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面积的区域差异

科学评价中国土地整治的实施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对丰富土地整治的相关评价技术体系,提高土地整治的综合效益,促进土地整治科学决策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该文从土地整治对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重要性的研究视角出发,将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率作为重要考核指标,对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区)不同尺度土地整治项目新增耕地面积的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土地整治在国家层面上以土地整理项目为主,而省级以下层面则以土地开发项目为主;中国土地开发新增耕地率在全国范围均呈现较高水平,且开发补充耕地数量在国家、省、市不同尺度差异不大;中国土地整理、土地复垦新增耕地率在国家、省、市不同尺度上体现出较大差异,市域尺度更能体现土地整理与复垦新增耕地面积的区域差异。该研究可为不同尺度土地整治实施效果评价标准序列建立及宏观政策决策制定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黑龙江省土地整治规划效益分析与评价

土地整治规划效益分析评价是土地整治规划重要的组成部分。该文在界定土地整治规划效益分析评价概念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国家目标层——专项目标层——指标层"3级土地整治规划效益分析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统计预测方法、类比分析法和专家调查方法,对黑龙江省土地整治规划(2011-2020年)的效益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黑龙江省土地整治规划在保红线、保发展,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具有极其显著的综合效应;统计预测、类比分析和专家调查3种方法可以结合起来,用于规划的效益分析;该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可以为其它学者研究区域土地整治规划效益提供依据。     

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空间分异格局

科学分析评价土地整治空间分异格局特征,对促进土地整治科学决策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该文以县域为研究单元,利用湖北省1999-2010年土地整治项目数据,采用标准差指数、变异系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对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在时间、空间、自相关3个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增长迅猛,投资规模和建设规模呈现波浪式上升的特点,新增耕地规模从2008年开始所有回落,土地整治项目个数逐年递增;土地整治投资规模和建设规模都呈现中部高,东、西两端低的特点,新增耕地规模在中部地区较高,土地整治项目个数的空间分布较为零散;各区县土地整治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绝对规模呈增加趋势,相对差异呈现减小、均衡化趋势;土地整治项目格局呈现出较强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且正扩散效益逐步显现。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土地整治项目空间异质性特征,建议湖北省未来5～10 a应继续坚持以农用地整治为重点。     

基于县域尺度的中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空间差异分析

为探索中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在数量及来源上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2006-2012年土地整治项目信息,基于县域尺度,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近年来中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数量及来源结构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结合自然资源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利用政策等分析了差异产生的原因,得到以下研究结论：在空间分布上,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总体呈现东部高于西部、经济发达区高于欠发达区、粮食主产区高于非粮食主产区、平原地区高于山地丘陵区;在空间关联性上,县域尺度下新增耕地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区、土地开发重点区为新增耕地高-高集聚区,中、西部欠发达、自然资源条件较差及后备资源有限的地区为新增耕地低-低集聚区;在新增耕地来源结构上,具有显著的区域及省际间差异。东部发达地区主要以整理和复垦来源为主,北方地区的新增耕地多由土地开发和整理获得,中部地区来源复杂,四川、重庆以整理来源居多,陕西中部、湖北大部多为整理、复垦类型;南方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江西多为开发类型。经济水平及资源条件相似的广东与浙江、辽宁与吉林等省份之间具有明显的省际差异。该研究结果为相关宏观决策提供数据参考。     

江苏省沿海地区盐田土地整治为耕地的可行性评价

通过对江苏省沿海地区盐田土地整治的可行性评价和限制性因子分析,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盐田整治为耕地作为评价目标,从自然条件适宜性、经济支撑可行性、工程实施可操作性、综合效益可增性和生态环境敏感性5个方面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将研究区盐田土地整治分成4种适宜类型区,并确定了盐田整治为耕地的限制性因素。结果表明,江苏省近期适宜整治的盐田主要分布在连云区东南部及灌云县灌西盐场境内、灌河以南地区、射阳河南岸射阳盐场境内、东台市东部和如东县东南部,而财政收入、与海岸线距离、相对海拔高度则是影响江苏省盐田整治可行性的首要、次要和第3限制性因子中的重要影响因素。     

