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视角下农村垃圾问题治理研究

解决农村垃圾治理问题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农村垃圾治理中存在财政投入力度小、垃圾收运模式不完善、垃圾分类标准不统一、法制体系不健全以及尚未形成垃圾治理协同机制等问题。本文通过结合协同治理理论的框架,提出了改善农村垃圾治理问题的优化策略。     

从碎片化到协同:中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之路

解决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问题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针对当前中国农村生活垃圾管理存在的问题,认为农村垃圾协同治理,是降低垃圾管理成本、实现垃圾资源化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从垃圾治理主体、流程、政府职能分工以及政策等方面,系统探讨当前中国农村生活垃圾管理存在的"碎片化"问题。基于这些问题,按照系统管理的思维,运用顶层设计方法,构建农村生活垃圾协同治理总体框架;从主体整合、流程再造、区域协同、机制协调和信息共享5个方面,重点研究农村生活垃圾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本研究对构建农村垃圾治理长效机制、实现美丽乡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合作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合作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农业合作法律框架,农业合作的开展有着国际法律基础、区域法律基础和双边法律基础.农业知识产权、农业投资和农业标准是开展农业合作的重点,在农业合作过程中存在国际法律原则不协调、区域法律框架不适用和双边法律机制不完善的法律困境.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农业合作还需进一步明确农业合作的国际法律原则、构建农业合作的区域法律框架以及完善农业合作的双边法律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优化农业投资规则及增强农业标准的效力,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经济贸易的发展.     

我国畜禽养殖污染多中心治理典型案例与优化路径

传统的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模式以政府监管为中心,技术上高度依赖规模化水平,管理上政府与养殖场(户)成为对立博弈主体,加大了污染治理难度。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结合典型案例分析,发现种植企业、有机肥企业、污染处理中心(企业)参与对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污染治理成本产生积极影响,总结出改进养殖污染治理的基本路径。畜禽养殖污染治理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环境监管、政策引导、利益协调、服务购买等综合职能;构建养殖污染治理的多元合作机制,支持种植企业等建立起与自身生产经营相结合的经营型畜禽粪污收集处理体系,并结合区域治理需求补充公益型污染收集处理体系;应结合不同地区实际,择优选用附加值较高的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模式。     

我国耕地污染的现状及治理对策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耕地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描述了当前我国耕地污染的现状、特点,并阐述了当前耕地污染治理的困境,主要有政府对耕地污染治理的重视不够、缺乏对农业生产者耕地污染的行为约束机制、矿业污染已经成为耕地污染治理的痛点及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识不强,并提出耕地污染治理必须防治结合、尽快建立耕地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体系、拓宽耕地污染治理的资金来源渠道、逐步实施农业生产者绿色生产行为补贴、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意识等建议。     

基于设计科学理论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建构

[目的/意义]农村生活垃圾占据我国垃圾总量的"半壁江山",建立现代化的农村环境治理体系既是现实所需,也是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方法/过程]借鉴设计科学理论系统开发的宗旨,在综合分析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政策框架、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已有研究和地方生活垃圾治理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建构.[结果/结论]最...     

六国联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京都议定书》是一部限制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国际法案。该议定书中规定，工业化国家将在2008年到2012年间，使他们的全部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5％。限排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R）。去年2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即《京都议定书》生效。这对于美国和根据议定书的规定，在促进议定书所规定义务实施的同时，应启动新一轮气候变化谈判，以确定在京都议定书之后即2012年后国际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义务。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位，其人均排放量也高居发达国家榜首。因为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美国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可以预见，在即将来临的新一轮气候变化谈判中，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将面临更大的来自外界的压力。据外电报道，去年7月28日，     

粤港环境合作机制及其对我国其他区域环境合作的启示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整体环境质量不断下降,跨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跨界污染体现了污染的外部性特点及其与我国当前单一行政区划污染治理方式的矛盾,而行政区之间开展合作治理跨界污染是短期内以较小制度成本取得最优治理效果的合理选择,因此建立跨行政区的环境合作机制显得非常必要。粤港之间构建了有效的区域环境合作机制,在改善区域环境质量、治理跨界环境污染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从组织架构、协议保障、管理手段和支撑体系建设四个方面对粤港环境合作机制进行深入剖析,并基于此对我国其他区域的跨行政区环境合作机制的建设提出建议。     

基于区块链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信息管理及监管机制创新

针对当前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存在因机制不完备导致的治理信息安全隐患大、问题企业追责难、监管效率低下等问题,提出了基于区块链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信息管理及监管机制。在探讨区块链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系统结构协同和机制功能协同的基础上,搭建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Fabric联盟链框架体系,并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信息管理和监管两个方面进行了机制创新。研究表明,区块链技术的创新应用将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制度和模式上进行突破,保障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信息的安全性,促进相关利益主体行为得到有效监管,降低治理成本和复杂度,形成政府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间信息自由传递、流动的立体网络和治理逻辑。     

农业农村部与腾讯公司、中国电信集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大力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实践

正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要求部署,创新现代乡村治理手段,近日,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与腾讯公司、中国电信集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拓展信息技术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的运用,探索"互联网+"治理模式,着力提升乡村治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精细化水平,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合作框架协议,各方紧紧围绕推进乡村治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新命题和新路径

