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药产业区域集聚与产业增长的研究

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和区位嫡对我国农药制造业的区域集聚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我国农药制造业的产业集聚水平较高,主要集中在江苏、山东、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几个省份;我国农药产业集聚程度与产业增长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     

我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研究

基于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从产业分类和空间尺度上构造我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矩阵,运用因子分析法,研究我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地域特征明显,初步形成9大区域产业集聚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城市群的发展是产业区域集聚的重要条件之一;我国制造业在区域上形成集聚,并表现出区域专业化的特征.整体而言,我国制造业区域集聚还处于一个较低层次,正处于一个稳定的上升阶段,区域专业化程度会进一步加强.     

中国农药产业区域集聚的实证研究

摘要：产业集聚作为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对于产业在区域内的布局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7-2014年各省市农药产业数据,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和区位熵实证分析我国农药产业的区域集聚情况。结果表明,我国化学农药制造业的产业集聚水平较高,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江苏、山东和浙江等沿海省份,且部分省份虽然在地区产业集聚方面有相对比较优势,但农药现价产业总产值并不靠前,应进一步加强区域间合作,促进我国农药产业长足发展。     

榆林市人口与经济空间关系及格局演变实证研究

基于不均衡指数、人口与经济地理集中度及人口经济一致性系数,对1995-2015年榆林市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关系及格局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1995-2015年榆林市人口与经济分布的不均衡指数均为正数,各区县间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尤其是经济格局的不均衡程度趋势明显。2)全市人口分布趋于集中,部分区县空间格局变化较显著,人口地理集中指数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榆林市东部的绥德县、米脂县和吴堡县。3)经济地理集中指数高的区域由东南部向北部转移,经济的极化效应要明显大于人口的集聚效应,但人口集聚高值区与经济集聚高值区在空间上出现分离。4)榆林市大部分地区以人口集聚高于经济集聚为主;在空间分布上,经济集聚高于人口集聚类型主要集中在北部区县,而南部区县则以经济集聚低于人口集聚类型为主。最后,从保持适度人口规模、大力发展经济、实施合理的人口迁移战略等方面提供了优化榆林市人口分布与经济格局的建议。     

基于POI数据的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以天津市蓟州区为例

为探讨蓟州区乡村旅游资源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优化乡村旅游资源空间结构,本研究以蓟州区乡村旅游资源POI数据为研究基础对旅游资源进行分类,利用标准差椭圆、地理集中指数、基尼系数以及核密度估计分析等方法,研究蓟州区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结合地理探测器的研究方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测识别。结果表明,蓟州区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呈现出三大特性,即景区依赖性、集聚性和向心性,以“一片区,两个增长极”的空间集聚格局为主,总体特征表现为北部密度高、南部密度低。各类乡村旅游资源分布特征具有差异性：自然旅游资源分布于蓟州区西部与北部,以A级旅游景区为核心吸引物形成集聚格局,并通过极化效应推动乡村旅游资源在集聚区内进一步增加;人文旅游资源主要分布于蓟州区中部与西部,呈现出以增长极为主的空间集聚格局。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显示,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集聚格局是基于自然本底因素形成,并受到社会经济和客源吸引潜力因素的共同驱动,影响因素按解释能力从高到低分别为海拔高度（0.81）、A级旅游景区数量（0.68）、旅游发展政策（0.55）、旅游收入（0.53）。自然本底奠定了空间集聚的资源基...     

大气污染物SO2空间相关性的空间集聚分析

以东北三省2017年的大气污染物SO_2为研究对象,通过全局指标(全局Moran指数、Geary系数)、区域型指标(Moran’s I、局部Geary’s C、局部Getis’s G)等,对SO_2的空间聚集情况进行分析计算,比较两种指标的探测结果。结果表明,在全局型空间自相关的分析中,Moran指数、Geary’s C两个指标均表明东北三省SO_2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局部G系数集聚图等均揭示了东北地区36个地级市SO_2的局部空间相关性,即低值集聚区(冷点)主要集中在研究区东部,(热点)高值集聚区集中在研究区的西南部;通过对两种指数的分析可发现,在研究区的西南部,营口、大连、铁岭3个地区在Moran指数中为低-高集聚区,黑河为不相关地区,但在局部G系数中,营口、大连、铁岭为热点(高-高集聚),黑河为冷点(低-低集聚区),结合实际情况,对分析SO_2空间相关性来说,Moran指数相对G系数的分析结果更优。     

