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又是从经学思想中升华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宋明时期许多理学家的语录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这些语录反映了对理学家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由于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理学家的一个最终目     

抗击时流，守护经学——陈鼎忠的经学研究与《六艺后论》的经学思想

陈鼎忠是现代湖湘著名学者。他在疑古惑经思潮激荡的民国年间，坚持经学研究，甚至抗击时流，在《六艺后论》中批评疑古、惑经、非圣的思想主张，竭力维持经学的独立与尊严。尤其是在经学难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继续存在于现代文教体制的时代，他图谋构建“经之囊括万有”的学术文化新格局，想为经学在现代学术文化体系中谋取一席之位，乃至恢复经学统御众学的昔日荣光。陈鼎忠等现代学人在艰难时代守护经学的贡献，值得后人珍视。     

经学方法与古代农书的编纂——以《齐民要术》为例

作为中国古代有重要影响的农学巨著,《齐民要术》的农学研究方法深受传统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其采用的“采捃经传”和“验之行事”的农学研究方法同儒家的经学方法———既崇尚经典又重视实际考证的儒家经学传统是一致的;《齐民要术》之后几部大型综合性农书的研究方法与儒家经学方法之间也存在类似的一致性,而《齐民要术》本身对这些农书的影响亦是儒家经学方法影响作用的体现。因此,对儒家的经学方法的运用成为《齐民要术》及其之后我国古代几部大型综合性农书之间一脉相承的农学研究传统,古代农书的研究方法上体现出明显的儒学化特征。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否抑制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晚清以来,我国学术研究的重心由经学转入史学,就是所谓“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在学术演变过程中,“蜀学”也发生了这一“转型”,但没有与学术“主流”同一步调地将经学“边缘化”。以廖平、蒙文通、李源澄等为代表的蜀中学人坚守经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把经学作为中国文化“根荄”的思想未尝有变,“六经皆史”的思想也始终未被他们接受,在经史之辩的积极回应中,彰显着“蜀学”的独特个性。     

道在求其通,解经须性灵——一代通儒焦循的经学思想

文章从“考据不是经学”、“实测与贯通”、“惟经学可以言性灵”三个层面,探讨了乾嘉学者焦循的经学思想。文章指出:焦循对当时“考据”学风的批评,体现了当时经学信仰与学术客体之间的某种紧张。焦循提倡实测与贯通,则开创了一种注重过程研究的经学研究方法。焦循强调无性灵不可言经学,走上了经学与子学的整合之路,为乾嘉以后经学研究转向多元化提供了新的经学诠释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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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乾嘉学派”似乎已经暗示了经学现代化的某种可能,然而其以“小学考据”替换“经学诠释”甚至发展为“语典之学”,却无形中对经学本身造成了冲击。而“古史辨派”则以其所标榜的“疑古”精神,意图明确地想要推翻传统经学的根基。但是,在“后批判”时代的今天,利科有关“第二朴真”的命题却为我们重拾经学信仰提供了某种新的契机。此外,西方的现代诠释学,也为“经学”向“后经学”的转变准备了必要的理论资源。     

“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简评

“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阐旧邦”是冯友兰一生的学术活动方向,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哲学,二是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始于二十年代,直到逝世,贯穿其一生。他在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是《中国哲学史》、《新原道》、《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下面予以简单评述。 《中国哲学史》     

国学与经学的几个问题

分析了国学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时间,对当前“国学热”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精辟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而儒学的核心则是经学,并认为经学的成立时间非常早,六经在先秦早就成立,孔子删述六经,经和经学早就存在。对汉代古文、今文、经学、谶讳之学、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义疏之学以及宋代的经学、清代经学等都提出了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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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构建是面向21世纪的中西哲学走向对话与融通的具体路径之一，如何理解现代文化中的经典现象与古典意义上的“经”及其学术，是进入中西差异、古今交错之复杂的经典观念丛林的第一道门。文章以儒家经典诠释的相关线索为例证，探讨了经典的流传性及其作为活的思想源泉的本质特征，对经典的意义如何实现扩展以及典范转移的问题、经典所具有的恒常性与时代转换问题等，均做了一定的分析，并对传统经学与现代诠释学的结合进行了展望。     

胡适的哲学史观初探

胡适的哲学史观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史观演变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明确地界定了哲学史的含义、对象和目的;（二)在哲学的起源上坚持杜威的“问题说”;（三)在哲学的发展根据上坚持多元的因果观;（四)把哲学方法看作哲学史的中心问题和内的线索;（五)对中国哲学的传统进行现代审视，尝试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     

从历史散文的嬗变看《史记》的四栖形态

综观先秦两汉历史散文的嬗变轨迹,我们发现文学、史学、哲学、经学四种要素在其间起伏消长,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核心化或边缘化的地位.先秦历史散文的叙事态度主要表现为经学性或史学性的,到了<史记>文学质素强化,史学意识自觉化,哲学精神核心化,经学层面边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开创了一个时代,也结束了一个时代.     