国土综合整治背景下上海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标准编制解析

编制土地整治战略转型阶段的工程建设标准,以引领和支撑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成为落实土地整治从"搬土填坑"的斑点式整治逐步转向以"田水路林村厂"为工程对象的区域国土综合整治转型的关键。研究运用文献分析法和系统工程法等,剖析了当前中国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上海实践经验,提出应将土地整治工程体系重建、绿色化整治工程、村庄整治工程、现代农业支撑工程等作为国土综合整治背景下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标准的编制重点和标准核心内容。研究认为:新的上海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标准及其编制以土地整治创新实践为基础,以土地整治战略转型目标为基本遵循,响应了生态文明、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农业等土地整治战略转型的基本要求,可为新时代土地整治未来发展做好标准支撑,为国土综合整治背景下土地整治标准化提供借鉴参考。     

基于High-1卫星影像的土地整治遥感监测方法研究与实践

为了找到一种可靠且高效的技术手段来提高国土部门对土地整治成效的有效监管,该文以High-1高分辨率卫星影像为基础数据,以ENVI、Auto CAD和Arc GIS软件为工具,提出了完整的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对土地整治成果进行监测的技术方法和操作流程,研究了利用土地整治成果矢量图提取新增耕地、新增道路和新增沟渠信息的方法。最后利用该文方法对南水北调汉江沿线的土地整治工程的某个项目区进行了整治成果的监测和评估,通过实际应用,该方法对新增耕地、新增道路和新增沟渠的监测比分别达到了88.40%,97.34%和98.26%,监测完成后,详细的分析了三者之间监测比产生差异的原因,重点阐述了新增耕地监测比过低的原因,证明了该文方法对土地整治成果监测具有较高的效率,能够应用于土地整治的监管实践。     

中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时空变化及其分析

土地整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研究中国土地整治时空变化及未来发展方向,对发挥土地整治在生态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中国土地整理、开发、复垦新增耕地面积的时空变化进行分析,表明,2001-2008年土地整理、开发、复垦新增耕地分别占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的21.8%、63.2%和15.0%;土地整理新增耕地主要分布在东部区域,土地开发新增耕地以西部和东部地区为主,土地复垦新增耕地在区域与年际方面变异性较大,没有明显的规律性;2001-2011年土地整理新增耕地面积加权重心逐渐向中国西部移动,2010-2011年与2001-2006和2007-2009年相比,向西移动的距离为769.59和603.44 km;土地开发新增耕地面积加权重心在2001-2006年位于中国地理重心的北部和西部,且有从西部往北部移动的趋势,2007-2011年呈从东部往西部移动的趋势;土地复垦新增耕地面积加权重心移动的方向存在不确定性。基于以上分析,认为:在中国进行生态建设和耕地面积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应通过土地整治规划,减少土地开发项目,并在区域间合理布局土地开发项目,防止土地开发新增耕地面积加权重心向西部移动;土地整治应以土地整理提高耕地质量、建设优质农田为主;充分发挥土地复垦对局地的生态修复及建设作用。     

基于改进的AHP-Fuzzy土地整治实施效果评价

开展土地整治实施效果评价是国家的需要,也是土地整治自身发展的需要。为揭示土地整治实施效果好坏的原因,从土地整治单项工程出发,选取新增耕地率、土地平整率、田块规整度等15项因子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综合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改进的模糊层次评价模型(AHP-Fuzzy)对土地整治项目工程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和分析,并以贵州关岭土地整治项目进行实证。结果表明:(1)该项目工程实施效果较好,评价结果为80.7分,项目整体达到了规划设计的预期效果。其中,土地平整工程和灌排水工程实施效果较好,道路工程和农田生态工程实施效果好。(2)基于改进的AHP-Fuzzy土地整治工程实施效果评价结果较为客观准确,该评价方法是一种有效的、可操作性较高的工程效果评价方法。     

