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的分区与时序

影响江苏省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因素南北差异巨大,开展全省范围内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和整理时序研究,对于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决策具有重要意义。该文构建了自然、经济、社会、土地和建筑5大因素17个指标的评价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了5个公共因子,计算了65个评价单元的综合分值,按评价值划定了5个分区并确定了整理时序。研究表明：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划定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并确定整理时序结果可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和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度对整理的影响最大;5个分区的总体分布趋势是苏南向苏北逐渐过渡;整理时序靠前的分区区位相对优越、经济发达,但整理成本较高,时序靠后的分区经济欠发达,但整理成本较低。该研究可为制定土地整治规划、确定土地整理项目提供决策依据。     

县域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潜力测算与时序分区

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关系到区域转型与城乡统筹发展,而充分调动相关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则是其关键。该文以如皋市为例,依据政策指标法测算各镇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并基于时间管理优先矩阵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先度判别矩阵,提出反映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相对重要性与紧迫性的区域重要性指数与紧迫性指数及评价方法,从各镇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的相对重要性和紧迫性程度出发对如皋市20个镇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的优先度进行判别,并进行时序分区,并针对各分区提出统筹建议。结果表明：1）如皋市未来9 a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为14 859.87 hm2,占现有农村居民点面积的46.73%和理论整理潜力的56.71%,各镇现实整理潜力之间具有明显差异,以长江镇和如城镇为最大,均超过1 000 hm2;2）如皋市20个乡镇可被划分为优先整理区、次先整理区、后先整理区和末先整理区4类,其中优先整理区现实整理潜力达3 598.04 hm2,次先整理区为926.87 hm2,后先整理区达4 539.31 hm2,末先整理区为5 435.64 hm2,仅优先整理区和次先整理区的总现实整理潜力就能满足如皋市未来9 a发展可能的建设用地需求;3）建议对优先整理区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予以资金扶持与指标倾斜,对次先整理区予以指标激励,对后先整理区政策引导与资金扶持并重,而对末先整理区以政策引导为主即可。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县、镇2级政府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积极性,为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规划以及居民点整理项目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植被覆盖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估算及实证

为合理估算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该文提出基于植被覆盖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新思路。借助植被覆盖率对农村居民点斑块进行分类,通过分析抽样农村居民点斑块的植被覆盖与内部用地结构得到整理潜力修正系数,从而建立基于植被覆盖率修正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估算模型,并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为例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门头沟区无整理潜力的农村居民点占大多数,具有整理潜力的农村居民点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乡镇,并且这部分农村居民点多远离主干道;山区具有中、高整理潜力的农村居民点略多于平原、浅山区,而低整理潜力的农村居民点明显多于平原、浅山区;门头沟区规划整理的农村居民点内部包含有大量农用地,其中建设用地比例只占63.19%～71.54%,但是,第二次土地调查将整个农村居民点都作为建设用地调绘;因而,一些不考虑植被覆盖修正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方法夸大了整理潜力,放大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效果。该文为进一步合理估算农村居民点整理理论潜力提供参考。     

基于农户意愿分析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分区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优化居民点空间布局、改善农村环境及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重要手段,开展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研究,对农居点整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南京市江北新区桥林和星甸街道为例,在农户意愿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居民点整理潜力,从整理迫切性、整理能力等角度选取关键指标,构建了农居点整理时序指标评价体系。基于评价结果,对研究区进行村域尺度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分区。结果表明:(1)桥林和星甸街道可整理的理论潜力2 594.02hm~2,整理潜力较大,且各村整理潜力存在显著的差异;(2)对农户意愿影响较显著的因素有:补偿满意度、家庭收入、政策执行满意度、户主职业、邻里关系、现有宅基地面积、搬迁以后的生活成本及从众心理,结合指标获取难易程度及代表性,选取了表征农户意愿的指标。(3)研究区可分为优先整理区、重要整理区、次要整理区及最后整理区4类,它们可整理的理论潜力依次为718.63hm~2,861.85hm~2,875.70hm~2及136.03hm~2。     

