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消费市场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贵州为例

基于对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消费情况的抽样调查,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消费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消费市场健康发展的对策。     

扩大民族地区农民消费的制约因素及其对策:基于贵州省黔南州农民消费的分析

由于民族地区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低,收入增长缓慢,加上消费环境差及教育和医疗支出占比较大等因素的影响,使其购买力低下,制约着民族地区农民的消费发展潜力.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十分不利.为此,从农民消费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以期能进一步释放民族地区农民的消费潜力,扩大民族地区农民的消费,以此拉动区域经济的增长.     

甘肃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因素探析

基于对甘肃省民族地区782户农村居民入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收入、消费环境、消费观念以及人口学特征等因素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规模的增加会导致居民消费支出减小;民族家庭的自主消费水平比汉族家庭低,而边际消费倾向却高于汉族家庭;家庭结构对居民消费支出也有显著影响;如果居民家庭中有成员在城镇工作或家庭中有经商活动,则其消费观念的变化会导致其消费支出发生变化;居民所在村通公路,以及市场与居民居住地的距离缩短等均会增加其消费支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民族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提高其受教育水平、改变他们的消费观念、注重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扶持等改善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措施.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流转的制约因素分析

在回顾有关土地流转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利用2011年获得的227个农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对土地流转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家庭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土地承包亏损率、农村老人养老保险参保率、户主受教育年限和家庭总人口是制约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发展农村经济以提高农民非农收入,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和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来促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土地健康、适度流转的建议.     

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文化消费与供给效率研究——以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为例

文化消费是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行为,既包括基本需求型的公共文化消费,也包括享乐型的个人文化消费。人们参与公共文化消费的机会与质量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的直接反映。因此,立足公共文化消费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的辩证关系,通过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现状与居民公共文化消费调查,力求从满足农村居民公共文化消费视角,探索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效率。     

基于三大经济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供给消费效应分析

利用中国2000—2015年农村社会保障和消费等统计数据,以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农村社会保障消费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供给的消费效应。研究表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呈现较快的增长,地区差异明显,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挤入效应,且东部地区的挤入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储蓄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社会保障收入、上一年人均消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产生了显著影响;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同,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也不同。     

推进民族地区农村更高水平法治建设探析

推进民族地区农村更高水平法治建设对规范民族地区农村治理模式、营造农村良好法治气氛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民族地区农村更高水平法治建设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薄弱、执法人员法治能力有待提升、农村治理方式单一、农村法治宣传教育不到位等方面。要解决这些问题要强化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升执法人员法治能力，推进法治、德治、自治相融合的治理模式，加强民族地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     

民族地区农村稳定亟需关注

保持稳定是民族地区的硬任务。治安、宗教、征地拆迁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民族地区农村稳定。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基层组织功能弱化等是导致民族地区农村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保持民族地区农村稳定,必须从制度、思想、组织等诸多方面加以解决。     

贵州民族地区农村互联网金融扶贫路径研究

农村互联网金融是一种实现农村资金融通的新兴金融服务模式。基于农村互联网金融服务的特点,其将在大扶贫的背景下为贵州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贵州民族地区农村互联网金融的供需现状、发展的动力及难点,以寻求贵州民族地区农村互联网金融扶贫路径。分析表明:贵州民族地区发展农村互联网金融可弥补传统金融缺陷助力减贫,推进农村普惠金融;而农村互联网金融在贵州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加强农村互联网金融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从而实现农村互联网金融助力贵州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中国农村地区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采用1985-2010年中国各个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数据,计算中国农村地区收入差距,数据特征显示中国农村地区收入差距从1985年到2010年间整体上呈持续扩大趋势.构建农村地区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计量模型,计量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地区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支出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抑制农村居民的消费.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农民进城意愿影响因素:以云南省峨山县为例

为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制定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政策提供参考,基于云南省峨山彝族自治县129户少数民族农民进城意愿的调查,构建二项Logistic模型分析少数民族农民进城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研究区少数民族农民进城的意愿不强。少数民族农民家庭劳动力数越多、家庭在外务工人数越多、有子女在城镇上学,其进城的意愿越强烈;少数民族农民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高、家庭人口数越多、农业收入占家庭年收入的比例越高、越不愿意与城里人交往、预期未来越晚进城定居,其进城的意愿越弱。应加强少数民族农村教育、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拓宽少数民族农民收入来源以及加强对少数民族农民进城改革的宣传,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劳动力转移视角下的新疆农牧民增收研究

