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农田生态环境保育补偿标准测算

 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武汉市农田生态环境保育的受益、保育方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分析估算出受访者对武汉市农田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对366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表明:1)居民普遍认识到了保育农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在对农药、化肥不同程度限制施用下,82.12%的受访市民对农田生态环境保育有支付意愿,74.45%的受访农户有受偿意愿;2)当化肥、农药施用在不同限制强度下,市民对农田生态环境保育的支付意愿和农户的受偿意愿均随着限制程度的增强而提高,市民对农田生态环境保育的补偿意愿为3 351.53～7 277.25元/hm2,农户的受偿意愿为3 866.55～7624.43元/hm2;3)市民支付意愿的高低与其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食品开支比例呈相关关系,农户的受偿意愿高低与其性别、年龄、从事农业年限和是否兼业相关。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武汉市农田生态补偿标准估算

以武汉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采用意愿调查法,测算以农户最低受偿意愿为出发点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对182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表明,(1)武汉市农民普遍认识到了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74.45%的受访农户有正的受偿意愿。(2)在对农药、化肥进行不同程度限制施用下,农户的受偿率随着农药、化肥限制程度的增强而降低,受访农户的受偿率在69.66%～85.25%。农户对农田生态环境的最低受偿意愿随着农药、化肥限制程度的增强而提高,8种不同方式下农户的受偿意愿在3 866.55～7 624.43元/hm2,并且同等限制程度下,农户对农药的受偿意愿高于对化肥的受偿意愿。(3)农户的受偿意愿的高低与其性别、年龄、从事农业年限和是否兼业相关。     

传统地区稻田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 以云南哈尼梯田为例

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基于农户的受偿意愿以及政府对补偿资金的投入产出分析构建了稻田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框架。其次,以云南哈尼梯田稻鱼共作的稻田系统为例,计算了哈尼梯田地区农户放弃一定程度化肥、农药施用的受偿意愿,并评估了不同化肥、农药限制施用条件下稻田所能供给的生态系统价值,最后基于政策有效性目标构建了哈尼梯田地区稻田生态补偿的动态标准。结果表明:在化肥、农药施用的不同限制条件下,农户的受偿意愿与限制标准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接受政府直接补贴形式的补偿意愿为每年3 727～8 732元.hm 2,接受市场调控下稻米价格上涨的幅度为1.25～2.45元.kg 1。因此,以稻田养鱼减半化肥用量并不施用农药为例,初始时稻米价格未能提高,政府需要补偿农户7 462元.hm 2,但生态环境收益仅为7 447元.hm 2;当稻米价格提高1元.kg 1时,政府只需要补偿农户7 112元.hm 2,此时政府的投入盈余335元.hm 2。     

农户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利用对武汉市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以农户＂是否愿意减少化肥农药的施用量＂来衡量农户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意愿的指标,运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愿意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农户具有以下特征：女性居多,家庭农业收入比例较高,家庭人口数较少,农田质量高,灌溉设施好,区位条件优,对环境关注程度高,认为施用化肥对环境造成危害和迫切希望尽快治理环境。（2）农户参与农田生态环境保护的意愿与性别、农业收入比例、环境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与家庭人口数、灌溉条件、土地区位、施用化肥状况对环境有害认知呈显著负相关。提出加大农田生态环境的宣传力度,开展农田整治工作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等措施,增强农户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意愿。     

基于果农受偿意愿的绿肥种植生态补偿标准探讨

为探讨果农绿肥种植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以效用理论为指导,运用生态补偿理论,依托陕西省423份果农绿肥种植样本,构建果农受偿意愿的效用函数,测定果农绿肥种植的生态补偿标准,并通过Binary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果农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绿肥种植生态补偿标准参数估计结果为2 611.80$·hm~(-2),非参数估计结果为3 660.75$·hm~(-2),两个数值作为陕西省果园绿肥种植生态补偿标准的动态调整区间。调研结果显示,约有77%的果农倾向于在果园种植绿肥,但是具有不同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认知水平的果农会表现出不同的绿肥种植意愿。回归分析表明,在陕西果农绿肥种植中,果农的个人禀赋以及家庭生产经营特征对受偿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村干部建议、果农对绿肥的认知和果农对国家绿肥产业政策的认知是主要影响因素,政策认知中种植补贴是农户绿肥种植的根本动因。基于上述结论,建议绿肥种植的大力推行首先应尊重果农意愿,其次应确定适当的生态补偿标准,建立管控与激励相结合的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制度。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应用的补偿机制实证研究——以云南省大理州洱源县农户调查为例

