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影响效应——基于宁夏的农户调研数据

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将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的扶贫工作新阶段,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应至关重要。本文利用宁夏3县区9村426户田野调查数据,运用熵值法、A-F法、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在测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识别多维相对贫困家庭的基础上,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宁夏农村地区经济维度的“贫”已基本得到消除,但健康、教育、安全饮水和卫生厕所等因素导致的相对之“困”依然严峻。农户在数字普惠金融的结算、储蓄和信贷服务已有部分涉及,但对互联网投资、互联网保险等深层次金融业务的参与尚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权重下的相对贫困均有显著的减缓作用,并且随着剥夺维度提升其减贫作用呈增长态势。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电商意愿及行为、增强健康意识、促进消费进而达到缓解相对贫困之目的。因此,为减缓宁夏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状况,需注重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与农村生活标准改善,深化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助农作用等。     

“后扶贫时代”下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基于CHFS2019的实证分析

全面小康后我国进入“后扶贫时代”,数字金融的使用对缓解多维贫困具有重要价值。采用CHFS2019年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机理及其异质性。研究显示,数字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户多维贫困,金融能力的提升是重要应用机制。具体而言,数字金融对“收入能力贫困”这一维度的影响效应最大,网购这种数字金融使用行为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减贫效应在空间和个体上均存在“数字鸿沟”。据此建议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和积极推广引导农户使用数字金融技术,最后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尽量消除其负面影响。     

后脱贫时代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测度与治理

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是后脱贫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从经济条件、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3个维度,探讨中国农村地区多维相对贫困程度与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地区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显著改善,贫困程度均得以缓解;从时空演变来看,中国多维相对贫困呈“东中轻、西重”格局,且多维相对贫困程度呈逐年下降趋势;从多维相对贫困指标来看,生态环境维度的各指标相较经济条件和社会保障维度未达到贫困标准的省份较多。基于此,要统筹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并重。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CD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助力提高农户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的关键,对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6省11县(市、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OLS模型、Probit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减贫增收和收入分配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作用机制,并进行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各县中等水平之下,并且发展呈现明显地区差异。43.9%的农户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农户收入存在有提升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减少农户相对贫困的可能性并降低村庄层面相对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作用更明显,能够改善农户收入分配问题。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指标对贫困减缓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差异,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的增收效果更好。此外,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建议持续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快县域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强数字金融教育开展力度,让数字红利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弱势群体,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合作参与、社会资本积累与农户相对贫困缓解——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为例

合作参与是增加农户社会资本积累、提升农村贫困人口可行能力,进而缓解相对贫困的重要方式之一。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以河南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为例,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率和农户相对贫困水平,探讨合作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样本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率为17.6%,参与度较低;63.6%的农户存在任意3个及以上相对贫困指标被剥夺,相对贫困水平较高。合作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发生相对贫困的概率会降低22.9%,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考虑内生性后,结论仍然成立。合作参与通过增加社会资本积累缓解农户相对贫困,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是其主要的传导机制。同时,户主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和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经历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出要加强和完善农村合作组织建设,增强农户对合作组织减贫的信念,充分发挥农村合作组织的益贫性功效,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     

西藏农牧区相对贫困测度与分解

采用Alkire-Foster多维贫困指数的分析方法,基于拉萨市农牧区民生调查数据,对拉萨市农牧区总体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分析,总体来看,拉萨农牧区扶贫效果显著,贫困发生率有所下降,多维贫困发生率较高.农牧区在教育维度上被剥夺程度明显,纯牧区的多维贫困指数高于纯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在维度和指标分解上教育维度的贡献率最高,其...     

多维贫困测量的概念、方法和实证分析——基于我国9村调研数据的分析

贫困的概念经历了由一元向多维度的扩展,传统单维度测量方法的局限性使得其无法解释贫困的现象,而多维方法有助于我们理解贫困的本质特性,包括复杂性、模糊性和渗透性等。在多维度贫困测量的框架下,简要回顾多维贫困测量的概念和方法,并利用A-F贫困双重识别方法对我国9个村的农户贫困状况进行了收入、教育、健康、住房和社会关系5个维度的测量。9村中3.3%的农户存在不少于4个维度以上的贫困,高于2010年我国的国家贫困发生率2.8%,而且农户在教育、健康、住房维度的平均多维贫困发生率要高,不同的村庄多维贫困发生率不同,其中四川云梯村和云南南美村的多维贫困发生率较高,平均多维贫困发生率都超过了20%。农村扶贫政策需要考虑到教育、健康和住房方面,使得贫困地区共享发展的成果。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构建探究——基于贵州抽样调查问卷验证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起点上,共同富裕成为新的目标。“脱贫攻坚目标实现后,我国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彻底解决,但是相对贫困、相对落后仍会长期存在”。相对贫困表现出与共同富裕目标相悖,与乡村振兴不相和谐的一面。探究相对贫困的衡量及其治理对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价值。本文分析了农村相对贫困内涵及特征,参考国内外有关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在我国精准扶贫考核指标的基础上探索构建了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并以贵州为抽样地对构建的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标应用进行了验证分析。     