湖北县域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为加强对湖北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数量时空格局的认识,以2001-2010年批复实施的土地整治项目为基础,以县域为研究单元,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地理集中度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全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数量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土地整治资金、技术的持续投入,2001-2010年湖北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总量呈显著增长趋势,地理分布上表现为高度集聚;2001-2010年县域新增耕地数量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其地理重心呈现了由西向东、由南向北偏移的运动轨迹;县域新增耕地来源结构以整理来源型、开发-整理来源型和综合来源型为主,区域差异特征明显,鄂西南山地区、鄂中平原区和鄂东丘陵区的新增耕地主要为整理来源型,鄂北岗地区主要为开发-整理来源型,鄂西北山地区以及黄石、随州、孝感等地多为综合来源型;2010年县域新增耕地数量空间格局的主要影响因子及其影响力为耕地面积(24.26%)、地貌类型(23.65%)、项目投资(19.94%)、建设规模(18.16%)和人均GDP(11.05%),自然条件和土地整治政策为主要影响要素,社会经济要素对2010年新增耕地数量空间分异的影响偏小。该研究为湖北省土地整治战略制定和重大工程布局安排提供科学依据。     

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与方法

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方面，根据多次专家咨询和问卷调查结果，逐次求取影响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的指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量化各评价指标，求出综合效益评价值，并以江苏省溧阳市新昌镇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为例。新昌镇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结果表明：该镇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效果较好，但社会效益和部分生态效益指标增加不明显，在土地整理实践中应重视促进土地整理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     

土地整理效益项目后综合评价方法

论文借鉴多目标多层次指标体系综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以宁阳县伏山土地整理项目为例，构建了包括技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景观与生态环境效益指标的土地整理效益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特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相互校正的方法综合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根据评价指标对项目成功度的效应建立各评价指标的模糊分布函数，在此基础上通过模糊综合评判得到土地整理效益项目成功度的评价结果。研究结果可供土地整理项目后的综合评价提供参考。     

土地整理的效益分析

土地整理效益研究是土地整理理论及实践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土地整理活动对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等引起的效应，不仅可以丰富土地整理的理论，而且对规范与指导土地整理的实践活动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土地整理具有效益的统一性，土地整理的经济效益表现为土地整理活动对国民经济与整理区农户的影响；土地整理的生态环境效益表现为土地整理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环境的影响；土地整理的社会效益表现为土地整理活动对农村社会环境、社会经济与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的贡献与影响；土地整理的景观效益表现为土地整理活动对农村景观的影响；而土地整理的综合效益为土地整理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与景观效益的综合。     

基于地理空间适宜性指数自相关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提高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重要手段,为研究基于地理空间属性的区域农村居民点差异化整理方向和模式,提高整理效率,该文以甘肃省临夏县北塬地区为例,从农村居民点地理环境、空间区位、空间分布和空间形态4个方面构建居民点整理地理空间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各指标标准化值加权求和并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获取适宜性程度的空间聚集特征并结合各行政村超标可整理面积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针对不同分区特征提出差异化的整理方向和模式。结果表明：1）地理空间适宜性值为32.093～85.226,空间分异明显,指标体系可较好地反映区域农村居民点地理空间属性差异;2）全局Moran指数为0.66,在0.01显著水平上极显著,呈显著正空间自相关性,LISA 图显示只存在显著高高、低低聚集,与全局分析一致;3）分区划为优先整理区、次级整理区、并点整理区和选择性整理区,包含空间聚集特征,可较好地识别居民点整理适宜性和整理效益差异。研究可为农村居民点整理实践作参考,为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中国土地整治战略重塑与创新