论王闿运以礼自治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经学史上,王闿运的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提出"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观点,强调通经致用,并指出诸经所言皆是礼,以礼治人必须先自治。五经之中,王闿运独崇《春秋》,认为致用之道在《春秋》,其思想的重点在于礼与乐盛,修文德,崇礼让,尚义轻利,邦国和谐,这与我们所认知的晚清公羊学家有明显的不同。     

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

牟润孙博通经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作出“经学皆史学”的论断,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经史合一的史学”说,堪称晚年定论。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史学西化,力矫时弊,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期望恢复“经史合一的史学”,融经学入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     

礼乐文明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是经学,而六经又以礼为本,礼乐文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传统的礼乐文明是构建现代礼乐文明的重要来源及基础。礼乐文明有助于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曹元弼先生《经学文钞》礼说初识

曹元弼先生近世鸿儒,博通经传,《诗》《礼》传家,而天性纯笃,孝弟力行,经师人师,足为后世士人矜式。其经义礼教,一出悲天悯人,爱人之德,表为学说,乃至经纶人道,所谓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洵之谓也。其主持两湖书院,讲经授业,必承师法,实事求是,所编《经学文钞》十七卷,虽成书于颠沛流离之际,天下多事之秋,而精心编撰,体例完整,系统分明,无异经学总集,乃经义之学之巨薮,可谓不凡。其中论《礼》者凡三卷,总归会通,起敬起孝,礼之为教,本出天衷。此中华经学与礼教之精义,具见此钞。故虽见弃百年,苟圣人横空而出,必能再显此钞之辉煌者也。自今以后,修齐治平者,必有所取焉。     

晚清瑞安孙氏家学研究

瑞安孙氏家族是南宋永嘉学派在晚清复兴的启动者。孙氏家学长于《礼》学,尤精于温州方志研究。孙氏两代“经世”观都是以经为本,兼重史学,但在对待西学和诸子学上的态度迥异。孙衣言对诸子学,尤其对西学是极其排斥的,但在孙诒让的学术思想体系中,却为诸子和西学给予了一定的空间。孙氏两代“经世”观的差异表明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之学发展至清末,已不再限于传统的“通经致用”、“以史致用”,而是会通中西,旁通诸子,推动了儒学形态的近代化与传统学术的转型。     

土壤微生物燃料电池电极微生物分析及其运行 对水稻生长活性的影响

采用盆栽水稻试验,研究微生物燃料电池电极富集微生物种类及其运行对水稻生长活性的影响.用双层琼脂平板法对阳、阴极碳毡微生物进行培养,通过平板计数法计算碳毡富集微生物数量.通过细菌个体形态、生理生化试验及16SrDNA分析确定其分类地位:用称重、a-萘胺氧化法研究微生物燃料电池运行(闭路组)对水稻生长活性的影响.成功构建微生物燃料电池.闭路组阳极细菌B1、B2和B3总量是3.4×108 CFU·g-1,其中优势微生物B1为2.9×108CFU·g-1.开路组(组装有微生物燃料电池,但处于断路状态)阳极细菌B1、B3和B4总量是1.5×108CFU·g-1,其中优势微生物B3为1.1×108CFU·g-1,闭路组与开路组阴极都只培养出B3和B4,闭路组阴极B4数量是开路组的7倍;闭路组与空白组(未组装有微生物燃料电池)、开路组相比,在水稻须根数方面无显著差异,但在植株鲜重、干重及根系活力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在所有分析指标中,空白组和开路组间无明显差异.微生物燃料电池(MFC)运行能促进水稻的生长和产电微生物B1(Bacillus subtilis)和B2(Bacillus sp.)在阳极碳毡的富集.     

中国古代民众阅读的演进——阅读目的性的分化和阅读内容的多元

以儒家经典为主导的正统阅读是中国古代阅读的主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文化的进步,阅读行为出现了由“官”向“民”的下移和扩展,不仅阅读人数大大增加,而且阅读目的性和内容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在儒家正统阅读为主流的大背景下,分化出了许多支流,构成了中国古代民众阅读演进的又一重要特征:阅读目的性的分化和阅读内容的多元。研究古代民众阅读状况,对今天的阅读型社会有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