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因素对农户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路径研究

探讨土地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路径,为促进农村劳动力自由转移及农地适度规模经营过程中的农村土地改革提供现实参考.在Logistic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揭示土地因素对农户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农户农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劳动力数、劳均年龄、收入相对贫困和劳均农地面积平方对劳动力转移具有直接影响,同时前三者还通过农地转出行为对其产生间接影响;需照料人口比例、劳均农地面积、块均农地面积、农田基础设施条件及所在村对外交通状况仅通过影响农户农地转出行为而间接影响劳动力转移决策.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应从农地流转、劳动力转移两方面进行相应的政策设计和制度改革,进而推动两者的同步协调和良性互动.     

基于水资源承载力的内陆河流域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以黑河流域张掖市为例

水资源是内陆河流域生存和发展的命脉,但由于经济用水挤占生态用水,农业用水挤占工业和城乡生活用水,形成水资源分散、高耗、低效利用的格局,导致资源型缺水和结构性缺水的双重矛盾。在工业化的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处于十分活跃的时期,本文以黑河流域张掖市为例,在分析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农村劳动力多层次转移的"产业移人"模式实现其"水资源利用—劳动力占用—产业效益"的良性循环,得出农村劳动力只有在从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转移的情况下,才能够最终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老工业基地城镇化的综合测度与时空演化——以吉林省为例

城镇化的综合测度以及空间格局演化的研究,对于揭示城镇化发展的内在机理以及协调城市或区域之间发展的竞争与竞合关系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文中基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四维一体的研究视角,综合构建了城镇化测度指标体系,运用GIS方法,对2000-2013年吉林省城镇化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吉林省城镇化发展的驱动力主要为土地城镇化以及经济城镇化,但前者片面强调了城市建设用地的规模扩张,忽视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后者仍是由工业化的大力带动,经济城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吉林省推进的仍是一条粗放式和外延式的城镇化发展道路;与国内发达省份相比,吉林省城镇化发展动力不足,城镇化发展质量较低以及效益不高,与发达省份的差距愈加明显,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之路任重而道远。     

延安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地域经济类型

农村劳动力转移在生态脆弱的陕北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作者从农村从业人员结构变化、外出劳动力从业状况、本乡地域内转移三方面考察延安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发现当前延安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明显的"就近-跳跃式转移"特征,劳动力倾向于就近转移,并大多流向传统第三产业,并与农村地域经济类型密切相关。劳动力在产业和空间上的流向受区域经济结构偏离和资源环境背景条件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进城农民土地退出补偿机制研究

新型城镇化重点是实现人的城镇化,要实现进城农民向城镇的顺利转移,合理处置进城农民的土地是关键。文中深入分析了进城农民退出土地的必要性及所处的社会背景,并通过对海口市田心村的实证考察,进一步证实了进城农民土地退出补偿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研究认为,在进城农民退出土地过程中,要建立退出土地的补偿机制,以提高农民退出土地的积极性;退出土地要采取有偿使用模式,提高市场对土地资源的配置作用;政府在农民退出土地过程中要给予资金、贷款、社会保障等政策支持,确保进城农民退出土地无风险。     

绿洲城镇化对地表水质的影响--以武威市为例

本文主要以武威市环保局的检测资料为依据,将城镇化对该区地表水质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本区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对地表水质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并就本区地表水质量恶化问题,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与措施,最后指出适当的城镇化对绿洲水资源的积极意义。     

城市住宅地价变化影响因素的通径分析——以石家庄为例

定量测度各影响因素对城市住宅地价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对城市住宅地价的合理发展和城市土地利用与开发的宏观调控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在剖析城市地价变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运用通径分析方法,对各影响因素与城市住宅地价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厘定,挖掘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1)住宅地价的变化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影响效应在所有影响因素中最大。经济发展水平的间接通径系数最大,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通过作用其他各方面因素来影响住宅地价的发展。2)从直接效应看,房地产市场状况、基础设施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住宅地价的直接影响效应较大,从间接效应看,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质量变化对住宅地价的间接影响效应较大。3)城市规模与潜力直接通径系数和间接通径系数在各个影响因素中均最小,对住宅地价的影响较弱。     

