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前期新儒学对书院发展的影响探析

南宋统治者为稳固其统治,通过政治打击、科举等手段频繁“禁学”,使新儒家的政治地位边缘化。而新儒家为获得发展空间,选择书院作为研究与讲学的基地,不仅书院的数量明显增加,而且书院也从官学的替代机构向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儒学传播的机构转变。不少信仰新儒学的书院生徒通过科举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为新儒学的合法化提供了更坚实的政治基础。“嘉定更化”之后,随着新儒家地位的巩固,书院不仅得到了新儒家的重视,而且逐渐为官方认可。     

东亚世界与东亚农业——第11届东亚农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11届东亚农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9月17日至22日在日本北海道网走市东京农业大学分校召开。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南京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北海道大学、东京农业大学、韩国农史学会、农业振兴厅、江原大学等单位的50多位代表出席了此次盛会。     

湖南的书院学研究

书院学是一门正在形成过程中的综合性专门学科。着重概述湖南地区书院学研究概况 ,介绍了 90年代的主要学术成果 ,并指出这一时期书院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儒学诠释的平民化:明代书院讲学的新特点

沉寂近百年之后,明代书院重兴,面向平民成为其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城镇官府书院向平民百姓开放,乡村书院大量出现,山林布衣、乡村长者、普通百姓、佛教僧侣都可以进院听讲,甚至登堂讲说。这是宋元时期罕见的现象。书院讲学以化民成俗为主要目的,讲求日用百姓之学,服务于乡村民众的文化建设,出现了儒学诠释的平民化倾向。书院讲学的平民化,促进了文化学术的下移,也使教育与学术发展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儒家祭祀文化与东亚书院建筑的仪式空间

祭祀文化是儒家礼制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祭祀是书院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韩两国的书院都有祭祀的建筑以及相应的仪式空间。东亚书院祭祀建筑的布局有着严格的规矩,遵照传统礼制思想中的方位观念。因礼仪交往行为中的宾主位置关系形成了古代建筑(包括书院建筑)中的东西阶制度。     

中印丝路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中印丝路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印丝路文化交流、中印丝路景观变迁、佛教文物艺术研究等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独到的视野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多元集纳，互动创新，让我们受益匪浅。会议上，专家学者们最新研究成果质量之高、对西域文化的兴趣之浓厚．都远超我们的预料。可以说，这次的学术研讨会，不仅增进了我校同中华佛学研究所、法鼓佛教学院等与会单位的友谊，也促进了大家学术经验和科研成果的传播和交流；不仅推动了关于法显、玄奘、义净等大师西行的文化交流研究，也拓展了我们在西域文化研究方面的领域和手段。     

"日本书院"的研究现状与课题

分析了“日本书院”的教育特征,无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学习,是为了教育,认为藩校、乡校、塾、诗子屋等近代化教育前人机构为书院,简素书院即为现代书院教育,并概述了日本近代化后的书院教育。     

“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2016年6月5-6日,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主办的“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在岳麓书院举行,会议共收到论文45篇,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四库学研究的历史、《四库全书》的编纂、《四库总目》与学术、《四库总目》的考证与纠谬补缺及四库学的问题作了深入讨论。     

朱熹与白鹿洞书院的复兴(1179-1181)

本文讨论朱熹任南康军知军期间兴复白鹿洞书院的活动。认为单从修复的成就看,影响相对很小,它是南宋书院发展中一个很重要也很引人注目的部分,但它不论是作为新儒家的书院或是北宋的书院,都绝对没有起到领头的作用。从长远看,白鹿洞书院修复之所以声誉巨大,更多的要归功于象征意义而不是历史,因为是朱熹的介入以及他的《教条》才使得它成为新儒学书院的一个有力象征。     

科举学与书院学的参照互动

科举与书院在中国近代均遭受了彻底被否定的共同命运,但两者都有重大的历史价值。科举学与书院学都属于传统文化领域的专学,也都需要进行理论的建构。科举学与书院学不仅可以互相参照,而且具有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科举学可以为书院学提供学术借鉴和理论支撑,而书院学能扩大科举学的研究领域和丰富其内容。科举学与书院学的研究可以为现代考试改革和学校教育提供历史借鉴。     