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测度、动态变化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分析

基于CFPS数据库实证探讨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水平和关键影响因素。结论如下：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总体先下降、后反弹上升，且不同地域分布的农户和不同家庭特征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农村贫困脆弱家庭中长期脆弱家庭和动态脆弱家庭也并存；农户家庭特征和外部发展条件显著影响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户主年长、家有患病人员、家有较多老人与未成年子女以及经历自然灾害等情况加剧家庭贫困脆弱性。户主高学历、家有较多劳动力，家庭成员参与医疗、养老保险以及家庭可便捷获取教育、医疗和信息服务，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效缓解。农民职业技能培训、耕地占有量和家庭社会关系网络及农村农业机械化与合作组织发展未产生有效的贫困脆弱缓解效应。     

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农户信贷约束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传统信贷和数字信贷的比较

近年来,在一些非洲国家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的数字金融被认为是拓展农村金融供给和促进农村金融普惠的潜在变革性金融模式。本文基于江苏省沭阳县253个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影响农户信贷约束的诸因素,以揭示数字金融发展能否降低农户信贷约束的程度。结果发现,在农村金融逐步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农户面临着传统信贷约束,也面临着数字信贷约束,但是数字信贷约束的农户占比相对较低。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数字信贷约束来说,影响传统信贷约束的农户与银行网点间的物理距离变得不再重要,而金融素养、数字金融发展和数字金融产品宣传变得更为重要。进一步探究农户不同类型数字信贷约束的影响因素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于供给型和需求型数字信贷约束都具有缓解作用,而金融素养对于缓解农户数字信贷需求型约束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加强农户金融素养教育、开展多元化的数字金融产品创新和加快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等政策建议,最终促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多维相对贫困测度及反贫长效机制研究——以沁水县为例

以山西省沁水县为例,采用A-F方法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对485户脱贫户微观调研数据进行了测度分析,研究表明:脱贫户普遍呈现多维相对贫困状态,各维度都有相对贫困的发生,不同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的贡献有所差异,其中经济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的贡献最高。以剥夺阈值k=4为分界线,对影响脱贫户相对贫困的因素进行二值Logit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各类因素对相对贫困的影响不同,其中帮扶因素对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显著。基于此,提出了构建现阶段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政策有效衔接为核心的反贫长效机制,包括多维相对贫困识别机制、促进持续增收的常态化反贫机制、"普惠"+"特惠"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机制、破除"贫困文化"的宣传教育机制,为巩固脱贫成效、解决多维相对贫困提供了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农村金融发展、农户增收和共享经济增长红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匹配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均,农户间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农户收入尚处于较低水平。48.0%的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为0,推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仍是一项严峻任务。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均正向促进农户收入增加,非农就业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渠道,中介效应占比为3.507%。另外,相较于财富较多的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富较少农户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建议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化建设,为不同农户精准提供数字金融产品;鼓励引导使用数字金融产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提高农户非农就业水平,进而带动农户收入增加。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经营组织雇佣的减贫效应

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内生转换Probit(ESP)模型,在反事实框架下分析了农业经营组织雇佣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处理效应。结果表明:农户的受雇状况(是否接受农业经营组织雇佣)对其多维相对贫困发生概率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负向处理效应。基于反事实假设下,若接受雇佣的农户未被雇佣,其多维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将上升19.4%;若不接受雇佣的农户被农业经营组织雇佣,其多维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将降低6.1%。样本总体的处理效应为-0.096,表明如果农户接受农业经营组织雇佣,其多维贫困的发生概率将降低9.6%。从群组差异性来看,对于那些学历水平较高、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高、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户而言,农业经营组织雇佣的减贫效应更为明显。据此,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视角提出激励农业经营组织增加雇佣机会、强化农户农业技能培训、改善利益联结方式等增强农户反贫困能力的对策建议。     

多维相对贫困测度及反贫长效机制研究——以沁水县为例

以山西省沁水县为例,采用A-F方法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对485户脱贫户微观调研数据进行了测度分析,研究表明:脱贫户普遍呈现多维相对贫困状态,各维度都有相对贫困的发生,不同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的贡献有所差异,其中经济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的贡献最高.以剥夺阈值k=4为分界线,对影响脱贫户相对贫困的因素进行二值Logit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各类因素对相对贫困的影响不同,其中帮扶因素对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显著.基于此,提出了构建现阶段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政策有效衔接为核心的反贫长效机制,包括多维相对贫困识别机制、促进持续增收的常态化反贫机制、"普惠"+"特惠"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机制、破除"贫困文化"的宣传教育机制,为巩固脱贫成效、解决多维相对贫困提供了参考.     

