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体育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实践发展面临的困惑

在人类生活中，家庭是个永恒的话题。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家庭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导致了家庭的一系列变化，其中有些变化正在影响着家庭体育实践的发展。以文献研究为主要方法，从对家庭体育概念的再认识入手，指出了目前家庭体育研究中存在的两个问题（数量偏少，质量不高；定量式的问卷调查主导着家庭体育研究，观察法的应用长期缺位），阐述了空巢家庭和新兴家庭生活方式给家庭体育实践发展带来的困惑。最后，在几点思考中提出：家庭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社会变迁的属性；问卷调查不是万能的；家庭体育不宜作为全民健身的突破口及其可持续发展的落脚点。     

家庭的消费行为规律

家庭是社会消费的基本单位，大多数商品都是直接供家庭购买与消费的。即使是家庭个体成员的消费，也会受到家庭各方面因素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家庭特征与家庭消费行为规律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尤其是家庭经济收入、家庭类型、家庭生命周期、家庭消费角色对家庭消费行为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探讨家庭的消费行为规律，对工商企业制定合理的营销策略有重要的意义。     

就业异质性与家庭杠杆率——来自CFPS的证据

利用Tobit模型，结合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考察就业性质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杠杆率受户主雇佣性质、工作行业性质以及工作单位性质影响。此外，家庭杠杆率还同家庭人口、消费支出、婚姻状况紧密相关。低杠杆家庭可通过培养金融意识，适当提高杠杆以改善福利；金融机构需对不同就业性质的家庭提供差异化服务，以提高其福利水平。同时，还需对不同就业性质家庭的金融风险实施差异化监测与预判，以防控宏观经济风险。     

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测度、动态变化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分析

基于CFPS数据库实证探讨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水平和关键影响因素。结论如下：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总体先下降、后反弹上升，且不同地域分布的农户和不同家庭特征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农村贫困脆弱家庭中长期脆弱家庭和动态脆弱家庭也并存；农户家庭特征和外部发展条件显著影响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户主年长、家有患病人员、家有较多老人与未成年子女以及经历自然灾害等情况加剧家庭贫困脆弱性。户主高学历、家有较多劳动力，家庭成员参与医疗、养老保险以及家庭可便捷获取教育、医疗和信息服务，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效缓解。农民职业技能培训、耕地占有量和家庭社会关系网络及农村农业机械化与合作组织发展未产生有效的贫困脆弱缓解效应。     

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历程研究

文章基于改革开放后历史与现实背景，将我国家庭农场发展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为家庭农场产生阶段（1978—1985年），这一时期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户籍制度放松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家庭农场得以产生。第二阶段为家庭农场有限发展阶段（1986—2007年），这一时期受政策、市场环境以及税费的影响，家庭农场发展受阻。第三阶段为家庭农场的快速发展阶段（2008年至今），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政策支持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逐步完善，家庭农场得以快速发展。最后基于家庭农场发展历程的思考，得出进一步加强财税支持政策、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土地流转服务、提高农场主综合素质、加强数字技术应用等政策启示，以期促进家庭农场进一步发展。     

关于完善应收家庭农场款项会计管理的探讨

应收家庭农场款，是指农场为家庭农场提供各种材料、物资和劳务等而应收回的款项，以及按合同规定应向家庭农场收取的各种款项。按现行制度，应收家庭农场款核算较麻烦，与《会计准则》关于债权的确认原则不符，违反谨慎性原则。因此，应改进应收家庭农场款的管理，使其符合债权的确认基础和资产的概念及慎重性原则。充分考虑坏帐风险，建一立应收家庭农场款的坏帐准备金制度，从而使应收家庭农场款项会计管理更加完善。     

发展家庭农场的建议

家庭农场是缓解土壤零碎化的一种重要途径之一，由于土地的零碎化，造成规模化生产成为了一大难题，家庭农场便可以逐步缓解用地矛盾，目前农业机械补贴政策提高了农业机械的应用，农机和农艺相结合可以在家庭农场上展现出特有的优势。整理土地可以实现机械化操作，家庭农场以农户家庭为组织单位，面向市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从事适度规模的农林牧副渔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实行自主经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负盈亏和科学管理的企业化生产实体，家庭农场是完善家庭承包经营的有效途径，保留了家庭承包经营的合理内核，继承了家庭承包经营产权激励的优点。建立家庭农场后，家庭农场主仍是所有者、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统一体，家庭整体利益这个经济杠杆仍能激发家庭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几乎不存在劳动监督费用。     

有房有车就很幸福吗？

在城镇化快速“成长”的过程中，影响家庭幸福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城市与农村的家庭幸福感有何差异？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在京举办“2014国际家庭日中国行动--聚焦城镇化与中国家庭幸福”论坛，发布报告称，当前城镇家庭的幸福感水平总体略高于农村家庭。人口流动中，保证家庭完整至关重要。养老担忧、社会信任、安全问题是城乡家庭的共有困扰。     

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障碍及其对策

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政府、农户家庭都是重要的投资主体。当前农户家庭在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遇到诸多障碍。深入分析这些障碍，有利于推动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存量，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     

