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特征与类型

为了进一步深化乡村聚落微观研究,为新时期新农村建设提供基础支撑,该文利用延安市宝塔区2015年Google earth遥感影像,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模型与格网分析法,定量分析了延安市宝塔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异特征,并基于多维组合特征划分了乡村聚落类型。结果表明:1)乡村聚落空间整体上呈集聚分布模式,且分布密度北高南低,密度大于5个/km2的聚落斑块,主要在桥沟镇和川口乡以北;聚落规模存在高值集聚特征,空间分布呈"Y"型结构;乡村聚落分布随高程、坡度变化呈正态分布,且81.42%的乡村聚落斑块最临近道路距离小于500 m,59.7%的乡村聚落斑块耕作半径为700~800 m;聚落形状指数受不同等级道路影响较大,高值区主要沿国道和省道分布,低值区主要分布在三、四级油路和砂石路。2)蟠龙川样带内聚落格局特征受地形与耕地资源影响较大,210国道沿线聚落格局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3)基于多维特征组合矩阵将乡村聚落布局划分为9类,小规模-劣势区-集中分布和小规模-劣势区-离散分布是主要问题区。乡村聚落优化应立足于不同类型、因地制宜、分区推进,主要问题区实施优先整治战略,保障生态安全。     

甘谷县乡村聚落时空布局特征及格局优化

对黄土丘陵区的甘谷县乡村聚落时空布局特征进行分析,为乡村聚落格局优化及土地集约利用提供研究基础。基于1998年的Landsat-5TM和2008年的SPOT5遥感影像,应用景观格局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甘谷县1998-2008年乡村聚落的时空布局特征及空间格局优化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在时间分布上,近10a来,甘谷县乡村聚落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3.69%上升至5.45%。斑块数和斑块总面积分别增加114.77%和47.76%,现状聚落斑块密度很高(1.68个/km2),2个时期斑块面积大小悬殊,平均斑块面积减小。在空间分布上,2008年甘谷县乡村聚落密度明显高于1998年,呈"东北密、西南疏、距县城距离近的密"的空间分布格局,且空间差异显著。2个时期乡村聚落均呈显出强烈的海拔、坡度、交通和水系指向,海拔1750m以下、坡度小于15°、距离道路和河流1000m以内是甘谷县乡村聚落的主要聚居区。为了城乡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对甘谷县乡村聚落以优先发展型、扩建发展型和集中发展型3种发展模式进行空间格局优化。     

盐池北部风沙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为科学辨识盐池北部风沙区乡村聚落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该文基于2005年及2012年土地利用数据提取乡村聚落,运用空间韵律指数、空间统计测度模型、GIS热点制图及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来定量展现乡村聚落的规模、布局及形态的演变特征,探索自然地形、区位条件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对乡村聚落格局分异的影响力。研究结果表明:盐池北部风沙区乡村聚落规模整体缩减,集约用地程度提高,斑块形态趋向简单规则发展,聚落分布重心朝东南方向迁移;乡村聚落空间集聚程度进一步加强,分布密度呈"中密外疏"的空间特征;聚落规模"热点"区布局基本未变,而"冷点"区表现出了明显的轮换特征。近8 a期间,乡村聚落分布逐渐向草地、林地靠拢,且远离沙源,乡村聚落的变迁映射出沙区人地关系趋于缓和,人类活动正在以积极的方式逐渐优化沙区的生态人居环境。基于1 km×1 km网格单元进行的地理探测器分析表明研究区乡村聚落空间布局分异主要受区位条件和自然地形的影响,其中区位条件影响作用力最显著,主要表现为离农业灌区距离、离沙源距离、城镇临近度3个指标,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其影响力不显著。该研究可为沙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布局优化与调控、新农村建设规划及沙区聚落人居环境改善提供决策参考。     

