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行为理论下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和行为研究 ——基于山东省549户农户的调查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3个潜在变量11个题项,构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愿模型,以山东省6个县(市)30个自然村600户农户数据为样本,利用Logistic模型对流转意愿进行实证研究,并结合上述调查数据对农户流转行为进行分析,揭示了农户流转意愿和流转行为的差异性及其原因。结果表明,农户的流转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户的流转行为,在外在环境下,农户的流转意愿和行为会发生一定的差异;行为态度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愿的影响主要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花费成本及后期依赖土地的养老问题,而在实际流转行为过程中流转收益成为农户的主要关注点,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主观规范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形成在于周围流转人对农户的影响,并在农户流转行为结果中得到了证实;感知行为控制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主要从基层政府的态度、流转信息的获取及农户自身的特征方面形成,在农户流转行为分析中发现农户家庭的资金状况也是影响流转意愿的原因,进而对感知行为控制进行了补充。     

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的农户供求意愿研究

以土地流转中的农户供求意愿为切入点,构建农户流转决策的理论模型,解释理论上的重庆土地流转与流转收益和成本间的关系,进而厘定各因素影响农户流转意愿的计量模型,科学把握重庆农户流转意愿与实际差距的内在原因。具体为：①以土地流转中农户的供求意愿为切入点,遵循理论决策-实证绩效-行为机理-区域调控的框架,分析重庆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户的供求意愿及行为作用机理,构建破解影响重庆农村土地流转的区域对策框架,结论可服务于重庆目前及今后的城乡统筹用地的战略需求。②借助参与性农村评估获得的翔实资料,结合多学科耦合,构建适于重庆的农户土地流转供求意愿决策的理论和计量模型,分析土地流转的供求关系和流转效率,与以往研究相比,实现了理论决策分析与计量经济模拟间的统一,避免了单一视角的无针对性的定性分析弱点。但针对这一研究,需要破解2个关键问题：①众多复杂的影响因素使得土地流转的农户供求意愿分析,需借助多分类无序逻辑回归而进行,但怎样识别影响农户土地流转供求意愿的潜在因素,属理论决策方面首先必须破解的难题。②如何厘定农户决策行为及作用机理模型,以分析土地流转中农户的供求意愿绩效,进而为重庆农村土地流转的区域性调控与制度创新提供依据,属实证绩效方面所必须破解的难题。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及影响因素探讨

农户是土地流转以及土地经营的主要对象,农户的自身行为对土地的的规模、制度以及模式等具有较大关系。近几年,农户土地流转现象不断出现,对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进行研究成为普遍内容。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县江城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为了促进土地流转的规范性,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增加农户收入,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为其提供有利依据。     

安徽省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安徽省2010年1 365个农户固定观察点的样本数据,运用Logit模型对影响农户家庭土地流转行为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主要动因源于经济因素中的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农户社会阶层与家庭类型因素财对农村土地流转产生了一定影响,而农户经营的土地面积、土地块数、不同面积大小的土地块数等对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并不产生重要影响.     

不同类型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分析 ——以江西赣州市201 户农户为例

以赣州市201 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不同类型农户的特征和土地流转行为,通过建立 Logistic 模型,从户主特征、农户资源禀赋、承包地流转特征、政策认知4 个方面对不同类型农户土地流转行为 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被调查的201 户农户按职业、收入分为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占比分别为 5%、60.2%、34.8%;户主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是影响纯农户转入土地的主要因素;家庭人均收入是兼业户转 出土地考虑的关键因素;非农户流转土地受家庭劳动力数量、承包地距中心城镇距离、流转费用和流转年限等 综合因素影响。根据不同类型农户特征和土地流转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差异,制定不同政策引导农户土地流转 是保障农户土地权益和发展权益,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土地流转地区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基于浙江3市的对比分析

土地流转是农村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方式,在不同的地区,土地流转率存在较大的差异,一般认为经济越发达,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越高,土地流转越频繁.但在发达地区,土地流转率都比较高的情况下,具体的土地流转行为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别.该研究基于对浙江省余姚市、临安市和丽水市3个地区的调查,分析各地区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差异,结合地区经济状况分析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并就如何提高土地流转效率、缩小土地流转的地区差异提出政策建议.     