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初步研究

本文从定性、定量两方面分析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的必要性,从农村经济现状、投资效益分析两方面论证了其可行性,并对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的原则、模式和实施措施进行探讨。     

重庆市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先性评价研究

深入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先性评价与分区,对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有序进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先性评价指标体系,综合采用层次分析法与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对重庆市39个区县的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先性进行评价与分区。结果表明:重庆市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先性差异显著,优先性指数介于0.161 0～0.767 6之间。双桥区、江北区、九龙坡区、南岸区、渝北区、大渡口区、沙坪坝区、北碚区、长寿区、璧山县10个区县为优先整理区;荣昌县、永川区、巴南区、江津区、合川区、万州区、大足县、铜梁县8个区县为重点整理区;涪陵区、忠县、南川区、梁平县、潼南县、万盛区、垫江县、开县、石柱县、綦江县、丰都县、秀山县、云阳县、黔江区14个区县为中等整理区;酉阳县、奉节县、巫溪县、彭水县、武隆县、巫山县、城口县7个区县为生态型整理区。     

基于区位条件分析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选择

农村居民点整治是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农村居民点区位条件的优劣是采取何种整治模式的重要依据。该研究以农村居民点(斑块)为研究对象,选取了居民点与县城、建制镇、聚居区、县级以上公路和河流的距离及引力值、居民点所处地形条件等区位因素构建了区位评价指标体系并以甘肃省临夏县北塬地区为研究区,运用ArcGis9.3的NERA工具和统计功能,评价了该地区农村居民点(斑块)的区位条件并进行分级。在不打破村界的基础上,对居民点区位条件总分值进行面积加权求和,求取各行政村的区位条件总分值,并根据频率突变点将区位总分值划分成5个等级,根据区位等级的高低并结合不同区位条件下各居民点现状特征以及区位限制因素提出了与区位等级相对应的整治模式。研究结果强调区位条件主导下的整治模式同时综合考虑了不同区位条件农村居民点的优势和劣势,不同整理模式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可为当地的新农村建设、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提供有效参考。     

江苏省江都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研究

以江苏省江都市为研究区域,从居民点景观布局,整理居民点能力和对居民点整理需求3个方面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综合评价结果和人均居民点面积为依据划定整理分区.研究结果表明,江都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可划分成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A区、重点整理B区、适度整理区与优化调整区.优先整理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应注重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城乡统筹发展步伐;重点整理A区应以经济基础为依据,注重农村空间重构;重点整理B区应加强闲置土地整治,且结合小规模迁村并点整理;适度整理区不宜开展大规模整治,应有步骤地对空闲和闲置土地进行整理;优化调整区主要是对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作优化,同时控制居民点外延扩张.该研究根据综合评价分值和人均居民点面积两层指标划定居民点整理分区,对制定居民点整理时序和居民点整理内容提供科学依据.     

高山区村域尺度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研究

科学估算高山地区村域尺度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并构建可行性较强的转化路径,有助于提高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优质耕地转化率,对于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提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研究思路为指导,选取十堰市郧阳区作为研究区域,以抽样行政村地籍调查成果为支撑,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和实地调查的方法逐步验证本文的研究思路,并基于宜拆建筑结构形式房屋及附属设施修正土地闲置率法测算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从而得到农村居民点整理综合潜力。结果表明,依据土地闲置率法测算的整个郧阳区的潜力面积为616.956 hm~2,修正后的综合潜力为1661.248 hm~2,其面积相较于人均居民点用地标准法测算的潜力面积仍较小,但是相较于传统土地闲置率法测算结果已经提升明显,且存在切实可行的潜力转化路径。研究测算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充分考虑了政策支撑和农民支持,从而提供了依托国家重大政策的切实可行的整理潜力转化为优质耕地路径,也能够有效避免高山区复垦耕地撂荒;提出的潜力测算方法对不同尺度间潜力测算的联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时序研究——以河北省卢龙县为例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区域范围内待整理农村居民点时序研究,对于指导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有序整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河北省卢龙县为例,选取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自然条件、整理经济可行程度、整理迫切度、整理接受程度等13个指标,构建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时序研究的指标评价体系,利用熵权法确定权重,采用综合评价法计算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综合评价值。基于综合评价分值,运用平均分类法和聚类分析法相结合将农村居民点整理在时间上分为三期,结果表明,近期整理区分布在卢龙镇、石门镇、木井乡、蛤泊乡4个乡镇,居民点待整理面积为3 936.86 hm²、中期整理区分布在刘田各庄镇、双望镇、印庄乡、陈官屯乡4个乡镇,居民点待整理面积为2 999.24 hm²,远期整理区分布刘家营乡、下寨乡、燕河营镇、潘庄镇4个乡镇,居民点待整理面积为2 112.72 hm²。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研究,可为制定农村土地整理规划以及确定、实施土地整理项目提供决策依据。     

