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圈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

为揭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影响机理,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韵律指数、平均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从不同尺度定量识别了2009—2017年武汉城市圈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演变规律,并探讨了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9—2017年,聚落总体规模增幅2.82%,平均斑块面积增幅1.45%,斑块形态趋于规则,破碎化程度较低,聚落单体布局形态多样化,规模扩张以点状、带状和块状扩张为主;(2)聚落空间保持集聚分布模式,单位面积乡村聚落消亡斑块较新生斑块核密度平均值低74.51%,聚落增减密度变化呈“北疏南密,向中心城区聚集”的特点,聚落局部以面积增加为主,新增聚落向各中心城区集聚;(3)聚落空间演变主要发生在低海拔、低坡度、降水量丰富、气候温暖、农村人口规模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并表现出明显的河流指向、道路指向、经济指向等特点。综上,武汉城市圈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在规模形态和空间分布上均发生了演变,并受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影响。     

近30年闽南沿海乡村聚落用地空间演化过程研究

科学辨识乡村聚落用地空间演化过程是乡村振兴进程中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重要依据。该研究选取厦门市集美区作为典型案例区,以1986—2017年4个时间点的遥感影像解译数据为基础,利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和空间自相关等分析方法,定量识别了近30年集美区乡村聚落用地空间演化过程及其机理。结果表明:集美区乡村聚落密度分布存在空间异质性,中、高密度区域集中分布于农业区位条件良好的中部地区;聚落演化过程以关联扩张方式为主导,乡村聚落用地收缩斑块空间分布呈现随机性,扩张斑块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地形地势因素和演化特点的共同作用,聚落用地基本空间格局保持稳定;聚落用地核密度分析和局部自相关分析,揭示了聚落演化与地理环境、产业演进和城乡关系变化紧密的关系,反映了集美区各发展阶段,城乡互动过程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化的驱动特点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可为优化乡村聚落发展布局以及统筹乡村振兴规划与土地整治规划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     

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特征与类型

为了进一步深化乡村聚落微观研究,为新时期新农村建设提供基础支撑,该文利用延安市宝塔区2015年Google earth遥感影像,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模型与格网分析法,定量分析了延安市宝塔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异特征,并基于多维组合特征划分了乡村聚落类型。结果表明:1)乡村聚落空间整体上呈集聚分布模式,且分布密度北高南低,密度大于5个/km2的聚落斑块,主要在桥沟镇和川口乡以北;聚落规模存在高值集聚特征,空间分布呈"Y"型结构;乡村聚落分布随高程、坡度变化呈正态分布,且81.42%的乡村聚落斑块最临近道路距离小于500 m,59.7%的乡村聚落斑块耕作半径为700~800 m;聚落形状指数受不同等级道路影响较大,高值区主要沿国道和省道分布,低值区主要分布在三、四级油路和砂石路。2)蟠龙川样带内聚落格局特征受地形与耕地资源影响较大,210国道沿线聚落格局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3)基于多维特征组合矩阵将乡村聚落布局划分为9类,小规模-劣势区-集中分布和小规模-劣势区-离散分布是主要问题区。乡村聚落优化应立足于不同类型、因地制宜、分区推进,主要问题区实施优先整治战略,保障生态安全。     

闽东丘陵山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以福建省屏南县为例

[目的]研究闽东丘陵山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为其乡村聚落空间布局优化与重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闽东地区的屏南县为例,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景观格局指数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2009—2019年屏南县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揭示其演变影响因素。[结果](1) 10年间屏南县乡村聚落数量与规模仅有小幅增加,不同等级聚落中以大型聚落的面积占比最大,但数量增加与规模扩张均以小型聚落为主,聚落空间整体上变化不大。(2)乡村聚落整体形态演变由规则趋向复杂和破碎化,但在县城周边地区存在聚落连片的趋势;乡村聚落单体形态以点状为主,数量占67.84%。(3)乡村聚落空间呈弱集聚分布,整体为中部集中,四周稀疏的分布格局,但10年间县域中南部聚落分布日趋集中;受地形控制,乡村聚落多分布在山间盆地,并具有低缓坡度指向性。(4)地形起伏是控制屏南县乡村聚落空间格局与规模演化的主要自然因素,但近10年来县域经济的发展与交通通达度的提高成为新时期驱动屏南县乡村聚落规模扩张的重要因素。[结论]屏南的自然因素塑造了乡村聚落基本空间格局,区位与社会经济因素是推动乡村聚落规模持续...     