土地流转中公司与农民冲突原因再调查

公司下乡与土地流转存在紧密联系。课题组通过实证调查,发现现实中公司与农户之间围绕土地流转,特别是土地流转后发生的冲突并非公司的责任,很大程度上与农户的敲竹杠心态和行为有关。正是农户的这种敲竹杠心态与行为恶化了农村的投资环境,造成公司行为的扭曲。     

欠发达地区农户土地流转行为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宁夏回族自治区6村102户农户调查数据为例

基于宁夏土地流转现状的调研,以宁夏回族自治区6个行政样本村102户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为例,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家庭人口规模、非农化程度、农户所处区域差异性、农户对土地租金的满意度以及风险预知对农户是否满意土地流转行为都有显著影响。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构建农户土地流转利益保障机制,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的组织化程度,加强政府土地流转政策的宣传,从而引导农户明晰其土地产权,提高农户对土地流转的满意程度,使得土地流转稳定有序进行。     

汶川地震灾区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根据汶川地震灾区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户是否参与土地使用权流转行为以及是否参与土地使用权的转入或转出行为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并针对假设的土地使用权流转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地震灾区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基本上符合理性假设。但农户土地流转市场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新时代"非粮"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非粮"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基于湖北省监利、石首、潜江、仙桃4个县市16个行政村的480份农户调研数据,利用统计分析与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非粮"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变化规律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①从"非粮"农户农地流转影响因素来看,劳均耕地面积、耕作半径与土地块数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呈正向影响,农户平均年龄则对农户土地转入行为呈正向影响;②"非粮"农户由于少种或不种粮,直接导致区域粮食产量下降,进而影响粮食安全,但同时也会促进耕地集中到少数农户手中,对规模农户发展与集约用地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基于Bivariate Probit模型的土地流转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在2011年江西省农户调研数据的基础上,利用Bivariate 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因素及土地转入转出行为之间的联立关系。计量结果显示:农户土地转入和转出行为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家庭女男比例、人均承包地面积、户主年龄及受教育年限、拥有的农业资产价值、外出务工及土地调整等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因素。     

贫困山区农户土地流转及撂荒行为探究——基于山西省和顺县275份农户问卷调查

耕地细碎化和撂荒现象是当前农村土地面临的重大难题,贫困山区农地流转不畅及撂荒现象的改善对农地的高效利用和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山西省和顺县275 份农户问卷调查,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个体特征、土地基础条件和家庭生计禀赋对当前农地流转行为、未来流转意愿及农地撂荒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农户生计趋向非农化的现状下,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仅占18.2%,未来愿意参与流转的农户占58.5%,当前有38.9%的农户存在农地撂荒现象。（2）贫困山区农地的当前转出行为和当前转入行为分别受家庭人均年收入和固定劳动力影响;户主年龄、家庭外出务工人数、人均健康水平、家庭承包地面积、土地肥沃程度和家庭人均年收入与未来流转意愿存在显著相关性。（3）土地流转背景下,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和承包地面积的增多是造成贫困山区农地撂荒的主要原因。因此,建议完善贫困山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并加强对村集体的帮扶力度,以期改善农地细碎化及撂荒现象。     

农用地集约利用与农民人均收入相关性实证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农用地集约利用研究在我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对农用地集约利用与农民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关注较少。采用2006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对农民人均收入与农用地集约利用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用地集约利用是农民人均收入提高的原因和重要保障。不同收入水平下,农用地集约利用对农民人均收入的影响程度不同。     

珠三角地区土地流转对农民增收程度的影响研究

对珠三角地区农民收入现状及贡献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借助多元回归模型,利用广东省2002~2014年统计年鉴的数据,通过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来分析珠三角地区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增加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土地流转通过工资性收入途径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效果比较明显,通过家庭经营性收入途径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效果不是很明显,土地流转平均面积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的作用最小。     