都市郊区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探究大都市城郊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该文应用景观格局指数分析了上海市青浦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因子分析法从地理空间和社会经济2个方面探讨了该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特征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青浦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呈现明显的东西分异特征,斑块规模东多西少,分布东密西疏,形态东部破碎西部规整;地理空间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是影响该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的主要驱动因素;地理空间差异是塑造该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基本格局的首要因素,其中耕作半径、到最近国道距离和到城市中心距离是规模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到城市中心距离、到最近城镇中心距离和到最近主要河流距离是分布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到最近国道距离、到最近高速公路距离和到最近省道距离是形态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而社会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工业化和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社会经济因素加剧了乡村聚落景观空间的异质化、空心化和破碎化,深刻改变了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的内在本质。研究结果可为大都市城郊区乡村景观保护规划和土地空间整治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基于GIS的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识别乡村聚落时空分异与关联特征是实现乡村聚落布局优化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为探究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及差异性,以环京津贫困带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GIS技术,借助核密度、景观格局指数等方法,定量分析2005年与2015年乡村聚落时空分异特征;并引入空间依赖性理论,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贫困带乡村聚落分布的空间关联性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呈现明显的"东南部、西北部较密集、北部稀疏"的分异特征;同2005年相比,2015年乡村聚落用地规模明显增加,乡村聚落斑块破碎程度相对高,且形状逐步趋于不规则态势。(2)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同2005年相比,2015年乡村聚落在空间上的集聚分布态势减弱,局部空间异质性水平逐步增强。(3)不同因素对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具有显著差异,距河流距离坡度高程距高等级公路距离距城镇距离,且距河流距离、坡度、高程与距城镇距离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逐步增强,距高等级公路距离影响程度不断减弱。研究结果能为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空间优化及京津冀协调发展提供科学精准的决策,为类似经济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森林乡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森林乡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单元，是建设美丽中国和生态宜居乡村的重要载体，开展相关研究对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全国7 586个森林乡村样本数据，采用非均衡指数、Moran''s I、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工具识别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测算主要影响因子对森林乡村空间分异的解释力。结果发现：1） 中国森林乡村呈现出"东部密中部散西部疏"的空间分异特征，分布方向为"东北-西南"走向，与胡焕庸线、气温和地形所形成的地理格局具有空间一致性。2）森林乡村呈集聚分布模式，空间溢出效应显著，热点区域范围北至沧州，南抵中山，西至商洛，东抵舟山（118°～126°E，24°～38°N）；极化现象突出，形成6个一级核心区和10个二级核心区。3） 公路密度、林业产值密度、乡村文化密度、年均气温、城镇化率、平均海拔和地形起伏度是森林乡村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子，单因子空间分异解释力差异明显，双因子交互解释力强于单因子作用，公路密度、乡村文化密度和林业产值密度是交互解释力增强的关联主导因子。4）自然环境是影响森林乡村空间分异的基础性因素，并呈现出显著的气温和地形指向特征；城镇化率和林业产值密度是重塑其空间格局的主要动力，公路密度和乡村文化密度是其空间形态变化的引导力量，森林乡村空间格局是多因子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研究还发现，随着公路密度、林业产值密度和城镇化率的增加，森林乡村数量和密度总体上呈现"先增后减"的阶段性变化特征。5）将森林乡村划分为都市型、交通型、产业型、文化型和综合型5大类，其中，都市型森林乡村主要分布在省会城市，区位优势显著，交通型、产业型和文化型森林乡村在不同区域形成集聚分布，单要素优势特征明显，而综合型森林乡村多要素作用相对均衡。未来，中国森林乡村建设与发展应根据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制，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和差异化发展原则，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和城乡统筹，有序推进森林乡村增量扩展和存量更新，有效解决乡村生态环境恶化和传统文化衰败问题。同时，不断提升主导因子的驱动能力，发挥不同类型森林乡村的比较优势，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森林乡村全面振兴。     

武汉城市圈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

为揭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影响机理,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韵律指数、平均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从不同尺度定量识别了2009—2017年武汉城市圈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演变规律,并探讨了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9—2017年,聚落总体规模增幅2.82%,平均斑块面积增幅1.45%,斑块形态趋于规则,破碎化程度较低,聚落单体布局形态多样化,规模扩张以点状、带状和块状扩张为主;(2)聚落空间保持集聚分布模式,单位面积乡村聚落消亡斑块较新生斑块核密度平均值低74.51%,聚落增减密度变化呈“北疏南密,向中心城区聚集”的特点,聚落局部以面积增加为主,新增聚落向各中心城区集聚;(3)聚落空间演变主要发生在低海拔、低坡度、降水量丰富、气候温暖、农村人口规模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并表现出明显的河流指向、道路指向、经济指向等特点。综上,武汉城市圈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在规模形态和空间分布上均发生了演变,并受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影响。     