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分析——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我国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多元化现象普遍,从多维视角分析贫困问题对科学制定民族地区扶贫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Sen的能力贫困理论,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构建农户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利用A-F法对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和各维度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度进行测算和分析,探讨致贫原因。结果表明,南疆三地州农户家庭不仅在收入维度存在贫困现象,在受教育程度、健康、卫生设施、做饭燃料、安全用水等指标上也表现出较为严重的贫困状态。三个及以上维度存在剥夺的人口达到了89.1%,多维贫困程度达到了39.8%,多维贫困比收入贫困更为严重。虽然随着维度的增加,多维贫困覆盖率不断下降,但是贫困强度在逐渐加大;教育、收入和健康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分别达到了35.73%、19.37%和11.19%,是多维贫困产生的重要源头。未来反贫困工作的重点是大力投资教育,促进农牧民增收,加强医疗卫生保障事业的投入,改变并扭转贫困人口落后的思想观念,建立多维贫困精准瞄准机制。     

多维贫困视角下的河南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路径创新研究

通过对河南省淅川县90个深度贫困村进行实地调研,结果发现造成这些地区贫困的原因比较多,相较于一般地区的相对分散的个体贫困,其原因较为复杂,呈现出精神、能力、生态、病残、文化、权利等多维度深度贫困现状。精准帮扶中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农户多维贫困贡献率与多维贫困指数大小不一致、低收入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严重且在扶贫中受关注度不高、深度贫困地区农户思想保守落后与时代严重脱节。最后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     

乡村振兴视域下相对贫困治理对策研究

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消除了绝对贫困,也意味着治贫任务随之转变,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成为我国贫困治理的主要任务。但目前,我国相对贫困治理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存在风险、对相对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认识有待深化、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脱贫地区必须健全相对贫困常态化帮扶制度,提高贫困群体自主发展能力,建立脱贫地区特色产业体系,提高贫困群体风险应对能力,从而在新的征程中实现共同富裕。     

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多维贫困测量与帮扶精准度研究

为进一步摸清民族地区贫困底数,提高帮扶精准度,利用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和改进的Park瞄准数量缺口公式,以大小凉山彝区为例,本研究首先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算,接着对贫困农户"五个一批"帮扶精准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存在较为严重的多维贫困,以社保和生活条件最为突出;2)家庭特征对多维贫困有重要影响,户主为女性,户主文化程度越低,家庭人口越多,贫困剥夺愈加严重;3)与汉族地区不同的是,民族地区贫困更多表现为绝对贫困,盲目外出务工非但没有减轻贫困,反而加重了家庭负担;4)容易出政绩和进入门槛较低的帮扶措施做得相对较好,瞄准精度较高;5)整体上看,贫困帮扶中漏出问题比渗入问题更加严重。因此,接下来应有效衔接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多维识别和精确帮扶,并重点解决好绝对贫困、脱贫能力不足、贫困渗入和漏出等方面的问题。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

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本文选用2011—2020年新疆14个地州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新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新疆农村产业融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农村生活条件、城镇化水平等因素从不同程度上都作用于新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从不同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均对新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有推动作用,且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效果依次递增。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北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南疆次之,东疆最小,农业与经济越发达地区正向作用越强。据此,提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乡村数字化建设等建议。     

基于面板数据的金融扶贫效果探析——以安徽省为例

基于系统GMM方法的安徽省16个城市2010—2018年动态面板模型研究表明，金融发展规模对贫困减缓的影响要大于金融贷款效率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同时，贫困具有持续性，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减缓贫困，而经济增长也能起到减缓贫困的作用。金融扶贫作为扶贫攻坚尤其是农村扶贫措施的一部分，在促进我国农村产业发展、减缓贫困的进程中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从发展视角来看，今后亟待积极地扩展金融发展规模，进一步着力于完善征信体系，并切实提升对金融扶贫的有效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