基于投入-产出原理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评价

遵循经济学投入-产出理论和新农村建设要求,将农村居民点集约化内涵与表征要素归结为投入强度和产出效用2个方面,构建以用地规模、布局、结构和生产、生活、生态效用为准则层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测度指标体系;利用脱钩原理和指标偏离度分析方法,建立农村居民点集约度指数与变异系数计量模型以及障碍度诊断模型,以北京市平谷区275个行政村作为案例基础评价单元,评定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水平,划分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模式,解析农村居民点集约化障碍因子,归纳农村居民点集约化调控路径。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水平整体上偏低,以中度和低度集约为主;生态型和耗损型农村居民点占主导,集约与粗放之间的过度类型数量相当,乡镇间差异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点集约化的障碍因子整体显著,用地规模偏大、内部结构不合理是农村居民点用地强度偏高的主要障碍,生产效用低、生活条件差是制约农村居民点发展的短板。生态型到集约型再到粗放型利用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化障碍因素依次增多,从降低用地强度与提升用地效用的角度,内涵挖潜、集约增长、生态均衡和持续发展是不同模式农村居民点集约化发展的有效路径。     

京郊卫星城区域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特征分析

分析大城市卫星城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利用特征及其空间布局,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结构与功能变化。该文选择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卫星城顺义区为研究区,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地理模型与GIS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及其内部结构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反映农村产业经济活动的工业用地、仓储用地成为农村居民点重要的用地组合类型,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类型丰富,部分镇区内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中工业用地占据绝对优势。农村居民点利用空间差异显著,区位作用突出。中西部区域的农村居民点平均规模偏大,区位指数和多样化指数较高;而稳定性指数表现出自西向东逐渐提升的格局,但在空港物流经济影响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稳定性较高,用地形态相对规整。顺义区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在空间上的分布明显脱节,大量农村人口聚集于城镇边缘地带,该区域农村工业化倾向突出,农村人口基本上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农业生产。农村居民点用地及其内部结构特征体现出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农村产业发展已成为推动农村居住与生产空间形态发生变化的最直接的动力。研究结论表明,农村居民点用地利用特征及其空间格局,是对农村居住与生产空间形态的直接反映,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土地越来越具有城镇用地的特征,因而在农村土地管理和规划上也必然要求有相应的改革和发展。研究结果可为土地规划、整治、农村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提供参考。     

基于空间组合特征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

为了科学划分农村居民点类型,有针对性地指导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问题,该文以宜春市袁州区彬江镇为例,采用最小阻力模型、场强模型等方法,基于多种空间分析结果和组合特征,对农村居民点类型进行划分,并根据不同农村居民点类型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空间布局优化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彬江镇中部与北部综合阻力较低,南部阻力较高;结节性指数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于中部和北部;场强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于北部城镇周边;通过对以上研究结果整合,将彬江镇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城镇扩张型、快速发展型、控制发展型和迁移合并型,根据不同农村居民点类型的特点,提出了不同的布局优化策略和发展建议。该研究结果可为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居民点规划发展提供依据。     