以云南省大理州洱源县农户调查为例,开展农户对于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的补偿意愿实证研究。研究采用意愿价值评估法,在假设政府提供补偿的前提下进行农户问卷调查,获得农户对于采用不同农业清洁技术的受偿意愿数据,从而为制定相应的补偿政策提供依据。首先,分析了农户对于使用配方肥、秸秆还田及修建化粪池等3类清洁技术的采纳意愿;其次,明确了农户愿意接受的现金和实物2种补偿方式;第三,简单估算了农户采纳3类清洁技术希望获得的补偿标准;最后,调查了农户对于政府可能采取的推进清洁技术发展的配套政策的偏好程度。     

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的农业生态补偿意愿及支付水平评估——以甘肃省永登县为例

[目的]揭示甘肃省永登县农户对农业生态补偿的意愿及支付水平,为政府未来进行相关农业生态建设提供依据。[方法]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永登县的农业生态补偿农户意愿和支付水平进行分析。[结果](1)永登县农户生态认知和补偿意愿较好。(2)农户愿意进行补偿的人数达到调查总人数的87.76%,农业生态补偿支付水平均值达到人均52.11元/a。(3)影响农户进行农业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重要性程度依次为:受教育程度人均年纯收入生态环境的重要程度对自己的影响程度外出打工天数环境关注度是否治理年龄地理区位。[结论]永登县农户的农业生态补偿意愿强烈,支付水平符合实际情况,受个人认知和人均收入影响明显。     

玉米秸秆还田技术支付与受偿意愿差异性研究——以保定市徐水区农户调查为例

如何揭示秸秆还田技术实践中利益相关者生态补偿的真实意愿,不但是技术外部性测度研究的难点问题,也是提高农业补偿政策准确性与效能的有效途径。以往的研究较多地采用农田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价值量估算技术产生的外部性价值,由于未充分考虑环境利益双方量价关系的均衡,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往往受到质疑。鉴于此,本研究首先厘清主体关系,农户是生产技术的实践者和环境保护参与者,理应成为技术进步的受益者。因而,技术外部性测度应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利益。其次,确定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国际通用的意愿价值评估法(CVM),引导获取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502户受访者采纳秸秆还田技术的支付意愿(WTP)和受偿意愿(WTA);结合多元对数线性模型估计法,估算受访者应用秸秆还田技术主要机械成本(包括秸秆粉碎及旋耕费用)的最大WTP值和最小WTA值。结果表明:WTP的期望值为38.23元×户~(-1)×a~(-1),WTA的期望值为137.52元×户~(-1)×a~(-1),WTA/WTP的比值为3.6倍。本文进一步剖析WTP与WTA差异性原因,运用回归模型分析两者差异性影响因素,其中:机械成本对差异性有显著正向影响,已成为影响玉米秸秆还田推广的重要决定因素;劳动力比率、信息来源、灌溉成本和收割方式等4个因素与差异性均产生负向关联。可见,在大力推广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进程中,机械成本上涨部分抵消了国家惠农政策补贴的效果,导致农户参与秸秆还田积极性并不高。因此,决策部门及时跟进技术价值评估工作,建立针对农户的直接补偿机制,是从根源上解决技术外部性内部化问题的有效途径。     