缺水型山岳景区水资源安全影响因素分析——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由于山岳独特的地形地貌条件限制,大多数中高山区蓄水、供水、用水非常困难,成为典型的缺水地区之一。文中运用实地调研和定性定量分析法,以黄山风景区为例,分析以旅游活动为主导的山岳景区水资源安全问题,得出旅游活动对水资源的影响途径主要来源于游客、旅游企业和水利及旅游设施建设等,影响因素可归为资源、生态、人口等客观因素和技术、道德、管理等主观因素,为缺水型典型山岳景区水资源安全可持续管理提供有益借鉴。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内蒙古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在充分挖掘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内涵、特征的基础上,从人口、经济、基础建设、居民生活质量、生态环境等层面构建了内蒙古自治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对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的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和协调度进行评价与测算,在此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甄别新型城镇化各次系统和各指标的关系.研究结果:内蒙古各盟市之间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差异比较大,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高值区分布于”呼包鄂”地区、赤-通地区以及呼伦贝尔市等地区;内蒙古新型城镇化发展属于严重失调、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受旧型城镇化影响较大,与人口和经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较密切,今后的发展中注重建设和发展生态环境以及城乡一体化方面.     

碳排放视角下农户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新疆阿瓦提县为例

以新疆阿瓦提县216户农户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DEA方法测度碳排放视角下的技术效率,并运用Tobit模型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碳排放约束存在改善农业技术效率的内在动力。相较于传统的技术效率而言,碳排放视角下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均有不同程度提高。(2)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政府补贴效应、农户环境认知对技术效率具有积极影响,户主从事种植时间对技术效率有负面影响,农户家庭规模和家庭劳动力规模对效率影响不显著。     

基于农户尺度的甘肃省微观粮食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甘肃省不同农业生态区17个粮食生产县农户调查数据,构建了微观粮食安全的计量经济模型,结合偏相关分析方法,探讨引起不同农业生态区微观粮食安全差异的因素.结果表明: 农户土地投入对微观粮食安全有显著的负影响;种植业产业结构调整、粮食单产、粮食作物收入和粮食价格对微观粮食安全的影响显著;家庭收入水平对微观粮食安全的影响不显著.据此提出稳定和提高甘肃省微观粮食安全的相关政策建议.     

农户土地意识分化对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以甘肃省凉州区为例

为研究农户土地意识对耕地保护的影响,文中从农户土地意识的五个维度出发,开发农户土地意识的测度量表,并构建其与耕地保护行为的假设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土地依赖意识、土地保障意识、土地致富意识、土地包袱意识、土地产权意识对耕地质量保护、耕地数量保护、耕地外部性保护影响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85、0.77、0.81、-0.37、0.53、-0.55、0.72、0.82、0.63、-0.63、-0.71、-0.69、-0.65、-0.68、-0.73,说明持有土地依赖意识和土地致富意识的农户的行为更有利于保护耕地。因此,应协调好农户的土地意识和耕地保护行为,为合理利用耕地提供参考依据。     

甘肃省农作物产量主要影响因素诊断分析

近50a来,甘肃省短期气候产量具有明显的3a周期,长期气候产量有明显的8～9a、16～17a的周期。技术产量不仅取决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人类抗灾能力,还受气候因素的制约。随着时间尺度的增加,气候对产量的影响逐渐削弱,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对产量的影响逐渐加大。3a以下,气候对产量的影响较大,3～7a,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对产量的影响迅速上升,8a以上,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对产量的影响占第一位。在更长的时间尺度内,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气候之间哪一个对产量的影响更大,这不仅牵涉到时间尺度,而且同气候、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突变有关。     