江苏省乡村聚落演化的多尺度特征与空间关联性分析

乡村聚落演化与发展是农村社会特定人地关系的集中体现,其空间关联性是乡村聚落规划与重构的基础。该研究以江苏省为例,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景观分维指数与空间热点探测方法,分析2009-2018年江苏省乡村聚落演化的多尺度特征与地域分异性规律,定量测度乡村聚落演化与不同地理要素的空间关联性及其增减变化的空间自相关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江苏乡村聚落变化呈现出"减少面广、增加集聚"的典型特征,乡村聚落增减变化的密度表现出沿江沿海的轴线走向;县域单元乡村聚落以不规则分布为主且差异较为显著,苏南地区乡村聚落形态规整度整体相对更优;乡村聚落增减变化在道路、水源和城镇可达性时间大于60 min范围内聚落增减规模比例最大,但在整体上并未呈现出明显的地理空间可达性指向,乡村聚落变化更多以农户自组织方式进行;江苏大多县域乡村聚落变化处于不显著的随机状态,南京市是乡村聚落增减变化的典型冷热点区,而南通市则是乡村聚落增加热点区。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社会经济转型期乡村聚落演化的时空关系与农户决策行为,促进乡村聚落布局优化和空间有序重构。     

喀斯特槽谷区近50年乡村聚落时空格局演化

厘清山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对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有重要意义。以印江县1960年、2000年、2017年的乡村聚落数据为基础,利用GIS空间分布模型和空间统计模型,表征乡村聚落规模及空间分布的演化特征,探究了自然和人文因素对聚落时空格局演变的影响。结果表明:(1)印江县1960—2017年乡村聚落面积增加2 271.41 hm~2,斑块平均面积由10.87 hm~2下降到2.79 hm~2,斑块密度由0.18个/km~2增加到1.12个/km~2,由大规模、低密度向小规模、高密度演化,聚落重心先向东南移动、后朝西南迁移。(2)核密度高值区范围向东扩展,呈现空间集聚分布,聚落斑块均为高值聚集,冷热点区空间分异明显。聚落密度和规模分布呈负相关,小规模、高密度特征突出。(3)地形河流是印江县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化的主导因素,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为聚落演化的内生动力,计划生育、行政区划调整、灾害及乡村发展政策是推动聚落发展的外在推力,聚落向交通线路集聚。     

近30年闽南沿海乡村聚落用地空间演化过程研究

科学辨识乡村聚落用地空间演化过程是乡村振兴进程中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重要依据。该研究选取厦门市集美区作为典型案例区,以1986—2017年4个时间点的遥感影像解译数据为基础,利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和空间自相关等分析方法,定量识别了近30年集美区乡村聚落用地空间演化过程及其机理。结果表明:集美区乡村聚落密度分布存在空间异质性,中、高密度区域集中分布于农业区位条件良好的中部地区;聚落演化过程以关联扩张方式为主导,乡村聚落用地收缩斑块空间分布呈现随机性,扩张斑块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地形地势因素和演化特点的共同作用,聚落用地基本空间格局保持稳定;聚落用地核密度分析和局部自相关分析,揭示了聚落演化与地理环境、产业演进和城乡关系变化紧密的关系,反映了集美区各发展阶段,城乡互动过程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化的驱动特点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可为优化乡村聚落发展布局以及统筹乡村振兴规划与土地整治规划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     

乡镇规划调控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

为科学确定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类型,有效指导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及新农村建设实践。该文以武川县可可以力更镇为例,在乡镇规划调控的前提下,按农村居民点不同演化方向,将位于城镇建设用地扩展边界范围内的农村居民点确定为城镇化型,位于扩展边界范围外的农村居民点确定为非城镇化型。针对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因其未来演化方向而将其空间布局优化类型确定为社区化管理型;针对非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从乡镇总规协调度、生产生活便利度、居民点活跃度3大方面构建农村居民点斑块综合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其综合影响力,并据此将其空间布局优化类型划分为综合发展潜力型、原地整治保持型、迁村并点扶持型3类。结果表明,可可以力更镇确定为社区化管理型的农村居民点6个,面积15.29 hm2;综合发展潜力型46个,面积178.28 hm2;原地整治保持型53个,面积189.20 hm2;迁村并点扶持型40个,面积141.22 hm2,并针对4种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类型提出较为具体的优化方案。研究结果符合可可以力更镇实际情况,能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与整治提供新的思路。     

