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振兴中的非农化发展及其政策价值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现代化发展需要重视乡村非农化发展的社会事实,才能制定并执行更有效的乡村振兴政策举措。非农化发展在乡村社会、农民生活与农业发展等层面均有不同状态的事实呈现并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正负双向功能。非农化发展的政策价值主要是推动党建引领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乡村文化建设、农业生产再组织化建设等方面。     

乡村振兴视域下推进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难题与实现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历史任务。从三重维度的视角分析，在乡村振兴视域下推进乡村文化建设至关重要，不可取代。然而，我国乡村文化振兴仍面临不少难题，如农民文化价值观日益滑坡、乡村传统文化江河日下等。因此，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离不开传承和弘扬乡村传统文化、激活农民文化主体意识、培育以乡村文化建设者为首的“文化能人”等路径。     

大农业观下的乡村综合体规划设计模式

乡村综合体规划设计模式试图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以“大农业观”进行全绿色、 多功能、高附加值、强大竞争力的农业全产业链构建和优化。建设“美丽乡村综合体”,激发产业 潜力,激活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协助实现我国社会从“农民身份”到“农民职业”的观 念转变。同时,本文将探索、传承和发展乡村文化,重拾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促进生态文 明建设和人类命运供体可持续发展。     

乡村道德风尚的现实困境与重塑

在我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到“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1]乡村道德风尚建设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一环,它的主要目标在于提升农民综合素质以构建文明、和谐的社会风气。然而,目前我国乡村道德风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人际交往关系功利化、孝文化式微现象日益凸显、农村彩礼“乱象丛生”等现实困境。基于此,需通过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巩固乡村道德风尚建设的组织基础、为村民创建良好的思想道德发展环境、强化农民思想道德观念,提升个人思想道德水平等相关措施促进乡村道德风尚的建设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新时代乡村建设中农民主体的缺失与应对

20世纪以来,农村发展以城镇化、非农化为主导。随着乡村建设工作的逐步推进,传统文化消退、人才流失、产业凋敝等现实问题日趋显现,实施"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势在必行。农民是乡村生产生活的主体,乡村建设理应突出农民需求导向。遵循"反规划"的乡建规划理念,推行以农民需求为前提的规划设计;挖掘居村农民的农耕智慧,振兴以农民发展为核心的乡村产业;创新以农民生活为导向的乡村文化,增进农民身份的自我认同;倡导农民主体的多元参与,实施以农民为主体的基层治理,是新时代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路径。     

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要义、创新意蕴和实践指向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与魂。自十九大以来，乡村文化振兴的历史道路不断发展，乡村文化振兴在民族复兴和乡村振兴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乡村文化振兴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发展上的创新实践，内在地包含了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和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是置于传统文化的历史记忆和现实境遇之上自洽的实践逻辑，表征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新时代的意蕴下的全新发展。乡村文化振兴为“新阶段乡村文化建设向何处去”提供了新答案、为国家安全构建了新向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做了新阐释、为中华民族复兴迈出了新步伐、为人的全面发展赋予了新动能。理解乡村文化振兴的创新意蕴有助于正确处理好文化与发展，实现全面现代化，为民族复兴灌注生命力。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指向于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统一、现代性与乡土性的融合、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以文化人与以人兴文相统一。全面把握乡村文化振兴的发展意义，探究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村域城镇化演绎机制与路径设计

村域城镇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递进阶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本研究采用案例分析法、对比法和演绎归纳法,研究传统村域城镇化的发展历史和演绎机制。结果表明,新型村域城镇化与传统村域城镇化有本质区别:指导思想应该从以经济发展转变为以人为本,发展动力必须坚持以内生动力为主,发展模式变“被动”为“主动”;评价标准由城镇化水平上升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应该从人口土地数量指标转变为基础设施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质的指标。提出新型村域城镇化应该是“农业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农村全域化的规划建设理念、农民市民化的生活质量”的新的“主动”城镇化,而非传统“被动”的城镇化,创新村域城镇化发展模式,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研究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当前我国乡村地区还存在着乡村文化产业薄弱、乡村人才队伍紧缺、乡村文化主体缺位以及组织引导力量不强等问题，使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还存在一些风险挑战。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健全乡村地区人才队伍、坚持乡村人民主体地位、加强基层组织文化引领，对于丰富农民精神世界，提高精神生活质量，促进农民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困境与出路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全新语境。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然选择和实现广大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面临着共同体意识缺失、主体功能模糊和机制有待创新等困境,应通过培育共同体意识,明确多元主体的职责权限和完善治理机制等方面探索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现实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民宿产业发展的再思考