甘肃省农村居民环境意识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年龄、性别、文化水平群体的分析

环境意识是环境保护的思想基础,其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人们环保行为的自觉程度。因此,甘肃省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及改善与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水平息息相关,其中,认清甘肃省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影响因素,分门别类地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与教育工作,提高相关群体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能力是关键。文章通过问卷调查法,对甘肃省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现状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综合得分法来分析年龄、性别、文化水平这三个因素对农村居民环境意识的影响,结果显示:居民的环境意识水平随年龄的增长有提高的趋势;男性群体的环境意识水平高于女性群体;环境意识水平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环保行为与环保知识掌握程度、环境认知程度存在不一致性。     

东北地区村镇环境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城乡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农村内部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而与之配套的社会公共服务设施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使得农村环境污染不断加剧,识别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农村环境治理的关键。文中以2013年9月-2015年3月对东北黑、吉、辽三省以及内蒙古东部地区发放的1545份有效调研问卷为数据基础,以SPSS19.0为软件分析平台,利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从27项影响村镇环境满意度的因素中删除11项不显著的指标,在此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法,对其余16项影响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排序,以期能为研究区农村环境治理提供决策依据。结果表明:饮用水水质、空气质量、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及绿化配套情况4项指标是影响村镇环境的最主要因素;地表水水质、环保宣传及政府在整治环境方面的行动3项指标同样对村镇环境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区村镇环境治理应当从气、水、固废三方面进行综合整治,加强环保宣传教育与环保政策执行力度,以期提升整体环境质量。     

山东省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基础教育资源配置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与多目标加权求和方法定量测度了山东省2000-2015年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水平,并对其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2000年以来山东省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水平总体上呈现类S型的波动上升趋势,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地市间绝对差距呈缓慢增加趋势,地市间相对差距则为波动下降态势。(2)山东省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在空间上逐渐形成明显的半环带状圈层结构特征,并具有集中连片分布与交通轴线指向特征;全局趋势上呈现自东北向西南逐渐衰减的梯度格局特点;省内次级区域方面,半岛地区最优,其次是鲁中与鲁西北地区,鲁南地区配置水平最低。(3)区域经济基础、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城镇化进程、教育人员薪资状况以及地方教育政策等因素对于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差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微观效应分析——基于甘肃14个贫困村的调查资料

文中利用甘肃14个贫困村的农户数据,通过非农就业人数对农户的细分,比较分析了各类农户的收入、消费和农业生产状况。结果表明:非农就业大幅提高了农户收入水平,对减贫脱贫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当有1.5-2人非农就业、可使得贫困发生率降低到4%左右,2人以上非农就业可完全实现脱贫;有非农就业户的消费水平虽然没有显著提高,但其收入盈余远高于无非农就业户,使得有非农就业户的家庭基本建设显著优于无非农就业户。     

贵州省民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6类民族传统村落

民族传统村落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借助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网格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贵州省苗族、侗族、汉族、土家族、布依族和水族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除水族传统村落外,苗族、侗族、汉族、布依族和土家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上呈现出集聚特征,且空间分...     

基于RBF神经网络模型的土地生态安全预警——以甘肃省张掖市为例

以张掖市为研究区域,在借鉴国内土地生态安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PSR模型,结合2001—2012年土地利用的相关数据,建立土地生态安全预警指标体系。运用RBF神经网络模型对张掖市2013—2017年土地生态安全演变趋势进行预测,并结合预警指数和警度标准对2001—2017年的安全警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1—2012年张掖市土地生态安全的压力系统的警度呈波动上升趋势,状态系统和响应系统的警度呈下降趋势,2013—2017年的压力系统将逐步由"中警"转变为"重警",状态系统将基本维持在"中警"水平,响应系统将处于"无警"状态;2001—2017年,张掖市土地生态安全警度呈略有下降态势,2013—2017年的预警指数将处于0.46左右,警度将处于"中警"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