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与优化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与结构优化是农村居民点问题研究的核心。该文以湖北省嘉鱼县为例,统筹农村居民点政策指标、农户意愿与空间分布三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模型,定量分析了基于嘉鱼县实际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中心村、交通条件、坡度、土地利用类型等要素,应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对嘉鱼县各镇农村居民点进行空间布局定量优化。研究结果表明,嘉鱼县2007－2020年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为326.35 hm2,居民点整理区与置换区在GIS空间分析辅助决策下,可以较好地实现其空间结构的优化布局,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效率和集约化程度,为科学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依据。     

基于生产生活可达性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及模式

农村居民点整治应满足农户生产生活的需求,提高农村居民点的生产生活可达性。该文从生产生活可达性切入,以农村居民点生产生活可达性作为整治分区和采取何种整治模式的依据,从生产可达性和生活可达性两方面出发构建生产生活可达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可达性测度方法和指标综合评判法计算得到农村居民点(斑块)生产生活可达性,将其分为I、II、III、IV 4个等级,分别对应发展区、优化区、引导区和拆迁区。根据整治分区并结合实际情况,划分了城镇化发展模式、城乡统筹发展模式、综合优化模式、辐射引导模式、增减挂钩模式和生态搬迁模式等6种整治模式,并对整治思路和具体做法做了探讨。该研究尝试将生产生活可达性评价结果应用于农村居民点整治,对有序整治农村居民点和改善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有指导意义。     

基于农户意愿分析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分区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优化居民点空间布局、改善农村环境及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重要手段,开展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研究,对农居点整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南京市江北新区桥林和星甸街道为例,在农户意愿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居民点整理潜力,从整理迫切性、整理能力等角度选取关键指标,构建了农居点整理时序指标评价体系。基于评价结果,对研究区进行村域尺度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分区。结果表明:(1)桥林和星甸街道可整理的理论潜力2 594.02hm~2,整理潜力较大,且各村整理潜力存在显著的差异;(2)对农户意愿影响较显著的因素有:补偿满意度、家庭收入、政策执行满意度、户主职业、邻里关系、现有宅基地面积、搬迁以后的生活成本及从众心理,结合指标获取难易程度及代表性,选取了表征农户意愿的指标。(3)研究区可分为优先整理区、重要整理区、次要整理区及最后整理区4类,它们可整理的理论潜力依次为718.63hm~2,861.85hm~2,875.70hm~2及136.03hm~2。     

基于区位条件分析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选择

农村居民点整治是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农村居民点区位条件的优劣是采取何种整治模式的重要依据。该研究以农村居民点(斑块)为研究对象,选取了居民点与县城、建制镇、聚居区、县级以上公路和河流的距离及引力值、居民点所处地形条件等区位因素构建了区位评价指标体系并以甘肃省临夏县北塬地区为研究区,运用ArcGis9.3的NERA工具和统计功能,评价了该地区农村居民点(斑块)的区位条件并进行分级。在不打破村界的基础上,对居民点区位条件总分值进行面积加权求和,求取各行政村的区位条件总分值,并根据频率突变点将区位总分值划分成5个等级,根据区位等级的高低并结合不同区位条件下各居民点现状特征以及区位限制因素提出了与区位等级相对应的整治模式。研究结果强调区位条件主导下的整治模式同时综合考虑了不同区位条件农村居民点的优势和劣势,不同整理模式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可为当地的新农村建设、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提供有效参考。     

陕西农村居民点水土资源整治模式研究

分析了陕西省农村居民点水土资源利用现状,指出宅基地废弃、"空心村"现象严重、水环境差、基础设施不完善等为当前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根据陕西省地形地貌和气候等特点,针对陕南山区、关中平原、渭北旱塬和陕北黄土高原4个区域,提出了各区域农村居民点水土资源整治规模发展模式及典型(零散)利用模式,并提出了相应的整治工程措施。     

基于利益趋向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治主体的意愿评价是开展土地整治工作的基础。该文运用实地调查与访谈、GIS空间分析等手段与方法,对山西省武乡县115个抽样村进行逐级筛选,并划分为自然地质灾害型、人为地质灾害型、城镇改造型、自然衰退型和内部发展型5种农村居民点整治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地方政府-村民集体整治意愿博弈模型,分别从地方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趋向入手选取指标,量化分析地方政府与村民对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意愿,为整治工作地合理开展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整治偏远山区的小规模农村居民点,而对于城郊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意愿不够强烈;自然衰退型和城镇改造型农村居民点的村民整治意愿均不够强烈,而内部发展型和人为地质灾害型农村居民点的村民比较支持整治工作。该研究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前期分析具有科学有效的指导意义。     