中国土地整治自1997年发展至今,内容不断丰富、功能不断拓展,对于实行中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该文回顾了近20 a来土地整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认为中国土地整治经过3个阶段的发展,正在经历1次新的调整,迈向以生态理念为导向的第4阶段。当前,中国土地整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土综合整治实践程度较低,资源环境压力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建设用地整治的实施效果区域差别大,土地生态整治实践水平不高,土地整治资金稳定性不足。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一要创新理念,引导土地整治向绿色化为主导特征的方向转变;二要顺应发展要求,重构土地整治新战略,稳定布局、消除障碍、阻止退化、修复污染,分类型、分区域、分程度规划组织土地整治工程项目;三要重点建设生态良田,使中国高标准生态良田达到6.67×107 hm~2以上;四要依托土地整治工程实施全面节地战略;五要推进土地综合整治,优化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六要加强示范建设、完善政策机制。     

我国区域土地整理的方向

在全国土地整理区划的基础上，对一级区和二级区的土地整理方向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在东部发达地区土地整理的方向是以市场为导向，建立以有机农业为特征的高标准农田，进行土地深层次整理；中部农业区土地整理面向我国大型现代化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建设，维护我国粮食安全作为该区土地整理的主要方向；西部开发区土地整理以提高水资源有效利用率、改善生态环境同加强农田基本建设相结合为土地整理的主要方向。同时，在一级区的控制下，分别探讨了全国22个亚区土地整理的发展方向。     

中国污染农地整理工程的环境问题及解决途径

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增长,工业化、城市化规模不断扩大,农地污染已成为中国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数据,中国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利用现行的土地整理技术对污染农地进行整理,势必给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带来一定的影响。该文分析了中国现行农地整理技术特点,认为现行的土地整理技术不同于国外先修复后整理的实施流程,对于在中国广泛存在的轻微、轻度污染土地,应用现行污染农地整理时,会引起污染面积扩大、污染类型复杂、污染方式多元化等环境问题。该文以土壤修复技术与土壤整理技术兼容性为出发点,提出通过构建污染农地的整理技术途径有效地解决此类问题。该文强调,所提出的技术体系只适用于轻微、轻度污染农地的整理。中度、重度污染的农地,应先修复,后整理。该文为中国轻微、轻度污染农地整理提供了科学的思路和技术框架。     

区域土地开发整理新增耕地潜力及其贡献分析

为了指引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时空配置,保障区域“耕地数量和质量占补平衡”,从单位可整理面积新增耕地潜力出发,应用等级折算系数法,分别测算了耕地整理、农村居民点整理、未利用地开发和土地复垦新增耕地潜力,并借助分层聚类法划分出单位新增耕地潜力区,阐明了不同土地开发整理类型对区域新增耕地总潜力的贡献率。结果表明：重庆市不同土地开发整理类型按等折算单位可整理面积新增耕地潜力存在显著区域差异。耕地整理单位潜力Ⅰ、Ⅱ级区主要分布在渝东北中山区和渝东南低、中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单位潜力Ⅰ、Ⅱ级区主要分布在渝西方山丘     

集成"质量-格局-功能"的中国耕地整治潜力综合分区

面向新时期耕地资源多功能综合保护的新要求,科学评价耕地整治潜力,合理确定整治分区是聚焦"新三农"、服务国土综合整治的有力抓手。该研究围绕耕地自然资源禀赋、空间格局、要素功能等3方面,构建了集成"质量-格局-功能"的耕地整治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在对全国耕地进行整治潜力综合评价的基础上,采用k-means聚类方法划定耕地整治潜力综合分区,得到以下主要研究结果:1)通过构建集成"质量-格局-功能"的耕地整治潜力评价框架,采用"一级区-二级区-三级区"3个层级的潜力分区体系,并结合"聚类区域+农业格局+整治类型"的分区方法开展耕地整治潜力综合分区,对因地制宜布局农业生产格局、差别化开展新时期国土综合整治具有积极作用;2)中国耕地资源整治潜力在质量、格局及功能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质量改善潜力区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海河流域和淮河流域等地区;格局优化潜力区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东南诸河流域、内陆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功能提升潜力区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内陆河流域等地区;3)采用k-means空间聚类分析方法,从整治潜力视角将中国耕地资源划分为7个一级分区、38个二级分区和409个三级类型区。研究结果有利于因地制宜推进以全要素整合为核心的耕地综合整治,提高耕地资源供给服务能力及区域农业资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