《白鹿洞书院揭示》与江户儒学

日本的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 年)是一个儒学日本化的全盛时期,也是一个教育勃兴的时期。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通过多种途径传到了日本。藤树书院是日本最早的书院,其学规几乎全盘照录揭示。以山崎斋著《白鹿洞书院揭示集注》及《白鹿洞书院集注序》为契机,儒学者开启研究和传播《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潮流,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考察当时的儒学者们如何理解与接受这篇学规,不仅有助于了解它给江户时代学校教育带来的深刻影响,同时也给研究同时期日本接受与发展朱子学等儒家思想提供了依据。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与展望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政府既要在发展速度和规模上对新的竞争格局进行调整,又面临着如何在各国间和国内更均衡地分享地区和全球贸易收益的挑战.目前,东亚区域内的一体化合作近年迅速发展,是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的实际经济领域合作和以东盟 中日韩框架为依托,以清迈协议为标志的货币金融领域合作.     

韩国书院的历史与书院志的编纂

中韩两国书院的发展历史与文化功能有很大的差异,受其影响,两国书院志的编写体例也不一样。韩国书院志的编纂始于16世纪中期的《竹溪志》的编纂。《竹溪志》的体例是以与书院有关的记录为中心的。而17世纪的《西岳志》和《庐江志》逐渐趋向于以人物为中心。18、19世纪的书院志则主要收录了许多为祭享人物辩护的内容。     

范仲淹的庆历兴学与书院教育

范仲淹在创通经义、革新政令与书院讲学三个方面,奠定了宋学的学术精神。特别是他推动的庆历兴学与书院教育,使他成为宋学的开创者、奠基人。范仲淹对书院教育的推动,主要表现在他与睢阳书院的学缘关系及在睢阳书院的教学活动。     

论清代科举考试内容对书院教学的影响

科举考试内容主要通过考题表现出来,清代乡试、会试考题涵盖了儒家经典、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书院作为清代承担教学功能的主要机构,其教学活动受到科举考试内容的深刻影响,并通过卓有成效的教学活动为科举服务,作为清代省城书院的岳麓书院亦是如此,她因此成为湖南科举及第率最高的教育机构。     

基于昆虫区系的中国东部古北、东洋两界的分界

关于中国东部古北、东洋昆虫区系分界线的争论已持续100多年。以109科20,330种昆虫作为大样本。用数理统计和直接对比的方法证实了,伏牛山．淮河是古北成分和东洋成分比例发生突变的“拐点”,把这裹作为分界绕,和当前的中国动物地理区划及中国昆虫地理区划相同。但东亚成分作为中国昆虫的主体,它的归属至关重要。由于其分布区域主要在西南区、华中区、台湾省、华北区、青藏区以及日本、朝鲜半岛,属于亚热带和温带,因此归属于古北成分较为合理。这样古北、东洋两界的分界线就南移到北纬25°即广东省北部的南岭一带。十分巧合的是这条界践和世界植物区系分区及中国植物区系分区关于两大区的分界织十分相似。考虑到昆虫除极少数类群,如食毛目、虱目、蚤目外,绝大多数昆虫种类和植物有高度生态依存性,因此昆虫和植物两条分界线相似,应该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     

吴江东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足迹分析

可持续发展定量测度的核心内容是确定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与生态环境胁迫程度是否处于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范围之内。采用目前国内外广泛使用的生态足迹方法,对吴江东部地区2000~2003年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测度,并进行了生态足迹的多样性和发展能力的测算。结果表明,吴江东部地区人均生态足迹与人均生态赤字逐年提高,说明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不可持续状态;单位生态足迹产值逐年提高,说明资源的总体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生态足迹的多样性和发展能力指数不断提高,说明各类用地的比例有趋于平衡的趋势。