巴山南部山区乡村聚落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以重庆市城口县为例

为探究山区乡村聚落的时空变化特征,以巴山南部城口县为例,基于2010年、2015年、2019年乡村聚落斑块数据,通过GIS空间分析和景观指数方法,从聚落分布、规模、形态和区位4个角度分析了城口县乡村聚落的时空变化特征,并运用空间误差回归模型揭示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城口县乡村聚落空间集聚趋势增强;聚落分布呈现“西北密,东南疏”,高密度区范围向乡镇中心缩减;(2)与2010年比较,2019年城口县聚落数量减少而规模明显增加;乡村聚落规模以小型化为主,由小规模逐渐向大规模发展;聚落形状不规则并趋于复杂化,乡镇中心周边及主要道路河流两侧的形状不规则程度较大,且程度增大;(3)聚落主要分布在海拔<1 500 m,坡度<25°范围内,沿河流和道路呈带状分布;低地缓坡处和河流道路两侧为聚落扩张区,海拔和坡度较高的地区为聚落收缩区;(4)人口规模、坡度和距乡镇中心距离是城口县乡村聚落规模变化的首要因素。综上所述,自然因素塑造城口县乡村聚落的基本格局,而区位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及政策因素进一步推动乡村聚落演化。研究结果可为秦巴山区乡村聚落布局优化提供依据,对改善山地乡村人居环境、推动山...     

微观尺度绿洲乡村聚落质量评价及其空间重构

丰富荒漠绿洲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及乡地域发展的研究案例,为河西走廊绿洲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科学依据。该文基于1 km×1 km格网,综合运用乡村聚落质量评价模型和引力模型,分析山丹县1998,2008和2015年乡村聚落质量格局及特征,实现微观尺度上乡村聚落的空间重构。结果表明:1)乡村聚落面积占县域总面积的比例较小,不足0.1个百分点,但其面积扩张较快,其中1998—2008年间增加38.99 hm~2,年均增长3.9 hm~2,2008—2015年间增加315.2 hm~2,年均增长52.53 hm~2,后期快于前期;2)乡村聚落质量空间差异显著,与耕地和渠系分布关系密切,"耕地指向性"和"渠系指向性"较为显著;3)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后,斑块数量由3 143个减少至2 269个,斑块密度降低;微、小型聚落减少,中等聚落增加,重构后节约用地52.0 hm~2,乡村聚落"散、空、乱"现象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观。基于质量评价的绿洲乡村聚落重构,不仅实现了乡村聚落空间利用效率的提升,同时促进了绿洲乡村聚落的"人-地-水"的协调性。     

甘谷县乡村聚落时空布局特征及格局优化

对黄土丘陵区的甘谷县乡村聚落时空布局特征进行分析,为乡村聚落格局优化及土地集约利用提供研究基础。基于1998年的Landsat-5TM和2008年的SPOT5遥感影像,应用景观格局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甘谷县1998-2008年乡村聚落的时空布局特征及空间格局优化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在时间分布上,近10a来,甘谷县乡村聚落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3.69%上升至5.45%。斑块数和斑块总面积分别增加114.77%和47.76%,现状聚落斑块密度很高(1.68个/km2),2个时期斑块面积大小悬殊,平均斑块面积减小。在空间分布上,2008年甘谷县乡村聚落密度明显高于1998年,呈"东北密、西南疏、距县城距离近的密"的空间分布格局,且空间差异显著。2个时期乡村聚落均呈显出强烈的海拔、坡度、交通和水系指向,海拔1750m以下、坡度小于15°、距离道路和河流1000m以内是甘谷县乡村聚落的主要聚居区。为了城乡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对甘谷县乡村聚落以优先发展型、扩建发展型和集中发展型3种发展模式进行空间格局优化。     