农户休耕意愿与不同模式的补偿标准——以太行山北麓平原、黑龙港地区为例

农户是耕地利用主体,研究其视角下的休耕意愿和不同模式的受偿标准,对政策推行有实际意义。以太行山北麓平原、黑龙港地区为例,调研走访农户分别得到81份和148份有效问卷,通过统计分析、机会成本法和受偿意愿法等,研究了农户休耕意愿和不同模式的补偿标准。结果表明:（1）超过50%受访农户休耕意愿依补偿而定,两区域调整种植结构模式的接受度均高于减少灌溉次数模式。考虑到粮食安全,黑龙港地区调整为种植春玉米,水资源补给性较好的太行山北麓平原实行减少灌溉次数方式;（2）不同模式下两区域农户受偿意愿值均高于机会成本值。建议种植春玉米时补偿标准为7 500元/hm²,减灌时太行山北麓平原、黑龙港地区补偿标准分别为灌溉1次下2 504.7元/hm²,2 126.4元/hm²,灌溉2次下1 252.35元/hm²,1 063.2元/hm²。本研究从农户视角对休耕政策进行了反馈,提出不同模式下的补偿标准,为休耕政策的具体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     

城镇居民对农田生态环境与农产品的需求及补偿意愿——基于消费视角的分析

研究城镇居民对农田生态环境及农产品的需求及补偿意愿,对改善农田生态环境及提高农产品的供给效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以武汉市居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搜集一手资料,运用SAS软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城镇居民对环境友好型农田生态环境的需求强烈,高达73.08%的受访居民对农田生态环境有正的补偿意愿;且居民对环境友好农田生态环境的补偿意愿与化肥农药施用的限制标准呈正相关关系,补偿额度在3 000~8 000元.hm-2之间。(2)城镇居民对化肥农药施用在不同限制标准的环境友好型农产品有显著的需求偏好,且愿意支付一定的溢价去购买;当化肥农药施用量在不同限制标准下,受访居民支付的溢价率均为70%以上,溢价均值在0.76~1.82元.kg-1之间,价格溢出波动幅度为19.20%~46.20%。(3)城镇居民对环境友好农田生态环境的补偿意愿及农产品消费需求意愿主要受到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职业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安徽省省会经济圈水源地生态补偿环境调查分析

生态补偿已经成为当前全社会所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该文从水源地农村居民认知和态度的角度,调查皖西大别山水源地居民对安徽省省会经济圈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补偿标准、补偿后收入的变化、补偿方式的接受意愿。对352份的调查分析结果显示:76.3%的居民对主体功能区水资源的生态补偿政策配合、大力支持和倡导宣传。77.5%水源地居民认为水资源生态补偿标准由水费价格或经济发展水平而定,34.5%的水源地居民认为生态补偿政策实施会改善生活。生态补偿金多数用在投入农业生产方面。34.9%的农户认为生态补偿金应由省政府或经济圈机构来发放,38.9%的农户认为生态补偿金由经济圈内的受益企业和事业单位来支付。从生态补偿方式的意愿来看,67.7%的农户愿意通过技术培训满足外出打工需要或发展补偿产业。在对水源地生态补偿环境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对策。     

粮食主产区煤炭资源开发与农用地生态补偿机制

[目的]定量测算煤炭资源开采对农用地生态环境影响,构建矿产资源开发与农用地生态补偿新机制。[方法]以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区鸡西市东山煤矿为例,采用市场价值法、排污费及机会成本法。[结果](1)煤炭资源开发直接影响农用地完整性及粮食生产,间接影响生态环境及矿区居民健康。(2)资源开发企业造成生态损失由破坏及受益企业承担补偿,不明确破坏主体及历史遗留矿山生态环境损害由政府作为生态补偿主体;矿产资源开发对现代农业产区水土资源造成长期及不可逆转性的生态环境损害,土地整理复垦及高标准农田建设是粮食主产区重要补偿客体,生态环境治理区及矿区居民也是补偿客体。(3)鸡西市东山煤矿开采与农用地生态补偿为947.20万元/a,补偿标准为煤炭产值的2.92%。(4)政府以财政转移支付作为生态补偿方式,矿产开发企业以资源开采与农业生态补偿标准形成保证金制度,保证履行生态治理义务。[结论]粮食主产区煤炭资源开发与农用地生态补偿机制应构建以受益企业及政府为补偿主体、土地整理复垦及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生态环境治理区及矿区居民为补偿客体,测算煤炭开发对农用地的直接及间接影响作为补偿标准,建立多元化的补偿方式。     