互联网对家庭贫困的影响效应分析

基于2016~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使用互联网对家庭贫困所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能显著增加家庭收益，具有良好的抑贫效果，但会因家庭水平层次不同而产生差异。人均受教育年限高于8.155年、健康程度良好的家庭能够显著发挥互联网的减贫效应，反之不显著；家庭存款在10 600元以上、抚养影响程度小于3的家庭使用互联网能取得良好收益，反之不显著。互联网使用效果具有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家庭使用互联网的增收效应小于中西部地区，能缓解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建议加快落后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推动互联网与精准扶贫深度结合。     

嬗变中的生育观

家庭是社会结构中最基本构成单元的表述，完整的家庭结构，有助于增加一个家庭的稳定性。     

新时期农村经营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直接影响其发展的质态。基于山东省308户省级家庭农场示范场的微观数据，运用DEA模型测算分析不同经营类型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并运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关键因子。研究表明：种养兼休闲型家庭农场的综合技术效率最高，为0.751，种植型家庭农场的综合技术效率最低，为0.529，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的纯技术效率高于其它两种类型。在影响其经营效率的诸多因子中，土地经营面积与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呈“倒U型”，土地经营面积过大或过小均不利于经营效率的提升。受教育程度、贷款获得性、社会化服务程度、政府补贴力度对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则显著负向影响其经营效率。不同经营类型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影响因子存有一定差异。     

丘陵地区家庭农场发展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通过调研湖南桃江县家庭农场发展现状，认为以粮食生产型的家庭农场在丘陵地区有其独特活力，因地制宜，优化整合涉农资金，集中优势发展单一行业型家庭农场，是丘陵地区家庭农场发展的有效途径。同时针对丘陵地区发展家庭农场提出一些合理化意见。     

家庭农场愿意参与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吗？——基于安徽省224户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

家庭农场作为联合体的重要参与者，其参与意愿既关系到联合体的培育和发展，更关系家庭农场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通过构建扩展的TPB模型，利用安徽省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和二元Logistic模型对家庭农场参与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场主的年龄、家庭收入、家庭农场性质、家庭农场对加入联合体的发展预期、政府对联合体的宣传是否到位、是否有亲友已经加入联合体对家庭农场参与联合体的意愿均呈显著正向影响关系。建议通过以下措施推动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加入联合体：加强联合体的政策宣传力度，强化联合体参与各方的沟通交流；加强职业农民培训，积极探索家庭农场参与联合体的动力机制；大力推介联合体典型案例，激发"头雁"效应。     

城市化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

可以说随着社会变迁的发展，家庭养老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压力。而城市化作为社会变迁的一种形式，对家庭养老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这种压力下，很容易作出家庭对老年人的支持弱化的假设，那么情况是否真的如此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特意走访了济南市的几个社区和农村，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问卷调查，以期从中管窥一下城乡老年人家庭支持因素的不同和城市化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广西全区家庭农场数据分析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广西十分重视家庭农场的培育和发展，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文件，广西家庭农场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规模不断扩大，成绩喜人。但同时也存在家庭农场发展不平衡、注册商标和农产品质量认证意识不强、财政扶持力度不足、家庭农场购买农业保险比例不高、经营主体技能不足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优化广西家庭农场发展的对策建议，如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强“三品一标”建设力度打造农业品牌、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加速土地流转和加强培训主体技能等措施，促进家庭农场健康发展，为广西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长葛市家庭农场发展现状及发展措施

随着经营主体的快速发展，家庭农场作为重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途径，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家庭农场受重视程度与日俱增。调研团队通过集中抽样对长葛市家庭农场进行问卷调查及分析，以展现长葛市家庭农场发展的典型特征。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异质性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基于和静县的调研

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异质性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为促进劳动力就业增收建立理论支撑和多维实现路径。基于劳动力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就业特征3个维度，利用对新疆和静县280名劳动力的实地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个人特征方面，劳动力年龄、职业技能和文化程度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显著影响；家庭特征方面，就业人数、人均耕地面积、人口抚养比例和家距县城距离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显著影响；就业特征方面，就业产业、就业地点、就业培训、企业规模和是否签订合同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显著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措施，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带动家庭增收。     

生产要素配置视角下土地互换对家庭农业内生式发展的影响

基于对山东省和安徽省农业家庭调查的784份数据，本文采用Probit模型、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从生产要素配置角度研究土地互换对家庭农业内生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互换能够在总体上促进家庭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促进家庭农业内生式发展。具体表现为：参与土地互换能够显著扩张农业家庭经营面积，促进土地流入并抑制土地流出；同时，促使农业家庭劳动力转移到农业生产中，并增加农业家庭农业资本投入。异质性分析发现，土地互换会吸收部分缺乏就业机会的闲置劳动力参与农业并促进其进行土地规模扩张，但对高龄农民生产要素投入的效果不明显。据此，本文认为出台完善的农村家庭承包土地自主互换制度和高龄农民市场化有偿退出制度是缓解土地细碎化问题和实现家庭农业内生式发展的可行路径。     

"独生父母"家庭生育抉择经济分析

自2001年开始，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正逐渐进入一个生育高峰。未来十年里，由独生子女养育独生子女的新家庭将达到上千万，并将成为家庭结构主体。由于这些家庭主要分布在城市。农村相对较少。因此，可以预见，“独生父母”家庭的生育抉择将大大影响城市人口生育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