土地用途管制下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乡村聚落时空演变特征

土地用途管制既是现阶段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也是乡村聚落演变的外源性关键因素。明晰土地用途管制下乡村聚落时空演变特征,对完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方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法、统计分析法,探究了土地用途管制下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乡村聚落的时空演变特征及规律。结果表明:(1)土地用途管制下,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乡村聚落数量和面积呈现先增加-后减少-再增加的变化趋势,转折点分别为2013年和2016年;集聚模式在空间分布上由均匀式低密度核心向集中式高密度核心突变,聚集核心由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向协调建设区迅速迁移。(2)土地用途管制对乡村聚落演变的交通指向性和沿乡镇点聚集性干预程度不显著。2018年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协调建设区内乡村聚落数量较2016年增幅为11.35%,16.74%和53.36%,乡村聚落面积增幅为35.67%,30.93%和13.35%,随着土地用途管制年限的增长,禁止开发区内乡村聚落突破管制目标,形成小规模集聚。(3)新时期空间管制规划方法更利于土地利用的统筹、优化,但仍需在相应配套政策的保障下实施。研究结果可为完善该地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方案、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数据参考。     

内蒙古牧区聚落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锡林郭勒盟为例

探究锡林郭勒牧区聚落格局的时空演变特征,可为聚落优化布局提供依据。利用影像数据、GIS技术、计量方法及地理探测器模型,通过锡林郭勒牧区聚落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探讨了聚落格局演变的主控因子。结果表明：(1) 1980—2018年,牧区聚落数量增加且规模扩大,等级结构虽呈小型化但有向大中型发展的态势,聚落规模空间分布属高值集聚但“冷热点区”分异显著,具“核心增长、边缘收缩”格局。(2)聚落分布呈集聚模式,但属于“大分散、小集中”,具有“南密北疏、东聚西散”的特征,聚落区位演化具低地、缓坡、向阳、多雨、轻风、亲水、草被、近路、避灾及乡镇中心趋向。(3)聚落经历了新增与消减并存的演变过程,并以新生及扩展聚落为多。(4)区位条件、道路交通、人口规模、城镇化、投资强度与经济水平、水草资源是聚落格局演变的主导因素,且随时间演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程度逐渐增强,自然因素的影响程度不断减弱。综上,锡林郭勒牧区聚落的规模、分布与演变特征时空差异显著,自然因素塑造了聚落的基本格局,社会经济因素是聚落演化的根本动力,差异化推进聚落的空间重构,对改善牧区人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山丘生态保护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异及格局优化

合理优化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山丘生态保护区山东省泗水县为例,运用最近邻点统计、空间关联测度模型、空间韵律测度等方法分析泗水县乡村聚落空间分异特征,并从生态保护与建设的视角,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从森林、水体2个方面构建生态保护格局,探讨泗水县乡村聚落格局优化方向。结果表明:泗水县乡村聚落空间集聚态势显著,平均密度在1.6~4个/km2范围内,呈现出的"南北密,中间疏"的空间分异特征;聚落规模以小型聚落居多,斑块数量占总数的45.43%,存在低值集聚的冷点区,表现为"中部大,南北小"的分布态势;乡村聚落斑块形状较为复杂,连续性差,破碎化明显;聚落主要分布在高程73~250 m、坡度0~5?以及距河流600 m范围内。通过构建生态保护格局并根据乡村聚落对森林、水体的影响将其划分为重点整治型、限制扩张型、适度建设型和优先发展型4种格局优化类型,该研究结果可为生态保护与建设背景下区域乡村聚落的规划发展提供依据。     

基于GIS的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识别乡村聚落时空分异与关联特征是实现乡村聚落布局优化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为探究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及差异性,以环京津贫困带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GIS技术,借助核密度、景观格局指数等方法,定量分析2005年与2015年乡村聚落时空分异特征;并引入空间依赖性理论,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贫困带乡村聚落分布的空间关联性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呈现明显的"东南部、西北部较密集、北部稀疏"的分异特征;同2005年相比,2015年乡村聚落用地规模明显增加,乡村聚落斑块破碎程度相对高,且形状逐步趋于不规则态势。(2)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同2005年相比,2015年乡村聚落在空间上的集聚分布态势减弱,局部空间异质性水平逐步增强。(3)不同因素对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具有显著差异,距河流距离坡度高程距高等级公路距离距城镇距离,且距河流距离、坡度、高程与距城镇距离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逐步增强,距高等级公路距离影响程度不断减弱。研究结果能为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空间优化及京津冀协调发展提供科学精准的决策,为类似经济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GIS的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与优化模式研究——以吉林省农安县为例

