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OI数据的新疆农家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POI数据,收集新疆3 463家农家乐信息,并将其分为经济型农家乐和星级农家乐,运用最邻近指数、变异系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探究各类型农家乐空间分布特征;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各类型农家乐分布的因素.结果表明：(1)新疆经济型农家乐、星级农家乐以及农家乐总体在空间上均表现为聚集的分布态势,且聚集分布特征的显著性较强;(2)经济型农家乐和农家乐总体分布相似,北疆农家乐核密度以带状分布和点状分布为主,南疆农家乐核密度仍以点状分布为主,星级农家乐南北疆核密度均为带状分布和点状分布;(3)各类型农家乐分布均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局部看来“低—低”聚集性更为明显;(4)负二项回归显示,生态环境、交通条件、资源禀赋及旅游业发展水平对各类型农家乐空间布局有着显著影响,自然因素和农业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农家乐总体分布,而对农家乐质量等级的影响有限,城镇化水平对新疆各类型农家乐布局影响不显著.     

基于POI数据的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以北京市密云区为例

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以北京市密云区为例,依据分类将POI数据中的1793个乡村休闲旅游地分为自然风景类、历史与文化活动类、观光农场类和休闲度假类等4类.借助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数理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其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区内整体和各类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趋于集聚.乡村休闲旅游地以观光农场类和休闲度假类为主,二者共占62.87％,在古北口镇、石城镇等乡(镇)分布较集聚.依据最大空间集聚尺度的核密度带宽分析结果,整体和各类乡村休闲旅游地呈现"两条轴带,多个增长极"的集聚分布格局;自然风景类在白、潮河轴带沿线和古北口镇司马台村等增长极所在的村域集聚;观光农场类在已有白、潮河轴带的基础上,凸显了以司马台村为核心的增长极;休闲度假类在已有白、潮河轴带的基础上,呈现环绕古北口镇司马台村的安达木河轴带;历史与文化活动类主要集聚于古北口村、司马台村等增长极上.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格局主要受交通区位、资源禀赋、发展规划等因素的影响.以期为村域等微观尺度乡村休闲旅游差异化研究提供参考,并为密云区乡村休闲旅游地选址布局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POI数据的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以天津市蓟州区为例

为探讨蓟州区乡村旅游资源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优化乡村旅游资源空间结构,本研究以蓟州区乡村旅游资源POI数据为研究基础对旅游资源进行分类,利用标准差椭圆、地理集中指数、基尼系数以及核密度估计分析等方法,研究蓟州区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结合地理探测器的研究方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测识别。结果表明,蓟州区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呈现出三大特性,即景区依赖性、集聚性和向心性,以“一片区,两个增长极”的空间集聚格局为主,总体特征表现为北部密度高、南部密度低。各类乡村旅游资源分布特征具有差异性：自然旅游资源分布于蓟州区西部与北部,以A级旅游景区为核心吸引物形成集聚格局,并通过极化效应推动乡村旅游资源在集聚区内进一步增加;人文旅游资源主要分布于蓟州区中部与西部,呈现出以增长极为主的空间集聚格局。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显示,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集聚格局是基于自然本底因素形成,并受到社会经济和客源吸引潜力因素的共同驱动,影响因素按解释能力从高到低分别为海拔高度（0.81）、A级旅游景区数量（0.68）、旅游发展政策（0.55）、旅游收入（0.53）。自然本底奠定了空间集聚的资源基...     

基于POI数据的皖南地区民宿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民宿以其个性化的服务区别于传统酒店而深受旅游者的青睐。近年来,中国的民宿业开始呈现出品牌化、专业化和集群化的趋势。选取安徽省南部六市的民宿作为研究对象,基于高德地图API获取该区域内的民宿POI数据并对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皖南地区民宿在空间上呈"一大一中一小一微"的集聚分布格局;影响其空间分布的两个主要因子为旅游景区数量和森林覆盖率,影响力次之的因子为人口密度,而公路交通和地区经济发展等因子影响力较弱;皖南地区民宿类型多为乡村民宿,其选址和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第二产业发展呈反向关系,民宿选址多为工业污染少的乡村地区,对县级道路依赖程度较高。     

东北三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东北三省3批共26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运用ArcGIS软件,采用最近邻点指数、核密度估计、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对其空间分布特征、目的地类型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东北三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表现为1个高密度区和5个次高密度区。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分布整体上表现出“西多东少、南密北疏、西南多于东北”的特点。4类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核密度呈“一高三低、分异明显”的特征。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格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第三产业比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水源距离和高级别景区距离为负向影响因素。     