乡村民宿产业根植于农村，能将农村闲置资源盘活，推动更多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和农村流动，能全面、长远促进乡村振兴。乡村民宿产业在调整乡村产业结构、农民工当地就业、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空心村”问题、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但在发展过程中，应以当地文化特色为核心，以多变的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差异化竞争为手段，注重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培养高素质从业人员，以实现乡村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应注意乡村民宿产业发展中农民参与程度与质量低、经济收益与非经济收益并重、传统文化“低级化”等问题。     

石家庄市数字乡村建设路径研究

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第一次提到了数字乡村战略,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上要推动数字乡村建设,这是数字信息化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需要,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需要。把数字化信息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乡村治理、农民生活、绿色乡村等各个方面,发展智慧农业、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农民生产生活智慧化,以此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步伐。     

中国乡村共同体建构的历史探究与现实考察

中国乡村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目前乡村处于中国现代化末端,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割裂,这对一直以来处于共同体下的乡村治理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中国乡村共同体可以大致划分为宗族性、政治性、民主性、党组织主导型的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分别对应乡村共同体的四种治理模式,即古代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乡村治理、取而代之的是家族共同体的人民公社制度、以村民自治为动力机制的民主性乡村建设、以三治融合为基本路径的党组织主导型乡村建设,这四种治理模式递进式地完成了中国乡村共同体发展、建构了历史性转变,使得中国乡村向着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前进。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景观园林设计探析

<正>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布局，以解决“三农”问题为核心，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挖掘和利用农村丰富的历史文化、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发展乡村休闲度假、观光游览、民俗体验等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经济繁荣。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发展的理性选择

培育和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是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力量源泉。为此,要着眼于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时代要求,通过农民的情愿自致来型塑新型农民,进而推动农民积极的“非农”化、有序的“市民”化和情愿的“农民”化进程,实现农民的现代化。     

发展乡村旅游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领略乡村文化，体验农村生活，进行休闲度假”是乡村旅游的永恒主题。近几年乡村旅游在“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的思路引领下蓬勃发展，以旅游促“三农”工作全面推进，成为旅游业发展特别是县级旅游业发展的鲜明特点。各种主题鲜明，形式多样，游客参与，惠及农民的乡村旅游活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添上了重彩浓墨的一笔。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着力点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需要找准着力点,从夯实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促进农业生产智能化、推动农业服务在线化、加快农民生活智慧化、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强化数字培训系统化等方面精准发力,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打下坚实的数字化基础。     

村落共同体——新时代新疆边疆乡村法治文化建设中的困境与对策

乡村法治文化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和正常运作与乡村法治文化的建设和维护紧密相连,更依赖于乡村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法治的基础是法治文化建设,新时代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必须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同步推进。在我国新疆边疆乡村法治文化建设的基础相对薄弱,目前仍存农民文化素质低、法治意识淡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乡村法治宣传力量薄弱等问题。应通过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强化正向引导、加强基层法治队伍建设等途径,推动我国村落共同体的建设。     

新时代贵州乡村文化价值构建促进乡村振兴研究

实现乡村振兴,发展农村产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就要在新时代条件下通过构建价值体系复兴乡村文明,为此有必要通过相应的调研,从发展的历史脉络中系统地把握乡村文明“繁荣—衰落—复兴”的发展趋势及其“传统到新生代的”建构的规律。乡村有广阔的文化培养土壤,乡村文化价值的挖掘与发行对于激发乡村振兴的农民主体性能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动力。贵州富含丰富的文化资源,乡村文化是贵州经典的文化资源,以农村广阔天地的文化为背景,以乡村核心的文明为抓手,做到以文化价值聚合主体力量,以经济发展为再生动力助力贵州发展。     

乡村振兴视域下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路径探析

基于乡村振兴研究视域，以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研究对象，结合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对乡村振兴的意义，分析当前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状及“人、物、地”三个维度存在滞后的原因，从强化价值引领、创新产品样态、凝聚建设合力三方面提出了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具体措施，有针对性地为乡村振兴提供事业理论层面的可行方案。     

“三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秩序乱象与价值重建

在中国,传统乡村文化以独特的秩序意义规范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维护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内生于乡村共同体的乡村文化既以生态智慧承担着建设美好家园的＂生活秩序＂,也以道德交往维系着心灵家园的＂精神秩序＂,更用约定俗成的非制度性规范形成人们的自觉秩序。然而,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解构着传统乡村文化的秩序价值,乡村文化失去了认同的基础,传统道德日益碎片化,乡村精英的标杆意义也日渐衰落。走出乡村文化秩序乱象的最有效途径就是进行乡村文化价值重建,通过对传统乡村文化进行再认同,建立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互哺＂机制,最终以先进文化引领乡村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