的影响,耕地保护政策对耕地数量促进作用不太显著。因此,解决耕地过快减少问题的重要途径应是制定长期策略,强化耕地保护政策理论研究,加大耕地保护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力度。     

从耕地需求底线角度解析甘肃粮食安全问题

利用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底线对甘肃省1978-2007年的粮食安全进行评估,结果表明,30年来甘肃省的粮食基本处于不安全状态．造成这种结果与耕地数量和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复种指数低、种粮比较利益较低等因素相关,针对甘肃省耕地资源的现状和变化状况,提出应该保护耕地资源、提高复种指数、增加投入、开发荒地资源等对策,以确保甘肃省粮食安全。     

甘肃省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研究

从耕地集约利用内涵界定出发,以甘肃省耕地自然条件和现状数据为依据,从耕地投入强度、利用程度、产出程度和可持续利用状况等4个方面构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多因素综合评价和聚类分析等方法对甘肃省各地区耕地集约利用现状水平进行评价,并对引起不同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原因进行探究。揭示了甘肃省各地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规律和影响甘肃省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各指标之间以及它们与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之间的关系。     

南和县域耕地集约利用评价及障碍因素分析研究

为探究耕地利用中的主要障碍限制因素,实现耕地的集约高效利用,以河北省南和县为例,基于2003年、2008年及2013年耕地利用数据,从耕地投入强度、利用程度、利用效率以及持续状况4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采用加权和法对耕地集约利用情况及变化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采用协调度指数和障碍度指数对南和县耕地集约利用各因子的协调程度及对耕地集约利用的障碍程度进行了评价和时空特征分析。结果表明:2003—2013年,南和县各乡镇的集约水平有所提高,集约利用等级逐渐由低级向高级转化;集约利用等级相同的乡镇呈现出集聚连片分布和数量逐年扩大的特征;南和县及其各乡镇的因素层因子间的协调度逐步增加;各乡镇的最大限制因子是投入强度,最小限制因子是持续状况。这为南和县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     

云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分析

从省域和市(州)2个尺度以及耕地集约利用最本质特征——投入和产出两方面入手,选取粮食播种面积、中间投入指数、粮食单产、复种指数等指标深入研究云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显示:1996 ～ 2012年云南省耕地集约利用度整体上升,但因迪庆、怒江、丽江和西双版纳等区域受自然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综合影响,耕地集约利用度有所下降.云南省整体投入强度上升,但因劳动力大量转移,资本投入的增加不能完全弥补劳动投入的减少,故出现像玉溪这样大量投入资本而耕地集约利用度未能有效提高的情况.国家应提供相应政策鼓励农户在生产活动中劳动和资本投入的积极性,以保证耕地产出的持续性.     

基于区域竞争视角的我国粮食安全与制度创新

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意义,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十分严峻.从区域粮食供求失衡视角出发,分析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粮食生产的比较利益低、空间布不对称、区域间利益关系不协调,地方政府在保护粮食安全方面的搭便车行为,加剧了农产品价格波动与产销区间矛盾.为解决上述问题,我国应改革和创新以下领域:农产品流通体制、区域粮食储备制度、“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粮食生产补贴政策等.改革成效和问题并存,指出切实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可能的方向:建立耕地保护建立补偿机制,对耕地实行动态保护;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农产品流通体制;强化财政支农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强化农业科技投入等.     

基于PSR模型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目的]在时间序列上对乌鲁木齐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情况进行宏观评价.[方法]构建基于PSR模型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评价.[结果]从系统总层面上看,乌鲁木齐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从子系统层面分析,压力指标系统在研究时段内略有波动,整体上压力呈增强趋势;状态指标系统在研究时段内呈整体上升趋势;响应指标波动最大,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结论]乌鲁木齐市城市土地利用集约程度逐年在提高.     

安徽省耕地变化态势分析及保护对策

利用统计资料分析了 1978年以来安徽省耕地变化趋势 ,总结了 1990～ 1999年耕地变化特点 :1)年耕地减少数量大于新增数量 ;2 )人均耕地面积逐年减少 ;3)各项建设占用大量耕地 ,是导致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 4)水田面积相对稳定 ,旱地面积逐年减少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逐年增加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年际间有起伏。并提出了保护和永续利用对策     

不同类型农户对耕地保护的认知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227户农户的问卷调查

以山东省227户农户调查数据为依据,通过分组对比,分析不同类型农户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不同类型农户对耕地数量变化的认知存在差异,但农户总体认为近年来耕地数量有所减少,减少的耕地主要作为建设用地使用;(2)农户对耕地价值及相关耕地保护政策的认知水平普遍较低,且不同类型农户对同一政策以及同一类型农户对不同政策的认知情况存在显著差异;(3)不同类型农户对于耕地保护的意愿均较高;(4)农户对耕地保护的认知差异受到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及年限、家庭收入、信息获取途径以及宣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研究认为当农户明确自身的主体地位,且其自身对耕地保护政策的认知程度与耕地保护政策目标相一致时,农户对于耕地保护的自觉性与积极性便会得到充分激发,从而实现耕地资源持续高效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