山东省旅游特色村空间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

研究以山东省1 207个旅游特色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等分析方法,探讨了旅游特色村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山东省旅游特色村经历慢速增长(2008—2011年)、中期过渡(2012—2013年)、快速增长(2014—2017年)阶段,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②空间密度呈“环山呈带,沿海多点”分布格局;形成环鲁中南山地丘陵外围旅游特色村高密度带,威海、青岛、五莲多点分布。③显著空间正向自相关,冷热点格局呈以鲁中南热点县域为中心,由热点至冷点向外辐射“三环两点”结构。④旅游特色村空间格局形成过程中,政府政策起主导作用,高级景区与客源起导向作用,致使旅游特色村空间格局呈沿山地集聚、沿河、绕城、环高级景区分布。     

我国乡村旅游空间分布演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通过搜集和整理各省份2004~2013年间我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和星级企业的数量,运用ArcGIS10.0做出八大经济区和各省份的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图,并进行了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1北部沿海经济区、中部沿海经济区、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最高,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和大西北综合经济区最低,其他区域居中;2影响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因素主要有四种:资源条件、区位条件、旅游发展水平、政策扶持;3各区域和省份根据自身条件在交通、卫生等基础设施和外部综合环境上应选择差异化发展道路。     

浙江省森林乡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探讨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便于优化森林乡村的空间布局。正确认识森林乡村的形成因素,助推生态文明建设及乡村振兴。  方法  以浙江省447个森林乡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基尼系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皮尔逊(Pearson)相关性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影响其空间分布的自然及人文因素。  结果  ① 从整体空间上看,浙江省森林乡村呈现集聚型的分布状态,具有“小范围聚集,大范围分散”的多中心组团分布特点。②从区域空间上看,在五大分区及市域层面上分布不均衡,整体呈现“西多东少”的分布格局。③从整体空间密度上看,形成了双核心集聚区和双核心连绵区。④从空间分布关联上看,呈现西南部热,东北部冷的空间关联特征,次冷点区域变化较小,热点区域呈现条带状分布向条状及零星分布状转变。⑤浙江省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受地形地貌、气候条件、河流水系、森林资源、文化资源、社会经济基础、交通通达性的综合影响。  结论  由于自然及人文的综合影响,浙江省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森林乡村的建设与发展中,地形、气候及河流孕育其生态环境,而交通、文化资源及社会经济基础关乎其发展的基础条件、资源优势及经济支撑。今后浙江省在森林乡村建设中,要基于资源优势、基础条件及本地发展政策,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协同布局等举措以实现全域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高质量的浙江样板。图4表2参32     

舟曲县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为了探讨城镇化背景下山地乡村聚落的空间形态特征,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对聚落空间的影响作用,并得出结论：(1)舟曲县聚落空间规模总体呈现集聚状态,空间分布上呈中密南北疏的模式,整体空间规模上呈低密度-大规模以及高密度-小规模的分布特征;(2)道路与河流对乡村聚落的分布影响明显,随着距离增加,乡村聚落分布密度也在不断降低,而由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道路相较于河流对舟曲县的影响更小;(3)海拔与高程对其具有重要影响,流域内较为平坦的河谷区域分布的乡村聚落数量更多。基于研究结论对其今后山地乡村聚落的保护和发展提出建议,从而更好地促进山地乡村聚落未来可持续健康发展与运行。     

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打造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是深入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现有的研究多侧重地理标志的知识产权保护、经济价值挖掘以及品牌竞争力提升等方面,对全国尺度下不同类型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空间属性关注不足。本文以农产品地理标志（AGI）、地理标志产品（PGI）、地理标志商标（GI）中的农产品品牌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定性分析的方法,尝试揭示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86.28％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在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集聚明显,并呈现出与T型经济带重合的态势。2）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密度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江苏、安徽、浙江、上海等地为热点区,西部的新疆、青海、西藏为冷点区。3）蔬菜、粮油、果品等不同类型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整体上表现出与农产品生境相适应的格局。4）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异质性受到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政府作用的综合影响,社会环境中的第二产业与铁路密度的交互作用对空间异质性有着较强的解释能力。基于此,结合乡村振兴与农业品牌的战略目标,从农业品牌建设的区域合作、资源要素的空间配置以及品牌保护路径等方面提出建议。     

中国对非洲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为探究中国对非洲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规律,基于UNCOMTRADE统计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法、引力模型,对其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两个方面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非洲已成为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稳定区域;中国对非洲全域及其五大子区域的农产品出口贸易多元化指数及均衡度指数呈现稳定增长的发展态势;中国对非洲农产品贸易出口在空间上呈现出较弱的正相关关系,西部非洲的贝宁、多哥和加纳三国成为主要的高—高集聚区;GDP总量越高、与中国首都距离越远、人均耕地面积差异越大的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具有越强的吸引力。     