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多功能性划分及其农户利用差异性评价

受农户生计方式多元化和城市文化的影响,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分工更为明显且呈多功能性,探讨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多功能性及农户个体利用的差异性特征,既利于客观测算农村居民点用地资产价值,又能为合理设计农民新居内部构型提供理论基础。研究以重庆市江津区燕坝村1 923处农村居民点用地为研究对象,在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多功能性划分基础上构建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农村居民点用地的优势功能,进而辨析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优势功能差异性。其结果为:按照二级分类体系,农村居民点用地可划分为居住用地、农业生产用地、非农生产用地、附属用地4个1级地类,堂屋用地、圈舍养殖用地、院落用地等11个2级地类;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优势功能差异明显,农业专业化发展型农户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导(优势度达1.987 8),而兼业发展型农户优势功能不明显,具均衡性;农业多样化发展型农户、非农多样化发展型农户、非农专业化发展型农户分别以服务功能(优势度1.873 0)、居住功能(优势度1.569 2)、非农生产功能(优势度2.387 9)为主导。农户生计方式与农村居民点用地优势功能是相适应的,农民新居建设应根据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生计方式设计不同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组合模式。     

农村居民点重构治理路径模式的研究

为补充并丰富国内对农村居民点重构治理路径模型的理论研究,针对不同重构模式探索治理路径的选择方向,提升农村居民点重构治理的实践绩效,该研究1)比较分析了不同农村居民点重构的差异特点,区分识别了当前农村居民点重构的3种典型模式:"拆迁型"、"建设型"和"保留型";2)在简要回顾2个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全新的治理路径分析框架:"光谱-阶梯治理路径";3)针对不同重构模式选择了广西省柳州市3个典型案例对治理路径及绩效优劣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不同重构模式相对适宜于特定混合型重构治理路径,治理路径的选择应考虑主客观状况的匹配程度,充分体现政府、市场和民众的公共资源多中心治理。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只有注重政府推动、市场配置与农户构想的有机统一,并在治理路径中额外加强政策支持、引导和监管,才能确保农民作为重构活动的主体地位,切实促进农村居民点重构的治理效果最优,充分实现土地利用的规模化和集约化。     

基于投入-产出原理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评价

遵循经济学投入-产出理论和新农村建设要求,将农村居民点集约化内涵与表征要素归结为投入强度和产出效用2个方面,构建以用地规模、布局、结构和生产、生活、生态效用为准则层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测度指标体系;利用脱钩原理和指标偏离度分析方法,建立农村居民点集约度指数与变异系数计量模型以及障碍度诊断模型,以北京市平谷区275个行政村作为案例基础评价单元,评定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水平,划分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模式,解析农村居民点集约化障碍因子,归纳农村居民点集约化调控路径。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水平整体上偏低,以中度和低度集约为主;生态型和耗损型农村居民点占主导,集约与粗放之间的过度类型数量相当,乡镇间差异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点集约化的障碍因子整体显著,用地规模偏大、内部结构不合理是农村居民点用地强度偏高的主要障碍,生产效用低、生活条件差是制约农村居民点发展的短板。生态型到集约型再到粗放型利用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化障碍因素依次增多,从降低用地强度与提升用地效用的角度,内涵挖潜、集约增长、生态均衡和持续发展是不同模式农村居民点集约化发展的有效路径。     

环渤海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分区及其整治策略

为制定农村土地整理规划和设计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项目提供决策依据,该文以环渤海地区327个县域为评价单元,从整理潜力、整理能力和整理迫切度3方面构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分区的概念模型,利用熵值法确定权重并计算综合评价值,运用指标判别法将研究区划分为5种类型区.研究认为,优先整理区着重推进城镇化引领型的村...     