以吉林省农安县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了乡村聚落空间特征与优化模式,为县域内乡村聚落的空间布局优化提供具体指导。结果表明:2009年至2017年农安县乡村聚落斑块数量和面积都有所增加,但以小规模乡村聚落为主;各镇乡村聚落均为聚类分布,且随着时间变化乡村聚落分布更加均匀,核密度高值区域也逐步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且规模也不断增大;通过构建乡村聚落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优先发展型、重点发展型、内部挖潜型、搬迁撤并型等4种农安县乡村聚落布局优化模式,并应用加权Voronoi图指导聚落斑块搬迁,为进一步建设美丽乡村的居民点优化和调整提供新思路。     

陕南秦巴山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以陕西省汉中市为例

以陕南汉中市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和点模式分析等方法,研究了陕南秦巴山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分析了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研究表明:汉中市乡村聚落集中分布在中东部地区,呈西北—东南向的椭圆分布;聚落为集聚分布模式,且区域分异明显;聚落分布中部密,南北疏,呈现从中东部高密度区向四周低...     

盐池北部风沙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为科学辨识盐池北部风沙区乡村聚落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该文基于2005年及2012年土地利用数据提取乡村聚落,运用空间韵律指数、空间统计测度模型、GIS热点制图及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来定量展现乡村聚落的规模、布局及形态的演变特征,探索自然地形、区位条件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对乡村聚落格局分异的影响力。研究结果表明:盐池北部风沙区乡村聚落规模整体缩减,集约用地程度提高,斑块形态趋向简单规则发展,聚落分布重心朝东南方向迁移;乡村聚落空间集聚程度进一步加强,分布密度呈"中密外疏"的空间特征;聚落规模"热点"区布局基本未变,而"冷点"区表现出了明显的轮换特征。近8 a期间,乡村聚落分布逐渐向草地、林地靠拢,且远离沙源,乡村聚落的变迁映射出沙区人地关系趋于缓和,人类活动正在以积极的方式逐渐优化沙区的生态人居环境。基于1 km×1 km网格单元进行的地理探测器分析表明研究区乡村聚落空间布局分异主要受区位条件和自然地形的影响,其中区位条件影响作用力最显著,主要表现为离农业灌区距离、离沙源距离、城镇临近度3个指标,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其影响力不显著。该研究可为沙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布局优化与调控、新农村建设规划及沙区聚落人居环境改善提供决策参考。     

精准扶贫背景下云南少数民族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

为合理确定山区农村居民点的优化布局方向,科学指导山区农村居民点土地整治和新农村建设,该文以2018年脱贫的原国家级贫困县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为研究区,综合运用遥感解译、GIS分析、景观形状指数模型等方法,从空间、规模与形态等方面研究2001-2017年农村居民点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在规模形态方面,农村居民点的演变主要表现为:整体规模扩展显著,景观形状趋于规则,平均斑块规模增大;2)在空间分布方面,农村居民点向地形条件优越地区集聚的特征愈发明显。核密度和聚类检验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斑块规模空间分异明显,分布形态由小规模分散式逐渐向大规模集聚式发展;3)自然地理因素是影响山区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的基本因素,而社会经济因素、区位因素以及政策因素是促使其空间分布变化的重要因素。该研究可对地质灾害频发的西南边疆贫困山区的农村的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导作用,并为其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重大线性工程建设下山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

区域重大线性工程建设对传统山区乡村聚落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乡村聚落发展步伐被打断或加快，驱动乡村聚落发展演变与重构，对这一影响和演变过程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区域重大线性工程与社会经济对传统山区乡村发展产生的外部性，为山区乡村振兴政策制定与发展策略选择提供参考。该研究以河北省赤城县大海陀乡为研究对象，基于1999、2009、2019年3期遥感影像数据，结合空间分析、景观格局指数、Voronoi图及Logistic回归模型，科学识别重大线性工程驱动下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大海陀乡的乡村聚落在高速公路建设前后两个阶段表现出散乱式的斑块数量增长型扩张、集聚式的斑块面积增大型扩张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重大线性工程建设加快了乡村聚落的扩张速度，促进了村庄聚落的内部集聚。2）重大线性工程的建设为构建聚落环境提供社会经济支撑，具有瞬时性与外界强干扰性，驱使大海陀乡乡村聚落从自然资源依附到经济社会依附的演变，形成跨域式的影响效应。3）大海陀乡乡村聚落呈现出"要素-结构-功能"的循环演变机制，内外因素的作用下主体行为的多元模式、自然发展演变与外界力量冲击下三生系统的耦合关系是乡村聚落演变的主要驱动力。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重大线性工程建设是加强城乡要素流通与转变村民生产生活观念的基石，需统筹城乡资源，加强规划引导与整治措施，促进村镇体系重构。     