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子分析

基于苏北地区2007/2008年的SPOT卫星影像,运用空间韵律测度、核密度分布估计、标准差椭圆、最近邻距离指数、空间邻近度等模型,定量分析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特征并探讨聚落的影响因子。结果表明,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格局。淮安盐城地区聚落呈现小而集聚型分布,徐州宿迁连云港地区聚落呈现大而稀疏型分布。聚落分布与地貌、水系、交通等因素具有高度相关性。河流泛滥平原聚落分布不规则,山前冲积平原聚落具有较好的连续性,黄土岗地聚落分布破碎化程度较高。盐城、淮安部分地区聚落平均最邻近水系距离较小,有利于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徐州、连云港、宿迁地区聚落平均最邻近道路距离较小,对内对外交通联系便利。最后文章探讨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发展及合理布局的措施。     

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为厘清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的空间分布规律及驱动因素,助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本研究综合采用核密度、标准差椭圆、地理探测器及空间加权回归等空间分析方法对其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探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尺度看,模范村呈现出东北—西南方向的分布态势,中轴线大体上处在山东—河南—四川一线,具有明显的集聚分布态势,并形成“三极多核连片”分布的空间特征,不同类型的模范村空间分布差异较大;从省域尺度看,模范村在高纬度高海拔地区的省份分布较稀疏,且多数省份呈现低聚焦分布特征,北京、上海和海南模范村发育程度最好,乡村旅游集聚区初步形成;模范村空间分布受人文因素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强度0.65）、政策支持力度（0.56）、旅游产业规模（0.48）、道路交通因素（0.42）的共同影响,影响强度依次递减且呈现一定的空间异质性,其自然分布趋向于在海拔500 m以下的三级阶梯、三级河流6 km缓冲区和亚热带季风区内分布。研究表明,我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特征,受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共同影响。     

湖北省地理标志产品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自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地理标志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其利用对于我国农业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地理集中指数、核密度估计法、最邻近指数等空间和统计分析方法,分析了湖北省不同部门、不同类型地理标志产品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北省地市州(林区)地理标志数量的分布较均匀,但不同部门、不同类型地理标志的表现有所不同,质检地理标志以及中药材、水果与坚果、茶产品、禽畜制成品、水产品类地理标志的分布相对集中;不同类型工商地理标志点呈现不同的空间分布模式:茶产品、豆制品与加工食品类地理标志点分散分布,具有双热点区域;蔬菜与菌类、水产品、畜禽制成品类地理标志点集聚分布,具有单热点区域;水果与坚果、中药材和粮食作物类地理标志点也呈集聚分布,但具有多个热点区域;区域的常住人口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该区域地理标志数量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地形、水文和生物多样性等自然因素以及人口和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控制着不同类型地理标志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区域差异。研究表明,湖北省各类地理标志产品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相当有限。因此,湖北省应加强地理标志的利用,发挥地理标志的品牌效应,帮助农民创收增收,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同时,还应因地制宜地有意识、有计划地培育地理标志。     

张掖绿洲农田地膜残留量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通过对地膜残留量区域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准确评估区域地膜残留污染现状,为提出区域性农田地膜污染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选择河西走廊张掖绿洲105个农田样地作为研究对象,监测农田土壤中地膜残留量,同时调查样地作物、土壤质地、地膜使用情况等指标,并进行统计分析与地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张掖绿洲农田地膜残留量介于0.79~114.72 kg· hm^-2之间,平均值为25.63 kg·hm^-2,表现出西北部高于东南部的分布趋势,地膜残留量的空间异质性高且呈高斯模型分布特征;各县区地膜残留量表现为临泽县（49.07 kg·hm^-2） > 高台县（33.72 kg·hm^-2） > 甘州区（23.33 kg·hm^-2） > 山丹县（11.32 kg·hm^-2） > 民乐县（10.44 kg·hm^-2）。地膜残留量受覆膜方式、覆膜年限、作物类型等因素影响：全覆膜、人工、机械覆膜3种地膜使用方式下地膜残留量差异显著（P<0.05）,均值分别为37.35、27.46、15.26 kg·hm^-2;连续覆膜10 a以上,地膜残留量显著增加（P<0.05）;种植作物中玉米农田（35.39 kg·hm^-2）地膜残留量最多。研究区整体残膜污染处于中污染水平,其中临泽、高台县污染较重,覆膜年限是研究区地膜残留量空间变异的主要因素,贡献率达33.24%,作物类型次之（31.73%）,张掖地区应因地制宜地合理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并完善地膜使用政策,同时推广残膜机械回收技术,以减轻地膜污染。     

江苏省农产品地理标志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地理标志作为新型知识产权,具备独特品质和品牌价值,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文章对江苏省地理标志展开研究,并对其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重点分析。研究表明,江苏省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重心由苏南向苏北转移,各县市地理标志数量差异较大,其中降水量、湖泊面积、气候与地貌多样性等农业自然资源要素和社会团体、政府政策等农业社会资源要素是影响农产品地理标志空间格局的主要因素,未来各县市应依据自身农业资源的实际状况,立足优势,弥补不足,积极调动农民、社会组织、公众、企业的积极性,共同推动农产品地理标志快速健康发展。     