比较了新疆与全国农民收入差异,从地理、观念和经济3个方面讨论了制约新疆少数民族农牧民增收的深层困境,分析了少数民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的原因,并提出促进少数民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增收的路径:强化政府在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大力发展非农经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大力发展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转移就业能力。     

Income effec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program on rural farmers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mpact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PAR) program on rural household income and evaluates the heterogeneous income effects of various relocation modes, based on a panel dataset of relocated households from 16 counties in eight Chinese provin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rticipation in the PAR increases the income of both rural and urban resettlers. More specifically, i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agricultural and wage income for rural and urban resettlers, respectively. Further analyses show that the income increase for rural resettlers was mainly due to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raining and that the income increase for town resettlers was attributed to medical security. For the village resettlers, policies shoul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industries and training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For the urban resettlers,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public services in the urban resettlement areas should be promoted.     

齐齐哈尔市农民收入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3个样本村的调查数据

通过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从收入结构、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分析齐齐哈尔市农民收入现状:农民收入中71%由家庭经营性收入构成,工资性收入占比不足,财产性收入仍有提升空间,转移性收入水平偏低;2001~2015年农民收入整体上呈波动增长态势,自2011年起高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但与省内一些市区相比仍较低;城乡收入绝对差呈现逐年上涨态势,但城乡收入比总体呈下降趋势。运用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出人均耕地面积、劳动力比重、非农就业人员比重、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农户兼业化程度、生产资料支出、农产品产量、能否上网这8个因素对农民收入影响显著。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推进适度规模经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开展农民技能培训等提高农民收入的对策。     

基于灰色理论的农民增收问题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以江苏省为例,选取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人均受教育水平、农业科技水平、城镇化水平、工业化水平、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个指标,依据2002～2009年《江苏统计年鉴》和江苏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采用灰色理论,分析了影响农民纯收入的因素。结果表明,按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程度从大到小排序,依次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城镇化水平、农民受教育水平、工业化水平、人均GDP、农村科技人员数量、乡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即r06〉r04〉r02〉r05〉r07〉r03〉r01。结合具体实际,具体分析了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各个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增收。 更多还原     

我国农村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31省的多维贫困测度

为探究我国农村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选取31省农村居民消费的8个维度,运用ELES方法测算出基本需求支出份额,建立多维贫困测度模型,进而计算出各地区不同维度的相对贫困指数和各地区多维贫困指数,并着重分析了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贫困空间分布特征,结果显示各区域的相对贫困指数与多维贫困指数都呈现出"西部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的空间梯度分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空间格局的主次因素,对影响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一个区域农民收入水平越高、非农收入占比越大、文化教育程度越高,则区域总体贫困程度越轻。因此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尤其是工资性收入比重,加大农村文化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有助于改善农村贫困问题。     

吉林市个人住房消费信贷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随着吉林市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生活的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房屋成了人们首要改善的东西.但是,根据吉林市人民收入水平,能够一次性付清房款的人还是少数,对于更多的市民来说,要想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的梦想只能通过贷款来实现.个人住房消费性贷款是帮助有能力的新青年解决婚房问题及有条件的农村居民移居城市的住房问题的重要途径.它与吉林市城市化建设息息相关,是关乎吉林市民生的重要问题.     

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研究

立足于西部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的背景,在界定公共产品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现状及其层次:民族地区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呈"金字塔"型结构,最基础的一层是生产类农村公共产品,其次是生活类农村公共产品,最后是民主管理类农村公共产品。并提出实现其农村公共产品有效需求的对策:坚持以"顾客(农民)需求"为导向,创新民族地区农村群众对公共品的需求表达机制,实现民族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甘肃少数民族农村生态环境的依法保护治理

按照法制教育学和统计学的有关标准和方法,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对甘肃少数民族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的法制状况进行了客观的探讨。即农村生态环境是以村民为主体的农村区域内天然和人工的自然要素的综合;甘肃少数民族农村生态环境的现状不容乐观;必须依法保护和治理。     

江西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从农村金融视角出发,探讨其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江西省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农村金融效率的提高则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需重视对农村金融的扶持政策,构建多样化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加大农村金融对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经济的支持,努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当地农村居民的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