基于空间分析方法的甘肃省经济差异分析

以甘肃省为例,采用Moran’s I指数测定区域经济的空间自相关性,运用GIS技术和Deoda分析了甘肃省经济差异,对2000-2008年甘肃省县域经济总体发展差异和局部空间异质性的演变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从时间上看,2000年以来甘肃省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效应明显,2002年后县域经济总体差异呈扩大趋势,且极化现象严重;2008年县域经济的集聚性增强,总体差异减小,扩散效应增强。②从空间上看,甘肃经济发展呈＂哑铃＂型的空间格局,县域经济的集聚性程度可分为河西地区经济集聚性显著区域（HH）、中部集聚性变化较大区域（HL,LH）和陇东集聚性显著区域（LL）。③甘肃省县域经济空间集聚的总体地理分布分为4种类型。     

我国香菇和黑木耳生产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强化产业集聚和提升产业质量是推动我国由食用菌产业大国转为强国的重要途径,研究我国食用菌产业地理集聚特征及空间演变趋势,对于科学优化食用菌产业布局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探究产量居我国食用菌前2的香菇和黑木耳产业地理集聚特征、空间演变趋势、影响因素,为我国香菇和黑木耳产业科学布局及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持。运用区位基尼系数、产业集中度、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基于2010—2020年我国香菇和黑木耳的相关产量及面板数据,对我国香菇和黑木耳的地理集聚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香菇和黑木耳“南菇北移,北耳南扩”现象明显;香菇产业集聚程度升高,而黑木耳产业集聚程度下降;香菇和黑木耳地理集聚的高-高（H-H）象限所对应的省份变化不大,香菇低-低（L-L）象限所对应的省份增加,黑木耳低-低（L-L）象限所对应的省份减少,黑木耳高-低（H-L）象限所对应的省份增加;城镇化率和小麦产量对香菇生产布局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城镇化率和农机台数对黑木耳生产布局集聚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蔬菜价格指数对香菇和黑木耳生产布局集聚呈现负向抑制作用。加强省际间沟通交流,提升小麦等主粮产量,推...     

中国食品工业产业集聚程度测算

选用2002~2011年中国食品工业产业三大分行业数据,采用产业地理集中度指数对中国食品工业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食品行业产业整体集聚水平较低,发展速度较慢。从行业角度来看,EG指数的测算结果显示食品工业产业三个行业中,食品加工业为中度聚集,食品制造业和饮料制造业为低度聚集,行业之间集聚程度差别不大,发展较为平衡。但是各行业集聚程度在2002~2011年的变动幅度存在一定差异,食品加工业的集聚程度变化较大,而食品制造业和饮料制造业变化幅度小。     

兰州市文化产业空间分布特征

以兰州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最邻近指数得出兰州城区文化产业的聚集指数,通过地理集中的指数和核密度图来显示兰州城区范围内文化产业现有的空间分布状况。结果表明:现阶段兰州市文化产业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二元结构,绝大多数企业集聚在城关区西部;各文化行业的集聚中心不同;兰州市文化产业今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     

中国生物农药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生物农药是有害生物的防治剂之一,可有效防治农林草鼠等有害生物。研究生物农药产业发展对于我国科学制定生物农药产业发展政策体系,实现生物农药产业结构性改变,协调发展农业生态环境和建设我国农产品安全体系等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阐述了我国生物农药产业发展现状及缺陷分析。并提出了中国生物农药产业发展的对策。     

金融集聚与农业技术创新效率——基于空间两阶段视角

为研究金融集聚对农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利用2000—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统计数据未含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下同）,首先,通过区位熵的方法分行业测算了不同年份各地区的金融集聚度。其次,运用两阶段DEA方法,测算了农业科研产出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水平。最后,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金融行业的集聚对两阶段农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两阶段效率值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特性,且2019年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值与最优前沿面分别存在28%和30%的差距;进一步对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偏微分分解发现,金融集聚对农业科研产出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证券业和银行业集聚存在空间溢出,保险业集聚对农业成果转化效率存在抑制作用。     

金融集聚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利用31省市2005~2010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中国金融产业存在不断增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与空间集聚性,邻接地区的金融产业集聚具有溢出效应;资源禀赋能部分解释中国金融产业区域集聚,在控制新经济地理与产业政策因素影响下,资源禀赋因素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不再显著;新经济地理变量和产业政策变量对金融集聚有正的促进作用;中国金融产业区域差异明显,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     