后脱贫时代原深度贫困地区乡村人口流动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以凉山州同城化区域“一市三县”为例

探索我国当前原深度贫困地区乡村人口流动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对揭示后脱贫时代的乡村振兴和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现状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以国家原深度贫困地区凉山州同城化区域的“一市三县”为对象,结合2020年的统计年鉴^［33-36］数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21年区域乡村人口调查等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Moran’s I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了研究区域乡村人口流动的空间特征,运用多元回归模型与GWR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结果表明:1)该区域乡村人口流动规模总体呈现围绕优势发展区域集聚的空间特征。乡村人口流动的冷热点区空间由河谷向外呈明显的“热点区-次热点区-冷点区”梯度分布格局;热点区乡村在发展水平较优河谷圈层所占比例最高,冷点区乡村在发展水平较差的“高山-二半山”圈层所占比例最高。2)乡村人口流动的活跃程度沿地理圈层呈现“净流入活跃型-平衡活跃型-非活跃型-净流出活跃型”线性梯度分布格局;按城镇体系的规模与等级结构呈现“向心集聚-距离衰减”的空间特征。3)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对乡村人口净流动系数的影响均呈负相关,地形高程的负向影响最强;在社会经济发展因素中,“交通区位、距产业园区距离、距城镇距离”因素对乡村人口净流动系数的影响呈负相关,“耕地条件、城镇发育度”因素对乡村人口净流动系数的影响呈正相关。综上,凉山州同城化区域“一市三县”乡村在优势因素产生的“拉力”和劣势因素产生的“推力”共同驱动作用下形成了当前乡村人口流动非均衡性总体空间特征。本研究可为后脱贫时代凉山州等原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和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制订提供科学依据。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产业发展脆弱性评估 ——基于农户调研数据的分析

从农户视角出发研究农村产业发展的脆弱性问题是不同于传统区域产业脆弱性研究的一种新思路。基于脆弱性研究相关理论,本文将农户生计要素和农户对产业发展的主观评价相结合,提出基于农户视角的农村产业发展脆弱性概念,以辽宁省清原县5个典型村为研究对象,从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3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综合指数法、因子分析和计量经济回归模型,分析农村产业发展脆弱性指数和脆弱性指标差异,探讨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清原县农村产业发展脆弱性指数为0.479,整体处于中等脆弱水平;不同案例村的产业发展脆弱情况不尽相同,其中椽子沟村脆弱性最小为0.397,相比之下该村拥有最强的适应能力和最小的暴露度。因子脆弱性中,收入保障因子村间差异最为明显,椽子沟村得分远低于其它调研村;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对清原农村产业发展脆弱性影响程度最大,环境风险、老龄化率对脆弱性也有较大影响;经济作物（中药材）种植业是目前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拉动效果最明显的产业,可依托其推动富民进程。因此,为降低清原县农村产业发展脆弱性,提出依托中药材产业发展,促农民增收;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留住“绿水青山”;积极应对老龄化,提升人力资本等建议。     

从化区农田耕层土壤有效硅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为探究广州市从化区农田土壤有效硅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以期为促进我国粮食主产区水稻产量增长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采用描述性统计、地统计学、相关性分析与GIS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结合的方法对从化区土壤有效硅开展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壤有效硅平均含量为60.31 mg·kg^-1,总体偏低,并呈现中度变异;在中心区域、粮食主产区和丘陵地带,土壤有效硅含量较高;有效硅含量与土壤pH、有机质含量、黏粒含量呈正相关,土地利用方式、成土母质对其也有显著影响。研究表明,在所考虑的影响因素中,成土母质对从化区农田土壤有效硅的影响程度居于首位。     

我国马铃薯区域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为研究我国马铃薯区域格局演变趋势,优化马铃薯生产区域布局,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和县级统计数据,定量分析我国1990—2016年马铃薯区域格局及其演变趋势;并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马铃薯区域格局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马铃薯种植集中分布在4 大热点区域:以甘肃南部为核心的西北地区,以云贵川渝为核心的西南地区,以内蒙古中部为核心的华北地区和以黑龙江为核心的东北地区,空间分布格局整体由“单核心+外围小中心”向“双核心+外围小中心”演变;2)马铃薯空间格局表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集聚程度先减后增,在空间上表现为从东北和华北向西北和西南地区集聚;3)马铃薯区域格局演变主要受气候、劳动力投入和技术水平等要素的影响,劳动力投入的影响大于其他因素。短期内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会因时间和空间差异而有所不同,但差异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