基于耕地非市场价值的三峡库区消落带生态休耕补偿标准研究

[目的]对三峡库区消落带耕地非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生态休耕经济补偿标准的厘定提供参考。[方法]通过双边界二分式CVM法开展评估和分析。[结果](1)受访者基本可以构建起CVM假想市场,问卷理解度调查显示受访者的理解度达84.73%,调查可信度较高。(2)受访者支付意愿存在较大差异,农户愿意支付率达到75.65%,城镇居民愿意支付率仅占到64.80%。(3)Probit回归模型与Logit回归模型分析表明,收入状况是影响受访者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结论]以受访者单位耕地支付意愿1 516.76元/(hm~2·a)作为该区的生态休耕经济补偿标准,则所涉及的三峡库区9区县消落带耕地的非市场价值约为30.15亿元。     

土地用途管制框架下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四川省成都市和湖北省武汉市2个典型区域的比较

[目的]探讨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区域差异及其受土地用途管制的影响,为更好引导农户合理利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及完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提供借鉴。[方法]以率先试点耕地保护基金的四川省成都市和尚未实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湖北省武汉市2个典型城市的43个村庄433名受访农民为例,利用非参数检验及回归模型分别从土地利用意愿、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强度和土地保护程度4方面探讨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基本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1)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呈现出农地利用意愿较低,倾向兼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单位农地投资强度较低,农地利用效率呈两极分化且忽视农田环境保护的特点。(2)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成都受访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较武汉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高12.61%。(3)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土地用途管制程度及区域因素均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有显著影响。[结论]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呈现两极分化,且其受农户个体及地域差异显著影响。     

环境规制下农户感知对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意愿的影响

为提高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意愿,改善农村生态环境,顺应农民对美好人居环境的期待,本文基于河南、山东、四川、黑龙江4省693个农户的调研数据,建立多元有序Logistics模型,研究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价值与技能感知、成本收益感知与市场回收条件感知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并引入环境规制政策作为调节变量,分析了环境规制政策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感知-参与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能感知、成本感知、与回收渠道间的距离感知、回收渠道稳定性感知,均显著地影响其参与意愿;其中,农户技能感知和回收渠道稳定性感知对其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引导型规制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前景感知与技能感知-参与意愿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约束型规制对农户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重要性感知、回收渠道稳定性感知-参与意愿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激励型规制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前景感知与技能感知、收益感知、回收渠道稳定性感知-参与意愿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对与回收渠道间的距离感知-参与意愿关系存在显著负向调节效应。建议加强技术培训、增设更多补贴款项、健全农业废弃物回收机制,提高农户参与意愿,充分发挥3种规制政策的互补作用,不断调整优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策,持续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农牧民对禁牧政策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以宁夏自治区盐池县为例,调查了农牧民对封育禁牧政策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调查结果表明,92.4%的受访者认为封育禁牧政策对恢复草原生态成效显著,草原生态环境得到改善,78.0%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禁牧政策,但同时有42.6%的受访者表示禁牧对其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高达81.8%的受访农牧民认为存在偷牧现象。调查结果也揭示出当前封育禁牧政策对政策参与者切身利益关注不足,增加了弱势群体(受教育程度低,收入少,生存条件差,老年人群、妇女等)的生存风险,政策制定过程中农牧民参与度不够,后续配套政策措施不完善,跟进不及时等现实问题,影响了实施效果。建议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当地居民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发展地区优势产业,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的综合可持续发展。     