基于生态适宜性的唐县城乡居民点用地优化研究

为促进城乡建设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实现唐县城乡居民点用地合理优化,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获取生态安全保护分区,运用GeoSOS-FLUS模型预测城乡居民点用地变化,分析未来城乡居民点演变与生态安全格局的互动关系,并从生态保护与建设角度探寻县域城乡居民点生态适宜性空间特征,结合ACO模型进行了唐县城乡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结果表明:(1)唐县整体生态安全值偏低,呈西北低、东南高的空间分异特征;(2)在自然发展情景下,2027年唐县城乡居民点用地总面积增加6.67 km²,城乡居民点空间扩张集中在低生态安全保护区和较低生态安全保护区,未来将对唐县生态安全逐渐产生威胁;(3)城乡居民点生态适宜性分区可划分为高度适宜区、较适宜区、中等适宜区、较不适宜区和不适宜区,分别占唐县总面积的2.83%,15.39%,17.02%,64.76%; 优化后,城乡居民点呈现出向适宜性较高区域迁移的趋势,大部分呈规模集聚分布,城乡居民点布局总体上趋于紧凑。从生态保护与建设角度优化城乡居民点空间布局,更符合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城乡居民点的发展要求,可为未来唐县城乡居民点的规划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基于空间组合特征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

为了科学划分农村居民点类型,有针对性地指导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问题,该文以宜春市袁州区彬江镇为例,采用最小阻力模型、场强模型等方法,基于多种空间分析结果和组合特征,对农村居民点类型进行划分,并根据不同农村居民点类型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空间布局优化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彬江镇中部与北部综合阻力较低,南部阻力较高;结节性指数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于中部和北部;场强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于北部城镇周边;通过对以上研究结果整合,将彬江镇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城镇扩张型、快速发展型、控制发展型和迁移合并型,根据不同农村居民点类型的特点,提出了不同的布局优化策略和发展建议。该研究结果可为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居民点规划发展提供依据。     

精准扶贫背景下云南少数民族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

为合理确定山区农村居民点的优化布局方向,科学指导山区农村居民点土地整治和新农村建设,该文以2018年脱贫的原国家级贫困县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为研究区,综合运用遥感解译、GIS分析、景观形状指数模型等方法,从空间、规模与形态等方面研究2001-2017年农村居民点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在规模形态方面,农村居民点的演变主要表现为:整体规模扩展显著,景观形状趋于规则,平均斑块规模增大;2)在空间分布方面,农村居民点向地形条件优越地区集聚的特征愈发明显。核密度和聚类检验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斑块规模空间分异明显,分布形态由小规模分散式逐渐向大规模集聚式发展;3)自然地理因素是影响山区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的基本因素,而社会经济因素、区位因素以及政策因素是促使其空间分布变化的重要因素。该研究可对地质灾害频发的西南边疆贫困山区的农村的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导作用,并为其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松嫩平原粮食主产区农村居民点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揭示粮食主产区农村居民点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点整理有重要意义。该文综合运用GIS空间统计、核密度分析、全局聚类检验及空间热点探测法,从农村居民点规模、密度以及集聚特征分析农村居民点格局,并探索地形地貌、农业生产力水平及区位条件对农村居民点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1）微型、小型及中型居民点数量繁多,其公共基础设施不配套,破坏耕地完整性,已不适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及内部居民生活;2）农村居民点核密度最高值为1.58个/km2,整体分布密度相对较低,规模呈现全局低值集聚特征,符合粮食主产区特点。克山镇、双河镇北部、古北乡北部、向华乡东北部、北兴镇中部以及河南乡中部农村居民点呈小规模集聚,西联镇、西河镇、发展乡、克山农场、西建乡部分区域以及古城镇、向华乡、北联镇的零星区域的农村居民点呈大规模集聚;3）地形地貌是农村居民点初始区位形成的基础,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粮食主产区农村居民点格局调整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区位因素中城镇辐射对居民点格局影响仅限于一定范围,交通道路显著改变居民点局部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距离衰减效应。该研究可为松嫩平原粮食主产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与调控提供参考。     

采用安全韧性理论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

安全韧性是农村居民点存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能有效指导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优化。该研究以内蒙古武川县可可以力更镇（可镇）为例,基于安全韧性理论,界定农村居民点安全韧性的内涵和特征;借助景观格局指数,分析可镇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现状;基于农村居民点安全韧性特征,从适宜性、冗余度、适应性和自组织性4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点安全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安全韧性等级;基于评价结果,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及《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确定可镇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类型,并提出相应的空间布局优化策略。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点安全韧性是一个过程性概念,具有阶段性特征,包括防御阶段、恢复阶段和适应阶段,各个阶段有其显著特征,依次为适宜性、冗余度、适应性,以及贯穿于整个过程的独立自主能力;2） 可镇农村居民点安全韧性整体水平较高,安全级别以上的农村居民点斑块共87个,占可镇总面积的52.5%,在空间上呈现出"南高北低,中间高四周低"的分布特征;3）可镇农村居民点优化类型包括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特色保护类、一般存续类和搬迁撤并类,利用加权Voronoi图,确定搬迁撤并类农村居民点安置去向,进而得到可镇农村居民点优化方案。该研究结果可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居民点规划发展提供依据。     