基于利益趋向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治主体的意愿评价是开展土地整治工作的基础。该文运用实地调查与访谈、GIS空间分析等手段与方法,对山西省武乡县115个抽样村进行逐级筛选,并划分为自然地质灾害型、人为地质灾害型、城镇改造型、自然衰退型和内部发展型5种农村居民点整治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地方政府-村民集体整治意愿博弈模型,分别从地方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趋向入手选取指标,量化分析地方政府与村民对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意愿,为整治工作地合理开展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整治偏远山区的小规模农村居民点,而对于城郊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意愿不够强烈;自然衰退型和城镇改造型农村居民点的村民整治意愿均不够强烈,而内部发展型和人为地质灾害型农村居民点的村民比较支持整治工作。该研究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前期分析具有科学有效的指导意义。     

基于复杂网络的辽宁省县域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变化分析

从省域尺度研究县域农村居民点复杂网络空间结构的时空分异特征有助于实现省域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优化。该文运用线点率、度中心性、接近中心势等指标分析3个典型县农村居民点网络节点特征变化,进而分析辽宁省各县市农村居民点网络特征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点网络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受地形影响强烈,台安县形成了联系密切的网状结构而建平县和桓仁县则较为稀疏且存在较多孤立的节点或者孤立的网络集团;2)辽宁省各县市农村居民点网络结构时空差异存在较明显规律,中部平原区农村居民点网络复杂度较高,中心势较高,网络结构逐渐趋于复杂;3)不同的网络指数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布局结构变化的响应程度是不一样的。研究结果能为辽宁省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

坚持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是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基本原则之一。该文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利用参与式农户调查与半结构访谈等方法,在村庄和农户2个尺度上进行了农村居民点整治意愿调查,共获调查问卷748份。在划分农户类型及其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开展了不同类型农户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意愿及其决策因素解析,进而综合农户的自身状况及其对整治的需求与偏好,进行了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甄别,为制定以人为本的农村居民点整治策略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农民兼业行为已经成为京郊地区的普遍现象,农户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意愿也比较强烈,其整治意愿的决策因素包括共同型和特定型两类;从生存-经济-社会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农业主导型农户以生存理性为主导,农工兼具型农户侧重于经济理性,非农主导型农户则追求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不同类型农户适宜不同整治模式,农业主导型农户适于中心村整合模式,农工兼具型农户适于村内集约模式,非农主导型农户适于城镇转移模式和产业带动模式。     

灾后重建区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确定

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及模式确定是土地整治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针对灾后重建区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复杂状况,采用实地调查数据与户均建设用地标准法,以行政村为单元,介绍了一种灾后重建区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的测算方法;在此基础上,选取了包括整治潜力在内的影响重建区整治模式的15个典型指标,通过分析处理土地利用、数字高程模型及社会经济与人口等数据,运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GIS对各指标进行定量描述,并结合多元统计分析软件SPSS（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提取6个主成份指标,通过层次聚类法将155个行政村进行量化分析,最终确定了5种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研究表明,绵竹市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为1763.23hm2;适宜改造提升模式的村有81个、适宜特色整治模式的村15个、适宜迁村并点模式的村16个、适宜集聚扩展模式的村28个、适宜生态搬迁模式的村15个。该研究成果可为灾后重建地区农村居民点整治规划及整治模式的选择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基于景观安全格局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优化

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优化不仅是农村土地整治的基础,也是新农村建设和实现美丽乡村的重要路径。该文以江苏省宜兴市为例,根据其经济发达、生态环境优越以及风景名胜众多的特点以及农村居民点用地特征,运用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分别从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风景名胜保护三方面构建单一景观安全格局,进而建立宜兴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综合景观安全格局。通过与宜兴市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叠加分析,针对不同景观安全水平的农村居民点提出不同的布局优化方向,将宜兴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划分为优先整治型、限制扩展型、适度建设型、重点发展型4种类型,分析各类型现状特征并提出优化方案。研究结果强调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工作中生态环境和景观保护优先的思想,不仅为当地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而且为相关规划制定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