生态补偿标准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以云南省红河县哈尼稻作梯田为例

设计和制定针对农田面源污染的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有效促进农田环境治理与保护。但补偿政策的效果如何,取决于农户对政策的接受程度、响应情况和实施力度。为研究不同的生态补偿标准对优化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本文以中国云南省哈尼稻作梯田为例,将农户分为高、低海拔两个小组,建立农户多目标生产决策模型,通过设定不同补偿标准,对农户生产行为进行预测,分析了不同补偿标准对农户种植决策和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态补偿激发了农户的农业生产热情,农户倾向选择更为复杂但收益更高的种植结构。随着生态补偿标准的提高,农户的种植决策对标准的敏感性逐渐降低;同时高海拔组对标准的敏感性高于低海拔组,其种植结构变化的幅度也明显高于低海拔组,其化肥农药投入强度的削减幅度大于低海拔组。当生态补偿标准达到3 000元·hm~(–2)时,水稻、玉米、套种大豆、套种玉米的面积比分别为60%、4%、18%、18%,化肥农药分别减少37%、49%、37%、44%。生态补偿标准通过改变农户的种植决策和化学品投入,最终对农户的收入产生影响:高海拔组,随补偿标准的提高,农户总收益先降后升,当补偿标准为1650元·hm~(–2)时,收益到达拐点;当生态补偿标准超过1 650元·hm~(–2)时,不仅能达到农户减施化肥农药的效果,也能保障农户的收益。但低海拔组,随补偿标准的提高,水稻、单作玉米、玉米套种大豆的总收益持续下降,农药化肥减施对总收益的影响较大,农户对生态补偿的响应也较低。总之,生态补偿对农户生产行为有明显影响,且此影响与生产环境相关。     

构建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关键问题——基于河南滑县473份农户调研数据

建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是当前落实耕地保护政策的重要举措。为了科学合理地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论文从农户认知视角出发,结合河南滑县473份的农户调研数据,运用数据统计分析方法,重点围绕实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必要性、补偿依据、补偿标准、补偿周期、补偿资金发放方式、受偿主体、支付主体、资金管理主体和监督主体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耕地保护的认知度较高;在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设计中,尽管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的认知程度较低,但对实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必要性认知度较高。补偿周期应以年为单位。补偿依据应以耕地面积为准;在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方面,若考虑耕地质量差异,高、中、低等地补偿标准分别为5 446.43元·hm~(-2)·a~(-1)、4 910.71元·hm~(-2)·a~(-1)、4 481.71元·hm~(-2)·a~(-1);反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为5 209.92元·hm~(-2)·a~(-1)。受偿主体为农户,补偿资金应全部发放给农户,支付主体与管理主体均为中央政府。最后,提出应积极建立健全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相关制度和政策,提高实际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应组建实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组织机构,加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资金筹集、使用及管理;加大耕地保护宣传等建议。     

基于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会仙岩溶湿地生态补偿研究

借鉴条件调查法（CVM）中有关受偿意愿（WTA）和支付意愿（WTP）的基本原理及调查方法,调查了解会仙湿地周边居民的生态受偿意愿和桂林市市区居民对会仙湿地的生态支付意愿。运用市场价值法、影子价格法、替代花费法、条件价值法等方法对湿地生态系统的主要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核算。结果表明:（1） 会仙岩溶湿地生态服务价值为512 484 929.2元/年,平均39 180元/（hm²·a）;（2） 适宜的生态补偿值为16 144.5元/（hm²·a）。（3） 适宜的生态补偿的方式应该为现金补偿、政策补偿和智力和技术补偿。     

后退耕还林时期生态补偿政策问题浅析

退耕还林就是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出发,将易造成水土流失的坡耕地退耕还林,具有群众参与广、投资高、覆盖面多、见效周期长的特点。要扎实推进退耕还林政策实施,须重视对退耕农户的生态补偿问题,不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高补偿的公平性、针对性与效率性。分析我国后退耕还林时期的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对措施: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切忌采用"一刀切"标准;实行与市场接轨的补偿制度;明确退耕还林生态受益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