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是法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大重要环节。对乡村法规政策和现实情况进行梳理,厘清进入“后乡土社会”的乡村地区在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思考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新使命、新内涵和新场景,并提出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径。应在“乡政村治”的既有治理体系格局下加强关键领域立法,完善乡村法律制度体系,突出党领导下乡村居民治理主体地位,构建智慧治理机制,加强乡村地区司法保障,完善乡村地区法律服务体系,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布局与共同富裕总体目标。     

论社会救助法对纵向府际关系的调整

社会救助作为一项全国性公共物品,其主要的供给责任属于我国各级人民政府。社会救助法的公共治理应对国家权力的社会化,对该领域纵向府际关系的调整应当树立的理念是协同合作而非管制竞争。我国现行社会救助法制体系对纵向府际关系的调整呈现“事权与财力倒置”的趋势。这既造成行政权力错位,也给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带来挑战。建立合作型社会救助纵向府际关系需要明确各级政府具体职能,建立纵向府际协同机制,规范财政转移支付法定程序,这也是社会救助法实现公共治理的必经之路。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内生型乡村治理逻辑——基于安徽省S村合作社的个案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乡村治理建设模式的探索经历了多个阶段，虽然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政策侧重点存在差异，但从政策内容的演变过程来看，存在“多方参与共治”的发展趋势。S村在历史契机和各方因素的推动下，形成了乡村精英、农村合作社、村民主体多方参与的治理格局，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治理逻辑是乡村精英通过合作社来激发和凝聚乡村的内生动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社会资本的积累。这些社会资本一经产生便直接再投入到整个治理过程中去，促进村庄治理，形成循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合作社也可以形成良好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     

财务治理机制体系构建及其效率释放机理研究

公司财务的本质是产权价值流,产权价值流集中体现为财务价值链,而财务价值链的有效传导和流转离不开财务治理机制体系的协同运作。首先构建了以财务战略决策机制、财务激励创新机制、财务监督制衡机制为核心机制,以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机制为动态协调机制,以财务信息披露机制为保障机制的财务治理机制体系;其次,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了各治理机制促进财务治理效率强劲释放的内在机理。     

基于SMS的智能家居远程控制模块设计

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对参与主体异质性条件下的囚徒困境模型进行了探讨，求出了满足不同条件下的演化稳定策略，并对种群中个体异质性对演化稳定策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种群中选择相同策略的个体异质性差异越大，参与个体选择合作行为作为演化稳定策略的可能性就越大.极端地，当个体的异质性趋向于无穷大时，合作成为唯一的演化稳定占优策略，为现实大多数合作系统中能保持长期的一种合作稳定状态提供了合理地解释.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内控体系评价研究

采用AHP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陕西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内控体系各要素的影响权重及其完善程度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内控体系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依次为,公司治理结构,风险管理部门,信息管理水平,领导重视程度,员工素质以及风险责任等。现阶段陕西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内控体系的完善程度为中等偏上水平,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其中制度控制要素完善程度的评价最高,过程控制要素评价最低,说明陕西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内控制度相对健全,而全程风险控制理念尚未良好地贯穿于陕西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实践。     

Mediterranean action plan: an interim evaluation

The Mediterranean Action Plan is an extensive program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on technical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to pollution monitoring,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nd policy-making.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a regional monitoring network and legal instruments to protect the Mediterranean from pollution is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which provides a firm basis for continuing cooperative efforts.     

农村环境治理司法保障路径探析——以雅安市为例

乡村环境治理与民生福祉息息相关,妥善解决环境治理纠纷是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亦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司法作为解决乡村环境治理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理应发挥保障功能。以雅安市为例,剖析乡村环境治理司法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结出当前仍存在乡村环境法律规范不完善、司法制度仍未建立、司法组织建设较为薄弱等问题。从完善实体法律依据、设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提升司法主体参与意识和能力、完善基层环境司法队伍建设、健全司法专门化和巡回化体系、创新环境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提出完善乡村环境治理司法保障体系的路径。     

大数据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精准治理实施策略研究

精准治理是大数据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基本要求，对提高治理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可通过在思维、技术、制度和话语等方面下功夫，实施意识形态安全精准治理。在思维层面上，应切实树立起整体、关联、智能、预测、动态、共享的大数据思维；在技术层面上，应重点加强大数据实时处理、海量数据存储管理、交互式数据可视化、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等关键技术攻关；在制度层面上，应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大数据法律保障制度，健全意识形态问题的大数据风险预警制度、舆情应急制度；在话语层面上，应主动融入民众生活圈，精准捕捉民众兴趣点，巧妙转化话语表达方式，使其更具价值观的黏合性。     

公共财政中的生态补偿模式比较研究

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环境资源有偿利用的重要政策工具，选择合适的生态补偿模式对于我国的生态补偿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而我国生态补偿模式过多依赖政府主导，生态补偿的市场化交易模式发展缓慢。为提升生态补偿效率，我国的生态补偿应在优化政府补偿模式的基础上，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管理体制的健全和市场交易机制的激活来促进市场补偿模式的发展，实现生态补偿的政府主导和市场调节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