林业产业集聚、林业经济增长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2004-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视角,利用中国31个省份2004—2015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借助林业产业区位熵指数、空间自相关检验及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林业产业集聚与林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中国林业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林业产业具有显著空间集聚特征,主要集聚在东北、华南和西南地区。林业产业集聚对区域林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     

降低茶叶农药残留的措施与对策

中国茶业经济快速发展,农残标准的不断提升,对我国茶叶出口企业提出巨大挑战,就降低茶叶农药残留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与对策。     

农村城镇化中的产城互动关系研究

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实现城市化的重要路径在于中小城镇的自我壮大与发展。城镇化的发展需要产业支撑以及产业联动发展,产业集聚是企业空间集聚的经济模式。该研究在总结有关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城镇化的本质与产业集聚效应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城镇化发展与产业集聚的互动关系:城镇化是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产业集聚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两者相互促进。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构建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考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新型城镇化在空间上存在自相关现象,并已形成东部沿海城市的高值集聚区和西部城市的低值集聚区;我国各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空间依赖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居民收入对新型城镇化的正向作用显著;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由显著变得不显著;政府政策支持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新型城镇化的正向影响日益显著。     

生物农药与生物防治发展战略浅谈

目前我国化学农药施用量超标和农药残留污染严重,成为保障食品安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从我国生物农药产业发展和产品研发的现状出发,分析了我国生物农药产业发展与国际同行业间的差距等问题,强调了生物农药与生物防治技术的应用在粮食安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了生物防治产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提出了促进生物农药与生物防治产业发展战略措施与建议。     

中国蔬菜生产空间集聚演变、机制、效应及政策应对

【目的】近年来,中国“大市场、大流通”的蔬菜供需格局基本形成,蔬菜产业空间布局发生了显著变化。本研究以31个省市为研究单元,系统探讨了1995-2012年中国蔬菜生产的空间集聚演变特征、效应与机制,并提出了应对政策建议,为优化生产布局、有效保障供给提供依据。【方法】基于集中度指数计算蔬菜产量最大的n个省（市/区）占全国蔬菜总产量的份额,基于基尼系数模型测度中国蔬菜生产省级层面的空间集中水平,揭示1995-2012年间中国蔬菜产业空间集聚的变动特征;应用修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评估模型,分析蔬菜产业集聚水平、蔬菜价格、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单位面积资本投入等对蔬菜产值影响的显著性,揭示蔬菜生产聚集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研究初期中国蔬菜生产东南聚集、东多西少的空间特征在研究期内发生了显著变化。1995-2012年,西部省份产量比重提高了6个多百分点,东、西部地区产量差距梯度明显减弱;南北方向上,北方省份占全国比重提升了近5个百分点,蔬菜生产向北方转移明显。研究期内,CR₄和CR₈两个集中度指标均是前期波动并略有提高,后期基本保持稳定并略降, 大致在 0.4和0.6之间徘徊,两者的最高点分别发生在2001年与2004年,最低是1995年与1997年;基尼系数同样呈先升后降的变化,2004年的0.5045为研究期内最高点,之后逐步下降。蔬菜生产空间集聚的变化是自然、社会、经济等多种要素共同参与导致空间重构的结果,也是蔬菜产业本身优化提升的过程。初期分布格局更加依赖光、温、水、土等自然条件,在演变过程中,科技创新使得自然因素作用降低,经济、政策等层面因素的作用逐渐突出。修正后的效应评估方程通过了F检验,并且具有较高的解释水平,基尼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它每提高1个百分点,蔬菜单位面积产值将增加2.48个百分点。【结论】1995-2012年,中国蔬菜生产东、西部产量差距梯度明显减弱,生产重心向北方发生转移,空间分布特征变化明显,尤其在前期更具波动性;蔬菜生产空间聚集对蔬菜产值影响显著,集聚的加强可有效促进蔬菜产值的增加;基于优化蔬菜生产空间格局角度,未来应从加强主产区建设、推进规模化与专业化生产、注重产业各环节间协同入手,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安徽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综合指数评价模型、区域重心模型、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模型和方法,分析安徽2011—2018年各市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系统的重心时空演化和空间层级演化,定量识别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安徽旅游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系统的重心整体上处于合肥市区域内,重心移动轨迹向西北迁移;安徽旅游产业呈现双极领先(黄山市、合肥市)的演化格局,新型城镇化呈现单极独强(合肥)的空间格局;安徽旅游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耦合协调呈现“积聚性”与“两极化”的时空特征;人口集聚、投资水平、财政水平、第三产业发展及消费能力,对于安徽旅游发展和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