高山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

科学开展高山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可为山区乡村空间治理和脱贫攻坚提供一定的基础支撑和指导意义。该研究以秦巴山区腹地原国家级贫困县湖北省十堰市房县为典型案例,基于GIS、地形梯度分析法、分形理论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高山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2001—2018年房县农村居民点空间扩张显著,斑块密度减小,平均斑块规模增大;分布指数随着地形梯度等级升高而逐渐减小,且在2013—2018年内变化幅度最大,表明房县农村居民点向着地形条件优越的低梯度区域集聚发展特征愈发显著;2)房县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和形态均具有较强的分形特征,表现为空间聚集维数减小,集聚特征增强;形态维数减小,斑块形状越来越规整,空间形态趋于简单;稳定性指数增大,居民点呈现规则有序的扩张和发展态势;3)自然地理要素是影响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的基本因素,社会经济和区位条件是山区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而"增减挂钩"和"扶贫搬迁"等政策要素进一步驱动着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这对2013年后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都市郊区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探究大都市城郊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该文应用景观格局指数分析了上海市青浦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因子分析法从地理空间和社会经济2个方面探讨了该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特征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青浦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呈现明显的东西分异特征,斑块规模东多西少,分布东密西疏,形态东部破碎西部规整;地理空间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是影响该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的主要驱动因素;地理空间差异是塑造该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基本格局的首要因素,其中耕作半径、到最近国道距离和到城市中心距离是规模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到城市中心距离、到最近城镇中心距离和到最近主要河流距离是分布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到最近国道距离、到最近高速公路距离和到最近省道距离是形态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而社会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工业化和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社会经济因素加剧了乡村聚落景观空间的异质化、空心化和破碎化,深刻改变了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的内在本质。研究结果可为大都市城郊区乡村景观保护规划和土地空间整治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江苏省乡村聚落演化的多尺度特征与空间关联性分析

乡村聚落演化与发展是农村社会特定人地关系的集中体现,其空间关联性是乡村聚落规划与重构的基础。该研究以江苏省为例,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景观分维指数与空间热点探测方法,分析2009-2018年江苏省乡村聚落演化的多尺度特征与地域分异性规律,定量测度乡村聚落演化与不同地理要素的空间关联性及其增减变化的空间自相关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江苏乡村聚落变化呈现出"减少面广、增加集聚"的典型特征,乡村聚落增减变化的密度表现出沿江沿海的轴线走向;县域单元乡村聚落以不规则分布为主且差异较为显著,苏南地区乡村聚落形态规整度整体相对更优;乡村聚落增减变化在道路、水源和城镇可达性时间大于60 min范围内聚落增减规模比例最大,但在整体上并未呈现出明显的地理空间可达性指向,乡村聚落变化更多以农户自组织方式进行;江苏大多县域乡村聚落变化处于不显著的随机状态,南京市是乡村聚落增减变化的典型冷热点区,而南通市则是乡村聚落增加热点区。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社会经济转型期乡村聚落演化的时空关系与农户决策行为,促进乡村聚落布局优化和空间有序重构。     

聚落景观粒度空间转换响应及机理分析

聚落景观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聚集场所,体现人类空间活动强度,揭示人类活动与景观形成与演化的机制。借助ArcGIS平台和Fragstats软件,设定空间粒度30,100,250,500,1 000 m,以RMA（面积最大值法）和RCC（中心属性值法）为原则进行转换,研究聚落景观分布格局空间粒度转换以及机理。结果显示:（1）RMA法生成数据各景观类型的面积相对误差较大,特别是当粒度为1 000 m时交通用地消失,RCC法在空间粒度转换中的面积相对误差较小,并且是随机的。（2）斑块面积结构和空间邻接的景观类型决定空间粒度转换中的聚落景观格局。（3）聚落景观方面,斑块数量、斑块密度以及聚集度指数下降,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维数上升,最大斑块指数先上升后下降,表现出随着粒度增加,小斑块逐渐被聚落景观较大斑块融入,斑块破碎化降低、斑块面积扩大并趋于成片成团等特征,使得聚落景观的斑块连片程度以及优势度提升。（4）聚落景观格局变化表明RMA法突出整体分布规律,RCC法突出聚落景观的空间分布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