要素配置与流动视角下农牧交错带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

农村居民点是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综合载体，其空间布局优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为合理优化农牧交错带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该研究以武川县可可以力更镇（可镇）为例，以乡村发展要素为纽带，在界定乡村振兴、人口流动与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内在逻辑基础上，从产业、人才、文化、环境及组织5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居民点要素配置状况；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人口流动网络，以反映要素流动能力；综合要素禀赋及流动能力评价结果组合特征识别农村居民点优化类型，剖析各类型内生发展动力并提出各自优化路径。结果表明：1）乡村振兴的全面实现亟需乡村各要素的科学配置，人口流动作为要素流动的桥梁对于各类要素的合理配置起到关键作用，而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通过要素在布局优化动态过程中的调配流通可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2）可镇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得分中等及以上居民点占农村居民点总面积74.32%，评价结果呈现“南高北低，中间高边缘低”分布特征，两极化格局明显；3）可镇农村居民点程度中心度总体偏低，程度中心度等级低的居民点空间分布广泛，面积占比52.67%，可镇人口流动规模小，要素流动缺乏活力；4）可镇农村居民点优化类型划分为特色保护类（9个）、城郊融合类（20个）、集聚提升类（40个）、原地观察类（24个）、搬迁撤并类（87个）。研究结果可为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提供参考。     

青藏高原东北部河湟谷地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

针对河湟谷地生态地位重要且生境脆弱的特性,以生态格局稳定为前提开展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能够统筹高原地区农村居民点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农村人居空间的"精明收缩"。该研究以西宁市大通县为例,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从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安全保护3个方面构建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并采用改进的引力模型构建农村居民点网络,运用网络节点中心性分析确定农村居民点在网络中的级别;根据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和农村居民点网络节点中心性的组合特征将研究区内农村居民点划分为重点发展、潜力优化、控制规模和迁移合并4种类型,并针对4种农村居民点的布局优化类型提出布局优化调控建议。结果表明:大通县确定为重点发展型农村居民点面积为21.00 km~2;潜力优化型农村居民点面积为21.12 km~2;控制规模型农村居民点面积为10.27 km~2;迁移合并型农村居民点面积为4.02km~2。研究结果综合考虑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与农村居民点之间联系与影响,不仅有利于助推河湟谷地零散闲置居民点"精明退出",而且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有积极意义。     

基于空间自相关的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分区

农村居民点形态特征是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其形态特征空间集聚格局可为农村居民点分区提供基础依据。该文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基于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平谷区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测度其空间关联性,获取农村居民点空间形态集聚格局,进而结合村庄定位、相关规划等,提出平谷区农村居民点分区方案。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点规模、形状、分布均呈显著空间自相关,正相关类型多以组团形式出现,而负相关类型则呈零星分布。不同的自然与社会经济特点区域表现出不同的集聚格局,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控制下的农村居民点规模、形状和分布的集聚区域空间一致性较强,而城市化、工业化等人文过程则降低了其空间一致性。可据此将农村居民点分为5个管理区域,平原区农村居民点管理应注重其用地综合效益的提升,适时调整优化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半山区应因地制宜推行区域统筹的综合管理模式;而山区则应突出村庄特色,完善居民点内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农村居民点整合发展。     

山地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机制分析（英文稿）

山地丘陵区是受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干扰的特殊区域,也是人地关系矛盾突出的地区,是国土空间治理的重点与难点区域。分析山地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特征,对实现乡村重建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该研究试图构建研究框架,结合重庆石船镇的案例,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探讨山区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山地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居民点大多位于低海拔、平缓地形、低灾害风险、离水中等距离、靠近城镇和道路的地区,人口规模、宜居环境等因素影响农村居民点的发展、选址和扩张。2）山地丘陵区高密度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呈现随机分布、分散分布或均匀分布的特征,而低密度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呈现聚集分布的特征。 农村居民点更有可能集中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如海拔较低、坡度较缓、距水源中等、地质灾害风险低的地区。3）自然因素、区位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相互关联,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耦合模式,决定了山区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和分布。随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然因素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区位因素、城镇化、产业发展、交通条件、政府政策等规划因素是改变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形态的主导力量。 空间治理的差异性策略是实现山区乡村聚落可持续利用和优化布局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