基于植被覆盖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估算及实证

为合理估算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该文提出基于植被覆盖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新思路。借助植被覆盖率对农村居民点斑块进行分类,通过分析抽样农村居民点斑块的植被覆盖与内部用地结构得到整理潜力修正系数,从而建立基于植被覆盖率修正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估算模型,并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为例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门头沟区无整理潜力的农村居民点占大多数,具有整理潜力的农村居民点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乡镇,并且这部分农村居民点多远离主干道;山区具有中、高整理潜力的农村居民点略多于平原、浅山区,而低整理潜力的农村居民点明显多于平原、浅山区;门头沟区规划整理的农村居民点内部包含有大量农用地,其中建设用地比例只占63.19%～71.54%,但是,第二次土地调查将整个农村居民点都作为建设用地调绘;因而,一些不考虑植被覆盖修正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方法夸大了整理潜力,放大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效果。该文为进一步合理估算农村居民点整理理论潜力提供参考。     

基于减量化目标的农村宅基地整理分区及模式优选

农村宅基地整理是推进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复垦的有效举措。该文以上海市奉贤区8个建制镇约374个自然村为例,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与层次分析法,融合自上而下宅基地整理潜能的镇域分区和自下而上宅基地整理效能的自然村分类,统筹农村建设用地减量化范围与目标,将奉贤区宅基地整理划分为5类区域3种模式。结果显示:异地迁移和减量储备区可通过复垦还耕推进基本农田集中区建设;调整归并和组团保留区可培育中心村以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并优化用地布局;腾退并点区可强化新市镇建设以提升镇域用地效益。该研究拟在时序上形成"整理"、"储备"、"保留"渐进式的整理过程,在空间上推进节约集约的减量化实践。     

基于规划导向度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及模式

各种类型的规划分区不仅影响区内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模式和发展方向,而且它们的外部“溢出”效应对于周边农村居民点同样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以北京市顺义区为例,统筹考虑城市、产业、交通、生态规划外部性特征,建立规划导向度分析指标体系,定量分析相关规划的外部性对于农村居民点整治和发展的影响,并划分规划导向区和限制发展区;在此基础上,结合顺义区农村居民点社会经济实力,将全区农村居民点划分为高度实力、中度实力和低度实力3个类型,并与规划导向度分析结果相结合划分出4类农村居民点整治规划区;最后根据各整治规划区内农村居民点社会经济实力分别提出相应的整治途径和发展模式。结果表明,基于规划导向度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可以充分利用规划分区的外部性和自身社会经济实力,实现农村居民点多元化和因地制宜的整治和发展模式,为编制城乡统筹和区域均衡发展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供重要依据。     

河北省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分级

农村居民点整理对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整理潜力评价分级是编制全省农居点整理规划,划定土地整理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该文首先分析了河北省农村居民点的用地现状,指出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面积偏大,人均用地严重超标,是当前农居点用地存在的突出问题。然后,从5个方面分析了农居点整理潜力的来源。接着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对省域农居点整理潜力进行了评价分级。将河北省农居点整理潜力分为4级,并划分出了不同的分级区域,针对不同的分级区提出了不同的整理方向。整理潜力评价分级结果客观地反映了省域农居点整理的不同特征和地区差异,对于当前的农居点整理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时空布局与模式选择的决策方法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时空布局应该考虑一个地区适宜的农业人口规模。该文通过遗传算法,将人口流动理论引入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研究;并根据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优势度评价结果,提出劳动力流动转折点出现时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最优时空布局方案优选办法,同时进一步明确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模式选择和时序安排思路。研究表明,城市化进程中将会保留一定的劳动力人口为农业服务,而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时空布局安排及整理模式选择应该与之相协调,保障地区产业发展对土地资源的合理需求。该决策方法可为今后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基于区位势理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分区与模式

农村居民点整治是农村土地整治的重要抓手,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该文引入经济地理学的区位势理论,从区位角度对农村居民点开展定量研究,提出农村居民点区位势的概念,分析影响区位势的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区位势模型,计算农村居民点的区位势和区位势能.以居民点区位势和区位势能为表征量,采用 GIS技术对农村居民点进行分区,并对居民点采用不同整治模式.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运用该技术方法对居民点用地进行整治,研究结果体现了影响农居点用地发展的各项因素和现势性,符合当地实际,在土地整治规划应用中取得良好的效果,验证了理论的可行和实用.该研究为实现农村居民点多元化和因地制宜的整治和发展模式,为农村居民点整治规划开辟了一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