汉、藏、回族地区农户的环境影响——以甘肃省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

农户作为我国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与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已成为影响生态环境的最重要单元,当前急需理解农户的环境影响,并依此为依据找寻缓解环境压力的对策。以甘肃省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为研究区,以生态足迹作为测度环境影响的指标,利用入户调查资料,基于成分法核算了农户的生态足迹,对比分析了汉、藏、回族地区农户的环境影响,并利用STIRPAT模型分解了各因素对农户环境影响的作用。研究发现:(1)甘南州农户的人均生态足迹高于张掖市与临夏州,其中甘南州农户的人均草地足迹远高于张掖市与临夏州,而张掖市农户的人均化石能源地足迹远高于甘南州与临夏州; (2)3个地区农户对耕地影响的差距均较小,但对水域、林地、草地影响的差距都较悬殊; (3) 农户的家庭规模、富裕水平、受教育程度、非农化水平是影响生态环境的主要驱动因子,扩大家庭规模、提高富裕水平将加剧对环境的影响,而提高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及非农化水平将减缓对环境的影响,但它们引起的环境影响变化速度均低于其自身的变化速度;(4) 民族属性对农户的环境影响具有显著作用,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现有样本数据支持环境Kuznets曲线假说。     

中国农户经济增长研究

农村实行改革以来，重新确立了农户经营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主体地位，农户再度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农户经济的微观决策，主要体现于农户收入在消费、储蓄、投资之间的分配，体现于多个投资项目选择和单个投资项目规模的确定上。制约农户经济增长的宏观因素主要是：非完善的土地制度，低发育程度的农村市场和供给不足的政府、社区社会化服务。引导、规范农户消费行为合理化，增强农户投资的活力，完善制约农户经济增长的有关制度、法规，刺激政府、社区社会化服务的有效供给，是促进农户经济增长的可行途径。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与农民增收——基于6个试点县(市、区)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分析

以6个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市、区)的885户农户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分别以农民年人均收入和农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在固定年份效应和固定农户效应前提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对促进农民增收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宅基地制度改革能促进农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但对促进农民年人均收入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因此,要通过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来促进农民增收,需要重点聚焦如何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建议推进城镇化,引进市场机制,配套相关改革措施。     

成员外出务工、家庭人口结构与农户土地流转参与——基于CFPS的微观实证

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2012全国大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成员外出务工和家庭人口结构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果表明:1)随着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率的提升,农户更倾向于转出土地;2)与以往成果不一致,本研究并没有发现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土地转入行为有显著负面影响。3)家庭人口结构老年化会负向影响农户土地转出行为和土地转出率,而家庭人口结构女性化对农户是否流转土地和流转参与率均没有显著影响。4)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外出务工之所以不再负向影响农地转入,关键在于农业机械很好的替代了流失劳动力。     

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机制激励程度研究

对现有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机制的缺陷进行剖析,再从成本、收益分析角度探讨农户在退耕还林中的行为动因,最后经过实例予以佐证.结果表明,农户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并不关注生态建设,现有机制对农户参与退耕具有较强的激励作用,而对农户参与生态建设缺乏激励或者没有激励.     

2000～2011年烟台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目的]分析烟台地区2000～2011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提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建议。[方法]对烟台地区2000～2011年各类农产品及其产量和农民年人均收入的变动情况进行归纳总结,利用统计学方法对各类农产品产量与农民年人均收入进行相关性分析,建立农民年人均收入与农产品产量的最优线性回归方程。[结果]2000～2011年,烟台地区农民年人均收入持续增长,各类农产品产量变动情况不同,产量增加幅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水果产量、粮食产量、水产品产量、肉类产量、花生产量;水果、肉类和粮食产量均与农民年人均收入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花生和水产品产量与农民年人均收入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结论]2000～2011年烟台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增长的农民收入相关性较高,该地区水果和肉类产量所占比例逐渐增大,粮食、花生和水产品产量所占比例逐渐减小,农民收入随水果和肉类产量的增加、花生产量的减少而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